参考消息网9月26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24日发表题为《美国梦的痛楚》的署名文章，作者阿伦·布莱克在文章中称，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说，美国梦要么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曾经存在过但已不复存在了。
民调显示，只有42%的人坚持美国梦的观念——宽松地定义为努力工作的人就能获得成功。这是自2010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点，比2012年低了11个百分点（尽管与2011年相比没有显著下降）。
这与3年前相比虽不是巨大的改变，但仍创了新低。这也不是第一个显示美国人对美国梦这个概念——以及他们国家的经济前景（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不再迷恋的民调。
6月份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民调显示，59%的美国人说美国梦是无法实现的——这是1996年以来最糟的数字。同时麦克拉奇报业公司和马里斯特学院2月份的民调显示，80%的人表示，与以前相比，实现美国梦更难了。只有31%的人表示，努力工作的人更有机会改变生活。
实际上，对美国梦进行民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在美国是大事，毕竟它是询问美国人对经济真实看法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几乎所有民调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示美国梦正在经历低潮。
但是，在你将这种下滑归因于对奥巴马总统及其领导非常不满的共和党之前，想想这个：与民主党相比（33%），共和党更加可能相信美国梦（55%）。例如，2012年报告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相信的比例分别为60%和50%。因此这种差距主要来自民主党。
这提醒人们，尽管经济显示出改善的迹象，但悲观主义者依然存在，实际上似乎还增加了。
【延伸阅读】独家：“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参考消息网9月22日报道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用如今“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美国梦”风光不再
但如今“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的书，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唐纳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尔，他们俩是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15%。他认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中国梦”势头强劲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谁出卖了“美国梦”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给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避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来描述。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
或酝酿更大危机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是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长达2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149%，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其余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又一个难题。（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
（2014-09-22 09:44:31）
【延伸阅读】美媒称美国梦只是个幻想
参考消息网9月5日报道 外媒称，各国间的廉价交通和巨大的收入差距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目前世界各地有2.3亿人没有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其中有4600万人生活在美国。意料之中的是，移民往往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在全世界最富裕的18个国家，移民构成了总人口的16%。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8月26日刊发题为《美国梦是个幻想：移民与不平等》的文章称，富国的决策者往往把移民视作难题，但是个可以解决的难题。之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给移民和移入国都带来了好处。1914年之前来到美国的大批移民都迅速融合，并且促进了经济繁荣。同样，自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成功吸纳了大批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背景的移民。
不过，如果以为这些经验适用于所有移民，那就错了。
同化难度远超想象
人们往往误解了早期移民成功实现同化的现象。不错，他们在一两代人之间设法实现了收入、教育和财富与原住人口的平等。许多人基于这一经验，以为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率必定会很高，因此，任何移民群体都很可能会快速实现同化。
不过，最近的证据表明，社会流动率其实极低。地位高和地位低家庭的后代达到平均水平需要7～10代人。因此，在现代瑞典，18世纪贵族的后代300年后在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当中仍然占有过高比例，他们当中包括医生、律师、富翁、瑞典皇家学院成员。在英国，1800年前后送孩子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家庭的后代上顶尖大学的可能性仍然是普通人的4倍。社会流动率相对不太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在政府积极出手扶助弱势家庭子女的瑞典等国家，流动率并不比相对无所作为的美国更高。现代瑞典的流动率也并不比18世纪的瑞典或中世纪的英国更高。
从历史上看，抵达时社会地位较低的移民群体比较难以实现同化。有着法国背景的移民抵达美国后的情况就是个例子。第一批此类移民是殖民时代到来的。他们的后代大多集中在路易斯安那附近和美国东北部。另一个群体20世纪20年代来自加拿大法语区，定居在美国东北部。不过，尽管这些法裔人口在美国生活了数代，地位却仍然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
法裔人口在美国遭遇的问题与美国社会政策无关。与他们有着相同信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受到了更公开的歧视，但却同化得比较充分。相反，问题在于来到美国的法裔人口主要来自阿卡迪亚和魁北克的下层阶级。数代以来，这种低社会地位的影响挥之不去，即便法裔人口与其他移民群体的后代广泛通婚也无济于事。
社会地位难以改变
证据表明，移民群体往往会保持他们到来时的社会地位。比较新近抵达美国的移民也是如此。由于签证限制的缘故，某些移民群体只要证明自己具备美国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就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例如，进入美国的非洲人、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菲律宾人、印度人、伊朗人和韩国人都出生于家乡的较高阶层。在美国，他们的社会地位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出于各种原因，进入美国时没有受到同样限制的群体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且从此始终难以提高地位。
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欧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和瑞士实施了外籍工人项目，招募非熟练工人从事基本的工厂工作。这些工人往往来自土耳其的贫困农村地区。如今，这些土耳其移民的子女的语言和数学考试成绩都不如原住人口，这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可靠标志。因此，父母的低地位在他们的移入国得到了再现。
美国面临严峻挑战
有鉴于美国当前的移民模式，华盛顿面临严峻的政策挑战。抵达美国的移民有2/5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拉美裔如今占到美国儿童总数的22%；到2050年时，预计这一比例将达到39%。不过，拉美裔（哪怕是出生在美国）的地位始终很低。
这也许不应该令人吃惊，因为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移民往往是从本国人口当中择劣选出的，往往是在本国陷入经济困境、宁可作为非法移民在美国生活的人口。后果十分严重：毫无疑问，移民正在使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加剧。
如果华盛顿想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手段。为了避免未来数代出现一个严重贫困和缺乏教育的拉美裔底层阶级，美国应该考虑实行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拉美移民的政策。就能在未来几代提高拉美裔人口的总体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美国较高社会地位群体中的份额。
在社会流动率方面，美国并不是例外。美国无法对任何社会的弱势人口施展特殊魔法，以改变他们的人生际遇。事实上，美国梦始终是个幻想。盲目追求这个梦想只会导致未来充满严峻的社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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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纽约，2014年7月2日，一名新移民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公民入籍仪式上宣誓。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2014-09-05 11:41:28）
【延伸阅读】美媒：黑人青年之死与消逝的美国梦
参考消息网8月21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9日发表了题为《黑人青年之死与消逝的美国梦》的文章，文章作者为阿莉莎·罗森堡，原文内容如下：
自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警官达伦·威尔逊枪杀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布朗后，警方和抗议者每晚都爆发严重冲突，这令我想到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不久前就美国种族和犯罪问题所写的一篇文章。格拉德韦尔指出，某些治安政策不但没有把人们团结在更有活力的社区周围，而是让美国社会更加支离破碎。
“19世纪中期到后期，美国东北部城市的有组织犯罪由爱尔兰黑帮一统天下，接下来是犹太黑帮，接下来是意大利人。”格拉德韦尔写道，“所谓‘危梯’和‘家族产业’的观点即是，在某些环境下，犯罪活动并不是叛逆，不是对合法社会的拒绝，而是希望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但是，格拉德韦尔解释道，在欧洲移民群体融入干净合法的经济圈之后，他们就踢倒或是抽走了梯子。
执法者曾经对能洗白为合法业务的早期犯罪团体表现了容忍，但后来“警方向当地男性大面积下达逮捕令：有些是涉嫌犯罪的逮捕令，但是更多是因未能出庭或没有交付法庭费用而发放的逮捕令，或是违反缓刑或假释规定而发放的逮捕令”。
这种治安政策不单单把这些有机会改过自新的有色年轻人拒之门外，而且令他们融入经济社会的道路分外艰难。
当我们说起美国梦的包容性，我们一般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寻求美国梦。但是格拉德韦尔对“危梯”观点的阐述和迈克·布朗之死却为我们的想法提供了重要的修正。
如果我们认为因为人和人不同，有些人更堕落，因此只能爬升那种摇摇欲坠的“危梯”，那么我们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团体。而且我们在拒绝给人更可接受的上进机会之前，必须要三思而行。
密苏里州的执法人员暗示说，迈克·布朗被枪杀前不久曾从商店里偷了一些雪茄，似乎这个行为令他随后被杀有了逻辑依据。即使他真的偷了雪茄，但如果这种小偷小摸就成了一个人一辈子的污点，剥夺了他本应上大学的机会，更不用说成为他被杀的借口，那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拒绝一个人的公民权和对美国梦的永恒追寻，这是愚蠢和严苛的，一点也不美国。
这也难怪“危梯”的概念为何在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在银幕之下的现实生活中，对有色人种开放的阶梯越来越少，这是美国理想的衰落。而这只是我们早在迈克·布朗之死前就应当觉得不可容忍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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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弗格森民众在游行中高举双手，抗议黑人青年布朗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遭警察射杀。
（2014-08-21 09:58:43）
【延伸阅读】华盛顿邮报：美国梦的信心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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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1年，在美国纽约华尔街附近的广场，一名示威者高举写着“工作是一种权利，资本主义行不通”的标语牌抗议。（资料图片）新华社记者曾虎摄
参考消息网8月15日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8月12日发表题为《美国人的乐观精神正在消亡》的文章称，这是美国梦的核心：坚信我们的孩子将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现在，这种信心已经不复存在。下坡路已经走了有一段时间，但《华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本月开展的联合调查给美国人乐观精神的丧失画上一个感叹号。
当问到“我们孩子这一辈人的生活是否会比我们过得好”时，高达76%的人说他们不抱这种乐观。只有21%的人给出肯定的答案。这是该调查有史以来最差的结果：2001年，乐观者和不乐观者的比例分别为49%和43%。
文章写道，仔细审视，情况甚至更糟——如果还可能更糟的话。我打电话给民主党人弗雷德·扬，这项调查是他与共和党人比尔·麦金塔夫共同开展的。扬告诉我，悲观情绪相当普遍。富人跟穷人同样悲观（比例分别为75%和73%）。悲观情绪超越财富、性别、种族、地区、年龄和意识形态。这个难以驾驭的国家被一种东西团结起来：对美国失去信心。
当然，人们的失望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复苏缓慢有关。这种悲观态度也不无道理：按某种尺度，千禧一代是美国历史上生活水平下降的第一代。但是，眼下经济正在显著好转，乐观态度却没有随之而来。
皮尤研究中心创始人兼总裁安德鲁·科胡特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收入不均一类的结构性问题。他指出，自2008年经济崩溃以来，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也比过去悲观了。
扬怀疑，还存在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此我也有同感：这是美国人对政治体系出了问题产生的反应，人们因此自然担心美国的衰落以及这个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不断削弱。扬告诉我：“身为美国人的一个标志就是，你相信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富裕。”他说，乐观态度的丧失“充分说明我们政治体系无力处理看来简单的问题，这给我们非常大的打击，使我们对未来忧心忡忡”。
（2014-08-15 11:04:47）
【延伸阅读】外媒：“美国梦”渐成“噩梦”？
参考消息网9月25日报道 外媒称，美国模式下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结果可以被简单总结如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爆发至今，美国富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控制大量财富，而其他人——尽管其生产率自1979年以来上升了40%——最好的情况是与30年前持平，更多的则是每况愈下。
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阿根廷南南网站9月23日报道称，被视为世界典范的美国经济模式运行得非常良好，这对于其他国家那些致力于在经济政策上达成多党共识的人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范本，这种模式帮助政府履行职责，保障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当然，这些都是对于富人们来说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另一番景象。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2009年至2012年间，美国获得的经济利益中有95%集中在占全国人口1%的最富裕人群手中。他的结论是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经济报告，“大萧条”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收益都集中到全国最富裕阶层手中。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在2009年结束以来，占人口5%的最富裕人群已经收回了损失，且2012年的收入已经与危机前持平。而占人口80%的底层民众的收入却比危机爆发前更低。此外，36年前的官方统计将11.6%的美国人定义为穷人，时至今日，以相同的方式统计出来的这一数字保守估计在15%左右，每5名儿童中就有一名生活在贫困中。
包括奥巴马及其各位前任在内的政治家们总是强调所谓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堡垒是中产阶级的卫士，但他们却在不断推行一些摧毁这个堡垒的政策。
就在近期，距“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已满5年，奥巴马坚称政府对华尔街和汽车工业的救助是其稳定经济和推动增长及就业的成功策略的一部分，尽管他承认国家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并愿意为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承担责任。
这场经济危机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丑闻，其中充斥着谎言、骗局和非法操作。没有一个参与制造了这场危机、摧毁了800万个工作岗位、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使贫困不断蔓延的官员和银行家承担任何责任。恰恰相反，他们面带笑容地享受着他们的“丰功伟绩”，还理直气壮地问：“谁说这个体制不行？”
施蒂格利茨最近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这样的贫富差距并非不可避免，这不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果。这是我们通过政策制造出来的。”此外，日益有更多的基础需求无法被满足，从基础设施到教育。
中产阶级不堪重负
另据英国《卫报》网站9月22日报道，当奥巴马准备谋求连任时，他手下的民调人员注意到，民众情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乐观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了——同时消失的，还有民众的兴奋与错觉。
奥巴马民调团队的重要成员乔尔·贝嫩森说：“关于‘美国梦’的语言，已经得不到同以前一样的响应了。一些实现‘美国梦’的标志，正在成为负担——贷款买房的代价太高；有两辆车的话，债务就更高了；再加上孩子上大学。这些贷款的成本，正在让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情绪变得矛盾起来。他们不确定，上大学到底值不值。”
这并非完全是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尽管衰退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期望的降低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原因在于，支撑“明天会更好”这一信念的，是人们相信，只要能够保证机会平等，贫富差距是可以容忍的。但这些年来，这两者都在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从2007年到201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足足丧失了一代人的财富，他们的经济状况与1992年时相当。与此同时，2010年，中产阶级男性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1964年的水平。美国工人的生产力仍在不断提高，美国企业仍在不断盈利。去年，企业盈利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问题在于，这些利润没有返还给美国人。
随着工资增长停滞和财富减少，生活成本暴涨。在过去10年里，家庭医疗保险成本增长了90%。过去5年里，除去通胀因素，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27%，私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13%。一个向来以思想超前为荣的国家，正在放任自己退步。
这种倒退的根源并不难找到。新经济学基金会的高级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韦说：“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去工业化。在西方，制造业过去曾为技术工人提供了薪资有保证的工作，但这些工作机会如今大都流向了新兴经济体。”
两党都认为金融去监管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为这种失望打下了基础。两党都在指责对方造成了这一切。谁都无能为力，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经济利益，也成就了这些政治家。
报道称，美国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成为一个低工资经济体，它的社会阶层的结构比其他国家更苛刻，它的中产阶级正在贫穷与不稳定之间摇摆。缺乏有效合理的工资薪酬体系，作为“美国梦”基石的职业伦理，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2013-09-25 11:1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