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情报显示非洲成为世界间谍活动新舞台

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2月26日报道 英媒披露一份机密情报文件称,非洲一跃成为21世纪间谍活动的重要舞台,南非则是其入口。一名外国现役情报官员说:“非洲如今是间谍黄金宝地。”
据英国《卫报》网站2月25日报道,随着争夺非洲资源的角逐愈演愈烈和中国经济地位大幅提升,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争夺非洲的新国际斗争中迅速扩大其军事势力和行动规模,非洲日益成为国际间谍活动的焦点。
情报官员们说,南非是地区强国和通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比勒陀利亚已成为非洲新密探行当的中心和全球间谍的目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与本报分享的泄露文件中有在比勒陀利亚工作的78名外国间谍的姓名、照片、地址和手机号码——还有被南非指认从事秘密工作的65名外国情报人员的信息。派出间谍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英国和塞内加尔等。
美国与其盟友法国和英国都是非洲大陆上主要的军事和外交力量。南非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来关注伊朗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尽管内部文件显示南非情报机构并没有将它们视为南非面临的主要威胁。一名情报界消息人士说:“美国人想要什么就能弄到什么。”
从伊斯兰圣战组织到窃取经济或技术信息,外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千差万别。中国一跃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角色之一,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在许多国家培养了强大的势力,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对燃料和资源的庞大胃口。
一份记录南非反间谍工作的文件(其日期为2009年12月)说,外国机构一直“疯狂运作以影响”南非的核能扩张计划,并指出美国和法国情报机构是主要角色。但由于“他们秘密行动的复杂程度”,让他们的活动“失效”是不可能的。
不过,南非情报机构认为,2007年佩林达巴核研究中心——南非在上世纪70年代研发核武器之地——被4名持枪且“技术精良的罪犯”闯入一事系他国间谍所为。当时,南非官员在公开场合轻描淡写地将此事称为入室盗窃。
据称,若干间谍机构曾对南非球床模块式核反应堆(PBMR)的进展表现出兴趣。该文件显示,盗窃和闯入PBMR设施疑似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竞争性项目”。文件还说,中国“目前领先一年……尽管他们是在PBMR启动几年后才开始的”。
在南非国家情报局(NIA)2009年10月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以色列据说“致力于包围和孤立苏丹,以及激化苏丹国内的叛乱活动”。这家南非间谍机构还说,以色列“早就热衷于利用非洲的矿产财富”,且“计划侵吞非洲的钻石到以色列加工,而以色列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钻石加工国了”。
这份报告还说,在以色列时任外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率领的访问团中,有多名成员促成了以色列人获得在非洲训练多个民兵组织的合同。
南非吸引各种敌对间谍机构的因素之一是其安全机构具有可渗透性。一份日期为2009年10月的南非情报文件《政府安全弱点》让人一窥其安保弱点,文件本身被标为机密最终却出现在泄露文件当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该文件说:“外国政府及其情报机构努力削弱南非政府并动摇其主权。持续缺少可接受的安全标准……增加了这一风险。”它列出的漏洞有:便携式电脑被盗、设施的封闭程度不足、对敏感机构中高官的审查有限、陆上通信线路和移动通讯缺少经过核准的加密标准、外国外交官全然无视现有规章、允许外国外交官轻易进出政府部门以及对申请敏感工作的外国人缺少适当的筛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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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非洲
【延伸阅读】美媒盘点中国与南部非洲关系:适应性政策获成功
参考消息网12月9日报道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11月25日发表题为《适应性参与:中国的南部非洲政策》的文章,作者为南非金山大学传媒学讲师、英文论坛“中非项目网站”的创始人之一科布斯·范斯塔登。文章称,如今,中国的投资和参与已经触及南非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基础设施、交通物流、贸易、制造业、农业和通信,当然还有资源开采。正因为这种参与的广泛性,评论人士常常会援引一些包涵甚广的观点,包括对于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臆断,然而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中方参与者不是简单地将中国的政策强加在非洲的现实之上,而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适应非洲的独特体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文章通过探讨中国与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这三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关系,为上述过程提供了实例。在简要介绍中国与三个国家的历史后,文章将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中国如何与非洲的三种执政模式互动,包括像莫桑比克这样名义上民主但政府机构孱弱的国家、像津巴布韦这样的专制政府以及像南非这样拥有强有力政府机构的老牌民主国家。最后,文章将跳出双边关系的框架,对中国如何参与地区和国际组织进行归纳总结。文章摘译如下:
中国参与南部非洲事务简史
·莫桑比克
中国与莫桑比克的关系要追溯到殖民地时代晚期,受到了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紧张关系的影响。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中国和苏联当时都支持最终获胜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解阵党)。在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不久,中国就与该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莫桑比克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受援国之一。
然而,虽然两国至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中国与莫桑比克的全面交往却曾因为该国在1978年至1992年陷入内战以及时任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倾向苏联而受阻。莫桑比克解阵党与中国共产党早在1988年就签署了新协议,但双边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获得新的动力,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之后。自从发现大量近海天然气储备并有望于2018年启动开采工作后,莫桑比克的经济前景显著好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与其他国家的许多企业和财团一道,参与开采这些天然气储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这些天然气出口的主要目的地,而此项贸易也可能使莫桑比克进一步融入新出现的东非与印度洋经济体系。
·津巴布韦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反殖民斗争期间。和在莫桑比克一样,中国与津巴布韦的交往曾受到中苏对立关系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在津巴布韦体现为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北京支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民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莫斯科对民盟主要竞争对手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支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会在独立斗争中脱颖而出,但民盟最终获胜,穆加贝当选总统,使得津巴布韦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长久的伙伴之一。随着津巴布韦与西方的关系恶化,特别是2000年该国针对白人农场主的强制性土地改革运动招致西方制裁后,中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
报道称,通过定期国事访问、公开的相互称赞以及军事合作等方式,北京与穆加贝领导的哈拉雷政府一直保持着政治关系。不过研究员阿比奥登·阿朗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似乎正在为后穆加贝时代做准备,一面讨好穆加贝在民盟内部的候选接班人,一面向反对派政客献殷勤。此外,中国拒绝遵循针对穆加贝的制裁措施,也使中国企业在该国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非
虽然中国人移民南非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现代南非的官方政府关系却相对较晚,这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一直与台湾保持着关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克里斯·奥尔登和吴玉山(音)曾指出,南非民主化之后,曼德拉政府在试图通过磋商与双方都建立关系未果后,才转而宣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与中国建交后,南非很快成为中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在现任总统祖马领导下,这种伙伴关系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推动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之后。中国与南非的经济联系已经远远超出采掘业的范畴。中国的汽车和电器制造企业在南非设立了大型组装工厂;中国和南非的电信公司建立了复杂的协作关系;约翰内斯堡成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市场的一个主要物流港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日益密切的关系也增进了上述联系。这种关系有时也会引发争议,比如南非政府曾拒绝达赖喇嘛的数次签证申请,被认为是受到了中国直接或间接的压力。
中国与这三个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关系,而它作为经济和政治伙伴的重要地位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显著提升的。历史联系以一些复杂的方式同时促进和限制了它们的关系。苏联在该地区日渐式微之后,中国曾设法利用历史联系在当地建立了新的关系。虽然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仍很重要,但它们必须被放到中国作为非洲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矿产原料买家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崛起为新的经济中心,构成了它在非洲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基础,可能也使得穆加贝这样的人物更容易反抗来自西方的压力。
非洲的统治如何影响中国的参与
在有关中国的参与对非洲的统治是有利还是有弊的争论中,非洲政府本身在形成这种互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常常被忽视。但实际情况是,不管在非洲碰上哪种体制的政府,中国往往都会加以适应,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南非等例子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统治孱弱的民主国家:莫桑比克
在名义上民主但政府机构孱弱的国家,中国企业常常因为腐败活动而受到抨击,在莫桑比克的木材业等采掘行业中尤其如此。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莫桑比克官员的帮助下,中国企业参与了非法伐木活动。他们相互勾结,暗中破坏了莫桑比克一些重要的林业管理机制,包括伐木配额、出口记录以及一套旨在发展当地锯木业的许可证制度。
这与莫桑比克等国家存在的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有关:老百姓与政府之间存在信任鸿沟,例如,2006年,莫桑比克政府曾邀请中国帮助改造此前因内战而荒废的该国第一大灌溉工程“赛赛灌溉项目”。一家名为湖北联丰的私营企业拿到了重建当地大型农场的合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则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试验,以研发适合莫桑比克环境的杂交水稻品种。然而这项看似充满希望的项目却很快就令人感到失望,特别是在莫桑比克政府强制数以千计的自给农民离开土地的消息曝光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将土地租给中国企业的做法成为该国2014年选举中的一个争议话题。
类似的例子证明,在莫桑比克等国家,中国对政府间双边关系的依赖性也会导致它的脆弱性。从国家政府到省级政府再到私营企业,各种中方参与者的行事依据是假设它们与莫桑比克政府达成的协议体现了民意和共识,或者至少莫桑比克政府能够像北京一样压制地方对于中央规划发展项目的抵制态度。因此,对于统治不力和缺乏沟通渠道所突然引发的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决裂,中方参与者并未做好准备。
一般说来,双边协议是以假设国家政府得到民众授权为基础的。由于中方机构过于依赖非洲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当本指望得到非洲伙伴推动的项目突然遭到民众抵制时,它们往往会措手不及,当有人以此为依据将非洲的困境归咎于中国时则更是如此。
莫桑比克近来发现了大量天然气储备,进一步加大了该国政府建立与民众沟通的新机制的紧迫性。如果莫桑比克政府不这样做的话,中国企业也许还会面临眼下在莫桑比克的邻国坦桑尼亚所遭遇的问题——天然气管道工程因为民众抗议而多次中断。为了避免碰到此类问题,中国承包商或许不得不绕开政府,与当地民众直接进行沟通。
·专制政府:津巴布韦
在像津巴布韦这样的专制国家,大型合同取决于与执政党的关系。例如,2014年初,津巴布韦财政部长帕特里克·奇纳马萨访问北京,请求中国提供100亿美元以矿产为担保的贷款,以援助濒临破产的津巴布韦政府并支持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但他最终空手而归。奇纳马萨在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透露,中国的官方放贷机构对津巴布韦的还贷能力以及所拟定计划的可持续性表示了担忧。等到2014年8月穆加贝访华时,津巴布韦索要的贷款额已经缩减至40亿美元。虽然穆加贝最终得到了这笔用于电气化和电信项目的贷款,但他的那次访问仍被普遍认为是不成功的。雪上加霜的是,在穆加贝从北京回国后,津巴布韦还被迫偿还了此前一笔中国贷款中到期的1.8亿美元。
另一方面,穆加贝访华仍然被视为两国政府间友好关系的一次体现,中国企业也仍在积极地为津巴布韦提供基础设施。这与美国奥巴马政府不邀请穆加贝参加2014年8月美非峰会的尖锐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是金额相对较少的协议也是在向非洲示好,而且穆加贝在非洲仍然拥有令人意外的高支持率。
津巴布韦问题专家杰里米·尤德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即便正在签署的合同金额不大,但至少他们在签署合同。至少他们在表明自己愿意参与这种经济关系,而且他们可以说,‘美国没有这样做;欧洲国家也没有这样做’。”
然而,津巴布韦政府的专制性质也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许多项目并未公开具体细节,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被腐败、走私、侵犯人权等指责缠身的马朗热钻石矿项目。
·拥有强有力政府的民主国家:南非
在拥有相对强有力政府的民主国家,比如说南非,中国则不得不全力应付一整套更为复杂的环境。南非拥有势力强大的工会,是一个多样化的、言论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社会。南非的工会曾就工作条件对中国企业提出批评,有时它们甚至能够中途改变拟议中的项目。例如,2012年,代表南非微型客车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会曾经阻止中国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取代日本丰田公司,为服务于数百万人的微客出租车提供标准车型,因为他们对北汽车型的耐用性和长期保养感到担忧——尽管这一计划得到了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的支持。
工会的反对态度应该放在南非政治联盟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南非工会大会是一个强大的保护伞组织,代表了许多个体工会,是非国大的政治伙伴,也是包括南非共产党在内的所谓三方联盟的成员。在这一背景下,工会对于中国投资的批评态度反映了这个联盟的内部权力斗争。
尽管南非被认为拥有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机构,三方联盟还是逐渐在这些机构内部获得了影响力。例如,2013年,一个与三方联盟结盟的投资财团收购了南非第二大报业集团独立报业集团。那次收购得到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南非国内的批评人士认为,那笔交易实质上是三方联盟在中国的帮助下,花钱进入了南非的自由媒体行业。
虽然中国与非洲个体政府的权力关系天生就是不对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互动就完全听命于中国。事实上,中国在以务实的方式应对它在非洲国家所碰到的执政体制,不管是其长处还是短处。虽然常有人指责中国导致这些政府执政不力,但反之亦然:非洲国家政府执政不力也常常成为中国一些问题行为的原因。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日增
此前的讨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府间双边关系一直是它的传统关注点。不过,此类关系融入国际组织的方式也使它们得到了强化并复杂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非合作论坛、非洲联盟和金砖国家集团。
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部长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届,由中国和非洲国家轮流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后者是首个旨在促进非洲与个别亚洲援助国(在这里是日本)之间高级别政治对话的论坛。同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相似,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参与非洲发展事务的主要论坛。它的主要形式是讨论中国与整个非洲大陆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包括免除债务、增加发展预算以及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发展项目的拨款问题等。
南非将于2015年主办下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它已经在中非合作论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该组织对非洲从矿产原料中获利的必要性进行了反思。这也促使中非合作论坛在相关讨论中愈发强调中国须遵守非洲的环境和劳动法律。当然,这些法律的执行既取决于非洲政府的执政效力,也取决于中国不同参与者的意愿。
中国还通过非盟来引导它与非洲国家的交往,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财政援助,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出资修建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新总部。用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的话说,这座非盟总部大楼是中国承诺“与非洲建立共赢伙伴关系”的象征。中国与非盟的关系也帮助宣传了一种观点,即中国真正将非盟视为一个多边管理体系,而不只是关注它与非洲国家之间天生不对等的双边关系。虽然非洲也从中国与非盟的关系中获益,比如前不久中国为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了200万美元资金。
最后,南非加入之前名为“金砖四国”的集团,也使该集团成为中国与非洲交往的一个渠道。自从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以来,南非一直在倡导该集团参与非洲事物,主要是推动非洲议程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坚持要求,拟议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建立后把对非洲贷款作为重点。
在围绕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论坛中,一个相对鲜为人知的论坛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也被称作“澳门论坛”。该组织旨在推动中国与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中国与该论坛的互动是通过中国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来进行的。在回归中国之后,澳门保留了葡萄牙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并在建立葡语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获得了“非正式观察员”地位。2013年成立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发展合作基金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葡语世界之间的联系。该基金由中国政府出资10亿美元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建立。2012年,中国与葡语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28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9%。
在次国家层面上,中国也通过本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关系发挥了地区影响力。南非的MTN等移动通信企业常常要依靠中国的网络和硬件将业务扩大到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以及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南非卫星电视联合企业DSTV在整个非洲大陆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增进了中国企业与非洲市场之间的联系。DSTV的母公司南非纳斯珀斯传媒集团在中国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拥有大量投资,前不久还开始在非洲市场推广腾讯公司的手机通讯软件“微信”。
中国通过各种组织发挥影响力和适应不同执政模式的能力,是它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关键。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影响力,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拘泥于诸如中国奉行不干涉政策、中国偏爱双边关系等过分简单的观念。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就像它所交往的非洲国家一样复杂。只有把它们放到各自的背景下来研究,才能看清其复杂性。(编译/王雷)
(2014-12-09 14:51:00)
【延伸阅读】美媒:非洲铁路大单扩大中国影响力
参考消息网11月24日报道 美媒称,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日前与尼日利亚签订了一份价值近120亿美元的铁路大单,将为后者修建一条长达1400多公里的铁路。这是中国历史上单笔金额最大的海外工程合同,将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有力推动该国制造业发展。这对中国而言还不是唯一的好处,这份合同还将使中国企业在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据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1月21日报道,根据合同,中方将为尼日利亚修建一条连接拉各斯与尼日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巴尔的铁路。这只是中国努力进入非洲的一个侧面。中国为非洲修建或计划修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部分原因是为确保其所需的自然资源供应。
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阻碍。一方面,部分非洲人反对中国对非洲实行另一种“殖民主义”;另一方面,这些基础设施的质量控制和环境影响也受到怀疑。
报道称,中国寻求铁路技术出口以扩大海外影响力,即使这些努力在最近几经波折。本月初,中国铁建赢得了一份墨西哥高铁大单,这原本会成为中国在拉美的第一份高铁合同。但仅仅几天后,出于对异常迅速的竞标过程的担忧,合同被突然取消。
此外,中国还开始向发达国家出口列车。上个月,美国马萨诸塞州运输部门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价值5.67亿美元的合同,准备为波士顿地铁购买280多辆地铁车辆。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出售地铁车辆,标志着中国已进入通常由西方和日本企业主导的市场。
报道称,中国追求海外铁路订单的脚步没有放缓的迹象。继续进行海外扩张可以扩大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鉴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这将是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努力发展铁路行业。中国最大的两家国有列车制造商——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可能合并成为一家能够在全球拓展市场的重量级列车制造企业。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称,拉各斯至卡拉巴尔的铁路项目将给当地创造20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中国也将向尼日利亚出口价值40亿美元的施工机械、机车车辆和其他设备。这也许听上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过去20年间,中国企业参与了尼日利亚的多个铁路项目,但其中一些引发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争议。
在中国,问题也仍然存在。当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与庞巴迪和西门子等西方公司竞争时,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合并可能影响中国铁路部门的创造力。此外,还有2011年发生在中国浙江省的一起重大动车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损害了中国作为可靠的高科技铁路系统提供者的声誉。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还希望靠这些系统来促进发展。
尽管如此,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求制造业升级并涉足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似乎还将有许多国家加入与中国合作的行列。
(2014-11-24 08:44:07)
【延伸阅读】美前总统卡特:美中应在非洲问题上携手
中新社北京9月3日电 (马德林)“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在竞争的同时能够一同与非洲建立起良好关系。”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3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届G20国智库论坛上表示。
卡特透露,美国正在寻求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在非洲应与中国携手,共同改善非洲国家自由、和平以及安全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单纯谋求增加政治方面的利益。“中国每年在非洲的投资达到了1000亿美元,美国应该接受并理解这一事实。”卡特说。
他提到自己和邓小平共同推动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经历。“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卡特说,“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梦想,这个邓小平和我共同建立的,和平的梦想。”
在卡特看来,全球变暖是另一个美中可以携手共进的领域,而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携手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成为合作伙伴,这伙伴关系应当持续数百年。”卡特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希望我的梦想能成真!”明年3月,联合国成员国将提出各自应对全球变暖的方案。在共同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以为世界做一个榜样。”
卡特指出,自1978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两国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应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
此次G20国智库论坛于9月3日在北京开幕,45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全球金融改革、增长战略和全球治理等议题。(完)
(2014-09-03 2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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