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越战期间，美军投放的凝固汽油弹爆炸画面。
参考消息网6月17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7/8月（提前出版）一期发表题为《美国：嗜好战争，惧怕和平》的文章，作者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历史学教授、美国陆军上校格雷戈里·A·达迪斯，全文编译如下：
今年早些时候，西点军校的国防战略研究项目邀请本人参加一次有关战争未来的专题讨论会。
供参加者讨论的导言突出两个问题：“2015年到2035年期间战争的主流趋势是什么？”和“对此，美国军方与政府应当如何准备？”
难离战争
这个问题似乎想当然地认定，几乎是本能地认定，美国未来20年会打仗。（显然，和平不大可能是主流。）这种臆断应当让我们深思。然而，为战争作准备而不问问战争为什么是非打不可的，可以说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灵魂的一部分。从广泛意义来讲，美国打仗打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国民与领导人对于和平这个概念即便不是惧怕也都有些不自在。几十年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离不开战争的地步了。
这种对永久战争的接纳态度给国家安全空想家提供了一个惬意（并且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扫一眼未来，就网络战、无人机运用等国防话题侃侃而谈。
可以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国防战略，和平时期也不例外。然而，关于战争未来的预测很少就永久战争的必要性给出有意义的解释；相反，更多是满足于谈论国家的弱点、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需要，又或者谈论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条件。2月份发布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例证。这份文件在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摆脱伊拉克与阿富汗大规模地面战有好处的同时，也强调“世界不太平的风险”。我们被告知，虽然美国在全球拥有强大的势力，但仍然面临“连续不断的攻击风险”。这些不断升级的挑战是多种多样的。这份文件的作者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只有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美国自然是其中的领导者）抢先根除邪恶才能存活下去。
隐藏动因
在解释战争必要性时往往对美国到处打仗的经济因素轻描淡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乔治·W·布什总统在“9·11”袭击5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讲话让大多数人觉得更有感染力。在仅仅3段讲话中，他用了10次“自由”这个词。恐怖分子惧怕自由。我们被告知，邪恶的敌人憎恨自由，拒绝宽容，鄙视异议。但是，美国在“推动自由和民主，它们是压迫与激进主义的伟大药方”。战争是为了让独立自主战胜邪恶，而不是促进国家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云云。
如果用自主自由等崇高的字眼无法充分解释我们的战争冲动，一些学者强调，文职决策者与职业军人渐行渐远可能是造成这种冲动的原因。
随着军人与平民之间越来越疏远，美国人对永久战争的理念不再那么不安了。
畏惧和平
其实我们并不想要和平。我们不仅是醉心于战争。我们已经到了担心离开战争无法生活的地步。战争变成了我们消除恐惧的手段，恐惧又成了参与更多战争的正当理由。战争不再成为历史的休止符。它变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决定着我们是谁，我们怎样定位自己。即便参加战争的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但是我们的社会中许多群体认为，战争于整体利益而言不可或缺。简言之，我们对和平的畏惧甚于对战争的畏惧。
至少从二战结束后，这种畏惧滋养战争的恶性循环就变成了美国生活的支柱。在冷战期间，职业军人与文职决策者的论调都仿佛是世界末日到来一样，艾森豪威尔政府某官员甚至声称，“公认的人类行为准则”不再适用。国家安全战略家们将遏制共产主义奉为不需加以辨别的信条，认为离开永久战争的状态是危险的。于是，和平再无可能了。
在此过程中，战争的目的已经扭曲。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战争就是目的本身。
因此，对于和平从未降临，我们或许不应感到惊骇。
疑神疑鬼
我国对战争的醉心已经超越了务实准备的程度。尽管经济和安全考量应当贯穿一国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似乎受到广泛焦虑的制约。从深层次来看，我们担心失去不可或缺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哲学家凯莉·奥利弗所说的“妄想症爱国主义”。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2014级毕业典礼上说，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军事解决方案，不过，他同时也觉得必须鼓吹美国独一无二的领导责任。这位总统说：“我对美国例外主义深信不疑。”
但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种例外地位，让我们对任何可能挑战这种自封的全球地位的国家和实体疑神疑鬼。
其结果是，我们的妄想症爱国主义加剧了我们对战争的嗜好。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我们是时候摆脱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了。疑神疑鬼不等于准备。现行《国家安全战略》声称，我们必须“抵制根据恐惧作出决定时出现的自不量力倾向”。但是，要做到言行一致，我们需要停止把自己看得如此脆弱。停止配合折磨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的、无休止的军事化。最要紧的是，不要这么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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