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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中士（中）
作者：王凯
接上篇
……
虽然去车场的次数少了，不过关于张建军的好评倒是多了起来。
张建军遭到好评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他勤快。原来我担心他一个人长期呆在车场会无法融入连队，后来才发现这种担心的多余。每次大车回场后，张建军总会在第一时间跑来开门，并乐意为老兵们做些诸如端茶倒水，检查车辆之类的事，很快就同连里的军士们混熟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在连队很孤立，那么你呆着就会非常难受。军队是个讲等级的地方，如果一个上等兵跟军士们混得很熟，那么说明这个上等兵绝对有其过人之处。特别是老贾很喜欢张建军，并有点后悔第一次带张建军来连队时对他过于凶恶了。可能是为了补偿张建军的精神损失，老贾出车时常常帮张建军租书，有时甚至不要张建军付钱，这就显得很难得。我知道老贾对现在的新兵很是不满，常常抱怨现在的新兵是“他妈的一代不如一代”，能得到老贾表扬的新兵往往比得到军官的表扬更兴奋。因为在士兵的系统中，他们有其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是条令之外生活之中的客观存在。第二就是有礼貌。几乎所有的老兵都向我夸过张建军的礼貌。这一点我清楚，有人的礼貌只是礼貌，不掺杂感情；有人的礼貌只是需要礼貌，不得不礼貌；有人的礼貌则是伪装的，越憎恶越礼貌。而老兵们说，张建军的礼貌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对他们的尊重，这让军士们感到很开心。
我听到这些评论也很高兴。一个义务兵正常服役，也就是四年时间（当然，现在只有两年了），他们能够尽到义务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如高校学生，至今仍是缓征而非应征对象，比如我手下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他们不知道窦唯或张楚，也不爱唐诗宋词，或许连羊肉面卷也不是很喜欢。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若干让人恼火的习气和毛病，但我依然喜欢同他们呆在一起。事实上，我跟士兵们在一起总是感到愉快，即使十年后的现在，我回想起同他们一起拥有的时光，仍觉得幸运。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当他们夸奖张建军时，我为什么同他们一样感到开心。
当然，老兵们对张建军也有两点意见。首先是张建军不爱说话，这的确是事实，但我想老兵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在车场值班室里大聊其天时，只有默默为他们倒水的张建军才是真正忠实的听众。如果换一个爱说的人，他们肯定又会有其他一番议论。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兵们都是些永不满足的人。其次是不肯喝酒。有的周末，老兵们会把车场值班室当成酒吧，买些酒肉回来去那里喝，怎么大吵大闹都不会有人听到，因为声音和酒气出了窗户便消散在茫茫戈壁中了。等他们闹够了离开车场后，满屋子的烟头、酒瓶、鸡骨头和破塑料袋都留给了张建军，这可真是个省事的办法。对张建军从不喝酒的说法我可以作证，因我有时也受邀参加士兵们的聚会，但我从未见过张建军喝哪怕是一滴酒。即使是在气氛最热烈的情况下，他也只是喝茶或饮料。最初我也让他喝一点，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这让老兵们觉得有些不满意。换作别人，他们十有八九会把他摁在床上硬往嘴里灌，但对张建军却下不去手。我听说几个班长私下里打赌，如果谁能让张建军喝掉一小杯白酒，那么当月每人十五块钱的班长津贴就全归这个人，可是谁也没能赢到这笔钱。
七月一个普通的凌晨，闹钟照例叫醒了我。我困得要命，可还是挣扎着起来查了一圈铺。重新躺下后，反倒睡不着了，于是决定去车场看看。半夜开车动静太大，我便拿着手电步行去车场。戈壁六月的夜晚很美，空气清新凉爽，可以听到猫头鹰的笑声，夜空中横亘着灿烂无比的星河，几乎触手可及。就像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再没吃过那样美味的羊肉一样，我在水青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再见过那样美丽的星空。
车场大门紧锁，我刚走到门边，“副场长”就叫着冲我跑了过来，把黑油油的鼻子从铁栅栏里伸出来嗅我的裤腿。
我摸摸它的脑袋，开始摁门铃。我本不想吵醒张建军的好梦，但我都起来了，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起来？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我开始习惯于这种思维了。真有点好笑。我蹲下来，一边逗着“副场长”，一边等着开门。可十分钟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恼火起来。我不相信张建军会和李二明一样不假外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张建军让我恼火的程度会更严重。毕竟李二明借助的是大雪，而张建军借助的则是我的信任，这更不能令人忍受。我又使劲地摁了几下门铃，依然没有反应。
我后悔来车场了，还不如打个电话省事。真是吃饱了撑的。我正想往回走，忽然听到值班室方向有响动。“副场长”显然也听到了，掉头便往值班室跑去。我拿着手电照去，看到值班室的门开了，却不见人。我不知发生了什么，紧张地思索了一下，我紧了紧腰带，从大门上翻了进去。
跑到值班室门口，我才看到手电光柱中的张建军正躺在门口的地上，双手捂着肚子，本来就很瘦小的身体缩作一团，身上全是土。我上前一摸，烫得吓人。
你怎么跑到地上来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开门。他脸色蜡黄，还没忘了把手里的大门钥匙递给我。
你怎么了？肚子疼？
是。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我立刻想起去年秋天李二明得急性阑尾炎时，也是这副样子。当时也是我开车送他去县医院。但当时的李二明似乎也没现在的张建军看上去这么严重。我冲进值班室给文书打电话，让他马上派车到车场，然后抱起张建军就往大门跑。这一突发事件让“副场长”很是困惑，他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叫着，不知道它顶头上司的上司要把它的顶头上司抱到哪里去。
指导员，我自己能走。张建军在我怀里挣扎着。
别乱动！我喝道。
他不动了。但他又问，谁来顶班？
我会安排的。我说，你不要说话，车马上就到。
我跑了快一里路，车才赶来。我把张建军放在后座上时，他嘴里又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
谁喂“副场长”？他重复了一遍。我靠，他竟然还惦记着狗！
你少他妈废话，拿钱不多管事倒不少，躺好了！我本想安慰他，可不知为什么却骂了他。
到了卫生队，值班医生同我们一起把他送到了水青县医院。我在手术单上家属签名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忽然担心张建军会在今晚死掉。回到病房，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给他备皮，弄得他满脸通红。
张建军，干脆连包皮一块割了得了，正好一块住院。文书一边看一边坏笑。
张建军红着脸闭上了眼睛。
等把他推进手术室，我从内裤到军装都湿透了。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觉得自己连睁眼的劲都没了，脑子却无比清醒。闻着来苏水的味道，我觉得内疚，甚至有些伤感。不知道为什么。
张建军在医院住了一星期，这七天里共有二十六人次请假去医院探望。其他出车时顺路探望的不在其列。战友们相互关心在我看来是件再好没有的事了。因此哪怕工作日不该放人外出，哪怕有的兵请假只是借机去水青玩，找我请假去医院的我仍然一律批准。
这天上午，李二明也来找我请假，说想趁着中午去看看张建军。
你也去看？我阴阳怪气地问他。虽然比他老许多的老贾也请过假，可那不是一回事——对李二明，我从来也不放心。
看看，这小伙不错。李二明的理由很简单。
噢，我说，也行，咱们一起去。
李二明愣了一下，旋即说好。
我和李二明一路无语。我平时总是训他，所以单独同他在一起而他又没犯错的时候反倒不知该说什么。走在水青县医院住院部三楼安静的楼道时，一个端着饭盒的短发女孩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时我注意到李二明同她对视了一眼，李二明甚至微笑了一下。
对视和微笑都没错，我没有理由指责李二明什么。可是走了几步，我还是忍不住问他，她是谁？
你不认识？李二明反问道。
我怎么会认识。我有点奇怪。
大老刘的侄女嘛，连里都认识。李二明说。
她干啥的？
在自由市场学裁缝。
噢。我应了一声，回转头再看，女孩已经不见了。
姑娘长得还可以。李二明补充道。这句画蛇添足的评论招致了我的不满，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失去了阑尾的张建军看上去极其虚弱，我想让他好好休息，只坐了十分钟就走了。离开病房时，张建军挣扎着起来要送我，李二明按住他笑道，搞这么客气干啥，又不是你老丈人来了。
这小子从来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别胡鸡巴扯了，赶紧走！我粗鲁地催促道。
张建军住了一星期院后，回到连队继续休养。做手术伤了元气，那段时间张建军的脸总是苍白的，不过同刚来时相比，他的笑容更多了。本来我是不想再让他回车场，可是七月份左右是连里最忙的时候，新司机学车还没回来，老兵们也是早出晚归，连去炊事班帮厨都抽不出人来。无奈，只得又让他回了车场。张建军倒像是很愿意在车场呆着，没事的时候继续看他的武侠小说，看完了依然记不得书名和作者，更不用说人物和情节了。有一次我拿了些《鲁滨孙漂流记》之类的小说给他，可是他根本看不下去。我也只能作罢。再往后，我们都习惯于这一切了，仿佛张建军天生就是为车场而存在，或者说车场就是为张建军而存在的一样，再也没有人提出让张建军离开车场，包括我。想想也是，有的兵从入伍到复员都在喂猪，有的做饭，有的开车，有的站岗，有的干总机，有的学报务，那么张建军在车场值班，自然也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了。
那年十一月，也就是张建军到连队将满一年的时候，连里出了大事。出事的是李二明。从前我总觉得李二明这小子迟早会出事，因为他太喜欢和女人交往了，我和连长一致认为李二明肯定要在女人身上出事，虽然谁也没有抓住过他越轨的把柄，但我们都认为李二明不是缺少把柄，而是缺少被抓住的机会。虽然老贾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他总对我说李二明没那么操蛋，但我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李二明是老贾带出来的徒弟，而师傅总是喜欢护着徒弟的。我是指导员，士兵们在驻地乱拉关系被认为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尤其在军队这个男女比例失调社会生态极不平衡的武装集团中，男女关系总是极为敏感的事件，一点小事就会被放大一百倍，然后以光速传遍营区每一个角落，绝不会有被遗忘的地方。如果李二明出了这方面的事，那我肯定难逃干系。对我来说，李二明简直就是一枚危险的炸弹或是一场噩梦。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孜孜不倦百折不挠地向我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从来也没打算让他入党的根本原因。在连长那方面，也不愿让他当班长或副班长。与他同年入伍的，全部都入了党，除了一个中士以外，其他四人全都成了上士。唯有李二明，到快复员的时候，依然是个下士。
李二明出事那天是一号，十一月一号。这对我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油运股的出车命令上午九点送达，让我们出三台油车去六十公里外的油库运油料回来。当时李二明还有二十来天就要复员，点火开关钥匙和行车证都已上交，就等着回家了。可是那天我拿到出车命令的时候，手上只有油车班的两个司机，我只好把李二明叫到连部。
今天要去油库拉油，人不够，我想让你也去。有问题吗？
那有啥子问题，去就去嘛。李二明表情很淡，看不出他高兴还是不快。
上午检查车辆，午饭后出发。油运股的马助理带车，连里没有军官去。所以三台油车离开车场后的一切，都只是耳闻而非目睹了。我记得最后一幕是张建军从车场值班室出来，手里挥舞着一双白线手套跑到车前递给李二明，而李二明则坐在驾驶室笑着拍了拍张建军的脑袋，那种老兵特有的居中高临下的自如之感看上去令人相当舒服，以后的时光中，我脑海中总会时常闪过这动人的一幕，尽管这没有任何理由。
马助理的说法是：去的路上，包括在油库装载油料都一切正常，准备返回的时候是在下午四点半。原计划是返回团里再吃晚饭，但李二明要求在油库所在的市里吃，理由是他以后不大会有在这块地方吃饭的机会了。李二明是个就要复员的老兵，而这时候的老兵一般没人会去招惹他们，哪怕是一个军官。这点我感同身受。我记得自己当排长时，连里快复员的几个老兵某天晚饭前突然提出要吃爆炒猪肝，但炊事班来不及买，老兵们自然没吃成。第二天早上，炊事员就发现两口大铁锅里各扔着一块砖头，锅全被砸裂了。害得气哭了的司务长四处狂奔，去战勤连借馒头，去警卫连借稀饭，去干部灶借小菜，等应付过那顿早餐后，又马不停蹄地去水青买锅。当然，他也没忘了把该死的猪肝买回来安抚那帮无法无天的老兵。连里每个兵都知道锅是谁砸的，但不会有人举报，也不会有人作证，大家反倒觉得很有趣。对这种事，我的态度始终比较暧昧，理智上我知道这么做不对，感情上却觉得可以理解。四年是段不短的时光，四年里，他们都在默不做声地服从着任何命令，只有最后几天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四年里有喜有悲有得有失有乐有痛，他们需要在临走时作一次集中的表达。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连队，他们需要做点什么作为纪念，或许，他们怕自己被遗忘，虽然他们明知自己终将被一茬茬从懵懂到成熟的士兵所遗忘。这种表达似乎也是当年连队的传统——那种自然生成不可复制的传统。现在这样的情况基本没有了，因为要把现在这些服役满两年就退役的士兵放在十年前，他们只不过是不那么新的兵罢了，就像刚刚做完热身运动却没能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样。你刚从他们身上闻到点兵味儿，他们就回家了——几年后，已是四级士官的老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如是说。
于是，李二明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他开着头车来到市郊一家新开的重庆火锅店。这个“锤子”的乡土观念很强，就好这一口。就在他们等待火锅沸腾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拼命地喊叫。
我还没搞清楚咋回事，李二明就冲出去了。马助理说，等我跑出去的时候，李二明的车已经开出几十码以外，车屁股上一大团火。也就是几十秒一分钟，“咣”的一声，再就是一股黑烟。当时我就想，操他妈，彻底熄火个球了。
“熄火”这个专业词汇在汽车连被发展成了形容词，专指某一事物或某一进程消亡或中止的状态，简单说就是完蛋的意思。李二明熄火了。他没吃上火锅，自己却变成了一团焦黑的失去形状的物体，如果他不是被放在彩条布上，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就是早上还表情丰富呼吸自由的李二明。当天傍晚，我和连长赶到时，警察——交警和刑警都来了，最初这被认为是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但由于缺乏证据，最终当作交通事故处理了——正在离火锅店两百米外的公路桥下仔细地勘察现场。公路桥一侧的栏杆被撞出一个十二点六米长的缺口，很明显，这是李二明向右猛打方向造成的。车跌入桥下十五米深的坚硬河床上，摔得支离破碎。我注意到公路桥的两端不远处都有民居和商店，而桥上随时都有行人和车辆，所以把车开下桥，应该是李二明最好的选择，或者说，是下士李二明最好的选择。桥和河床都被大火熏出大片黑色，我脑子则是一片空白。我蹲在仍冒着黑烟的车头旁边，神经质地用双手在地上乱摸，直到我的手指触到了一个滚烫而坚硬的物体，我抓起来放在手心，我认出那是一枚烧黑了的铜质军装钮扣，上面的八一军徽仍清晰可辨。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是头一次旁观死亡。那一幕情景被蚀刻在我的脑皮层，看样子我得带着它走过一生直至进入坟墓。李二明还没有办理复员手续，所以还是一个士兵，死后的一切依然按照军队的程序进行。工作组来了一拨又一拨，因为当天是我派的车，所以每次我都要被叫去问话，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那天上午派车的过程，说得我浑身麻木。调查结论是：李二明违反规定把油车停在市区，虽然采取了措施避免伤亡，但主要责任仍在他，可惜人已不在，对他的处理也就此终结。我原本以为至少会因为冒死把车开走而给李二明一个说法，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为了这事，我满怀悲愤地闯入政委办公室，打算与他理论。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激动，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堆，试图让领导收回成命，但政委一句话就把我击溃了。
谁让你派他出车的，嗯？政委问我。
我无言以对。呆立半晌后，我敬礼退了出去。
我写了申请，自请处分。出了这种事，撤职是免不了的。请不请求处分都没什么意义，我只是需要一种渠道来缓解我的悔恨。我没想到的是，连长也要求在申请上署名，尽管那天他并不在场。我们平时有些矛盾，曾为了经费使用、骨干调整之类的事在支委会上不止一次吵过架，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曾导致我们半个月没讲话。出了这事，我想他会很高兴地看到我倒霉，看来我错了。人这个东西很怪，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是一回事，而事实往往又是另一回事。那几天，我除了被叫去盘问之外，就是在宿舍里收拾自己的东西，随时准备离开汽车连。一天中午，连队都在午休，我心情坏透了，就独自踏雪去了车场。张建军这次没看武侠，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桌前发呆。我敲了敲门，他像被电击了似的，以极快的速度从椅子上跳起来，看到是我，身体才松弛下来。
干嘛呢你？我问他。
没干啥。
我走近一看，桌上放着一本摊开的影集，里面都是士兵们在值班室喝酒时照的相片，其中有李二明，也有我。
他是个好兵。我说。
是。张建军说。
我可能快要离开连队了。沉默了一阵我说，以后咱们怕是不能经常见了。
张建军用他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像是反应不过来似的。
你要想回连队，我走之前就让你回去。你已经值了一年班，足够了。
你不会走的。张建军看着我，竟然微笑了一下。
李二明的后事处理完后，开始处理有关责任人。油运股马助理被降职降衔，职务从正连降为副连，军衔从上尉降到中尉，贬至沙漠北部全团条件最艰苦的一个雷达站任副站长；我受记过处分，但并没有调走，而是继续留任；连长受严重警告处分，同样继续留任。这让我始料未及。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士兵们联名起草了一封给团长和政委的信，请求允许我和连长戴罪立功，连队当时在家的四十七名士兵都在上面签了名，按了手指印。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组织股见到了这封信，我立刻认出那是张建军的笔迹，也是他第一个签名。我看信的时候，签过字的士兵基本上都复员回家了，他们散落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次整建制重聚，只有这封信表明，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算太短的一段时光。那封信，硬是看湿了我的眼睛。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李二明在当兵前就已经结婚，儿子今年刚好四岁。此前谁都没朝这个方面想，因为已婚男子并不属于被征召入伍的范围。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未婚，不然，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和姑娘们来往？更令我费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来当兵？我见过他妻子，一个小巧贤惠的四川女人，当我看到她哭肿的眼睛时，计划中所有用来安慰的话语都找不着了。我把在李二明出事现场找到的那枚钮扣装在一个红色丝绒的小盒子里，交给了她。那是距离李二明最近的东西，还残存着他的体温。
接下来，我们继续生活。李二明的死对我而言是一次重创，因为如果我不派他去运油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他现在会在老家过着闲适的生活，可以逗逗孩子、跑跑运输或是喝喝酒钓钓鱼打打麻将什么的，但就因为我一句话，一切就都改变了。这让我明白，生活看上去有许多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它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即将经历的这一种。那段时间我情绪灰暗，早上起床时觉得一切都他妈的没有意义，也懒得再在早晨去放窦唯或张楚的歌。我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地向前，但我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向前。我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壁思过，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打自己两记耳光，我觉得这么做可以缓解悔恨造成的痛苦。这种情绪持续了大概半年左右，我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张建军已经被晋升为下士，而那时我也刚被晋升为上尉。命令仍然是我在车场向他宣布的，下士肩章也仍然是我替他更换的。此外，我觉得他完全够条件入党了，但他迟迟没有向我递交申请书。我曾含蓄地提醒过他，但他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据我的经验，兵当到第三年以后，就步入了一个成熟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就像现在的张建军。在我眼里，他就像一株杨树，我看着他被植入戈壁，也看着他渐渐成长，这是种微妙而令人欣悦的感觉。新司机到车场时，也会尊称他为“班长”，一切都在不经意中改变了。
一天傍晚，我吃得发撑，便一个人去炊事班转了转，找了两块肉骨头装在塑料袋里，提着去了车场。这个时候的戈壁比较温柔，漠风宛如女人的长发轻轻拂过脸颊，让人觉得愉快。我回想起军校毕业刚刚分到水青时，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厌恶，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逃离此地，以免把自己年轻的水汪汪的生命在这个荒凉干燥的地方蒸发掉。然而水青后来教会了我查找与搜索快乐的能力，让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可爱的事物，比如夏夜晚风，比如雪后天空，比如羊肉面卷，也比如我的士兵。这感觉如同一场包办婚姻，起初我被迫与戈壁生活在一起，然后，我成功地爱上了她。
到车场门口，我把肉给了“副场长”。它现在变得高大而英俊，而且见到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淘气，倒像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张建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卓有成效，除了连里的弟兄，他不吃任何人提供的任何食物，这种对诱惑的抵抗力令人心存敬意。我让它舔了舔我的手，那感觉真是很惬意。
我就是带着那种没来由的愉快推开了值班室的门。不幸的是，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我看到张建军面朝墙站着——他面朝哪里其实都无关紧要，哪怕他倒立我也不奇怪，问题的关键在于——身后有个女孩用双臂环抱着他的腰，年轻的脸蛋靠在他的背上。我认出那是大老刘的侄女。
这可能是爱情。在脑袋变大前的那一秒，我想。
士兵有权享受爱情，是的，我同意。然而，车场值班室不是爱情的温床，张建军和大老刘的侄女也不是合适的男女主人公。士兵不允许在驻地谈恋爱，就连我也认为这是怪异的军规，可是作为连队主官，我不得不全力执行并维护这条军规。张建军和大老刘的侄女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着错误的行为，尽管我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镜头，但这个镜头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张建军脸涨得通红，和大老刘侄女的脸一样红。我想我的脸也涨红了。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可以训斥张建军，但我无权训斥这个女孩，她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你滚吧。张建军的喉结动了动，对刚才还抱着他的女孩说。
女孩呆呆地望着张建军，眼中充满了泪水。
我叫你滚你听见没？滚！滚！张建军突然间像一只瘦削而暴怒的狮子，冲着女孩怒吼道。
女孩哇地一声，哭着跑出了值班室。我听到“副场长”在院子里认真负责地狂叫着，叫了很久。
苦肉计。我说，这招不好使。
张建军低着头，一言不发。
她是谁？
张建军依然沉默。
说话。
刘霞。
哪的人？
刘庄。
多大了？
十九。
干什么的？
裁缝。
怎么认识的？
大老刘……的侄女。
狗也是她给你的？
是。
上次住院她去看过你？
是。
认识多久了？
一年四个月。
你记得倒清楚。我好半天才想起来应该冷笑，你们什么关系？
没关系。
放屁！
是。
你喜欢她？
我不知道。
她喜欢你？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你想娶她？
不。
她想嫁你？
我不知道。
她来过这里几次？
三次。
多少次？
三次。
你们上过床了？问这个问题时我心大幅度地跳了一下，妈的，我还是个处男呢。
张建军猛地抬起头，吃惊地看我一眼，只是一眼。没有。他惊慌失措地答道。
你还准备和她怎么发展？
不。
你应该继续让她来车场。
不。
她长得不错，我看她对你很有意思，你复员的时候干脆把她带回家得了。
不。
干吗不？
不。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你刚才为什么对她那么粗暴？
我不知道。
好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说完这句话，我拉开门走了出去。进这道门之前，我愉快，出了这道门之后，我愤怒。
指导员！张建军追了出来，紧紧跟在我屁股后面，指导员我错了，你处分我吧！
我看都懒得看他，径直走了。
从车场回来的路上，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马上把张建军从车场调回来，可是回到连队后，这种想法又消失了。李二明在的时候，我没有抓住过任何确凿的把柄，却毫不犹豫地让他搬了回来；现在我亲眼目睹了张建军的爱情片断，却下不了让他搬回连里的决心。人是奇怪的动物，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我在宿舍里坐了很久，最终决定让这件事到我这里为止。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虽然其他人或许早已知道，可我不会让这件事从我嘴里说出去。我一直信任张建军，现在我得为这种盲目的信任付出代价。
两天后的上午，文书从团部取报纸和信件回来后，给我送来一封信。
女性笔迹，水青邮戳。文书说，符合条件的就这一封，张建军的。
我点点头，扔给文书一根烟，他笑嘻嘻地接过去点上。张建军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所以我让文书注意每天的信件，如果是“女性笔迹、水青邮戳”的信都拿给我看后再发下去。我从来也不与爱情作对，我自己甚至也渴望遭遇爱情，但对我来说，爱情的地位永远次于军规。军规不允许受到任何玷污和挑战，至少在我这里不允许。
信很薄，落款是“内详”。这种欲盖弥彰毫无创意的伎俩真是幼稚。我拿着信看了好一阵。我不知道那个刘霞写了些什么，问题是，我想知道。我举起信，对着阳光仔细观察，但什么也看不到。我不是KGB或者CIA，不是摩萨德或军情六处，不想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也不想窥探他人隐私，我只是想知道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怎么在不损坏信封的前提下把信打开吗？我问文书。
简单。文书说，放在开水壶嘴上，用蒸汽把封口的胶水化开，看完再粘上就对了。
这么专业，你不会是经常偷看别人的信吧？
我哪里敢。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偷看过一次。文书嘿嘿地笑，我看上我们班的“班花”了，她的信放在传达室窗户上，我就取来打开看。看完了粘好就还回去了。就一次，不骗你。
里面写什么了？
也没啥，我们县城一个著名的混子写给她的，交流两人上床后的体会。文书说，看得我跟吃了一把苍蝇一样，恶心坏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特纯洁。早知道不看，到现在我还后悔呢。
后来呢？我有些好奇。
后来那个混子吸毒死了。她没考上大学，不知道干啥去了。她长得真是不错。文书叹了口气，妈的，狗男女。
行了，别那么骂人家。我一边笑一边把信扔给了文书，让他给张建军送去。奇怪的是，午饭后，文书又拿着那封信回来了。
张建军发神经，死活不收信，非要让我拿回来，说请你亲自打开看。文书说。
是神经了，我看他的信干球。我愣了一会说，那先放这吧。
我认为张建军此举是在向我表明态度，但这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无法信任他了，感觉真是易碎品。我也不可能真去拆看他的信，那不是我的风格。下午想看会书，但脑子里总晃着那封见鬼的信，最后实在坐不住，开车去了车场。
我远远看见张建军坐在值班室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已跑上前来给我开门。
怎么个意思？我没下车，从仪表盘上拿起那封信冲他晃晃。
我错了。他始终不敢看我，目光四处躲闪，我不看她的信，请你看。
好吧，我现在批准你看这封信。
不。
拿着！我说，现在就看。
张建军迟疑了一下，撕开了信封。我看到那只是薄薄的一页纸。我还看到他的脸色不大好，手在抖。
你看。十秒钟后，他把信递给我。
我看？我为什么要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转回头关上车门，打着了车。
我跟她真的没啥，你就看看吧！张建军突然伸手抓住车门，带着一丝哭腔央求道。
我冲着方向盘猛击一掌，叹口气拿过了那封信。信纸上印着可爱的Hello Kitty，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写着两行字：我知道你喜欢我，可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我爱你！我恨你！有多爱就有多恨！无情的人！你会后悔的！
我发现自己是在自找没趣。我他妈的在和谁较劲？爱就让他们爱去吧，哪怕是我的士兵和这个准女裁缝。我能管得了爱？这封檄文般的信表明，张建军总是在拒绝人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见到的拥抱场景中，张建军是背对着镜头的，而且，头发一根也没乱，衣服一件也没少。我该为沉冤昭雪的张建军高兴吗？或者为他依然可以被信任而高兴？表扬他？安慰他？靠！我的脑子像堆在一起的伪装网，乱得找不到一丝头绪。我把信塞回张建军的手里，用最快的速度驶离了车场。那是我平生头一次意识到，我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本文原载于《当代》2006年第6期
请关注《沉默的中士》下篇。
选|读沙漠里的叶绿素
文/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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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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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王凯，1975年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长于河西走廊军营，1992年考入空军工程学院，历任学员、技术员、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曾在《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导弹和向日葵》及小说集《指间的巴丹吉林》《沉默的中士》等。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全军中短篇小说评比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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