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张美国务卿前往核潜艇基地打气
尽管近期美国政府曾陷入“关门”危机，但五角大楼依然在政府停摆前的“紧要关头”发布了特朗普政府首份、也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发布的最新《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概要而全面地分析了美国目前所处的全球安全环境和竞争态势，介绍了美军在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和军力建设重点，以及对于美国对外防务关系的看法等。笔者此前已经撰文分析了美国国防战略中的安全环境和同盟关系观点，本文则旨在介绍特朗普政府和美军面对现时的“战略竞争者”和各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将如何引导美军“再次强大起来”。
美国新《国防战略》的概要部分明确指出，在面对长期战略性竞争，快速的技术扩散以及超越传统冲突模式的战争和军力竞争时，美国亟需一支与上述需求相匹配的“联合力量”，以执行军力竞争、威慑并在现实安全环境中取得优势的任务。执行上述任务，则需要“持续而可预测的军事投资”以确保美军得以恢复战备水平并实现军事现代化。为实现该目标，《国防战略》从提高战备水平和创新作战原则，实现主要军事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实现防务部门和部队的组织改革3个角度，提出了未来美军军力建设的重点方向。
《国防战略》报告把提高战备水平列为美国军力建设的优先事项。报告认为，美军的备战行动不仅能强化部队战斗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实施威慑的手段，在和平时期遏制潜在的军事冲突。报告提出了美军应做好战争准备的重点方向，包括应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侵略行动”，应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以及保卫美国的国内安全和利益。
事实上，提高美军的战备水平，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以来一直坚持的重点工作方向。在经历了10余年的反恐战争以及奥巴马时期的军力缩减后，美军尚能维持庞大的人员装备规模和全球部署的态势，但战备水平（特别是应对中高烈度作战行动的能力）在不断下滑。美空军核导弹部队丑闻和飞行员短缺，海军频频发生撞船事故，以及陆军自曝作战部队应对常规作战的能力滑坡，均显示了在长期的低烈度战事和国内和平环境后，美军的军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歧途”。出身美军高级将领，曾经长期指挥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的马蒂斯自然深知这种现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此甫一上任就强调要加强美军应对常规战事的作战训练，增加对于部队的战斗力维持和装备维护的投入，以实现美军战斗力的逐步“回摆”。此外，马蒂斯还提出要创新美军的作战原则，一方面加强美军部队与新技术的融合，一方面注重对于“对手”的新战法和新技术的研究和对抗。在美军面对“战略对手”和恐怖主义双重挑战，而可用的军事资源在短时间内难以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提高现有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确实是美军为满足新战略的目标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措施。
资料图片：图为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公开版本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作为以保持绝对力量优势和全球作战能力为要旨的美军来说，单纯依靠一线部队加强训练和创新的“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实现让美军“再次强大”的目标，自然也得走“要钱”和扩军的老路。美《国防战略》报告提出，要通过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国防投资来强化美国关键军事能力的现代化，以及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扩充人员和装备规模，来满足新战略提出的目标和需求。发展上述“关键军事能力”的具体举措，包括更新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和核反击设施；重建太空和网络作战能力并强化网络防御和作战整合力量；从战略到战术层面全面实现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的现代化，夺取战场信息和态势感知优势；提高应对弹道导弹威胁的能力；提高复杂作战环境下的各军种协同的联合杀伤能力；提高在海陆空天环境下的部队前沿机动和弹性部署能力；列装包括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内的先进自动化系统，并发展多域战场条件下具有灵敏度和适应力的后勤系统。
报告着力于发展上述“关键能力”有2方面考虑。其一，是在过去的15年中，美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受到反恐作战需求和军费限制的双重挤压。许多国防新技术项目的经费投入不足，现代化进程缓慢，新装备的列装部署也一再拖延。美军近年来的经验显示，国防现代化项目一旦被预算限制所“牵制”，不仅会影响美军的能力建设，也同时增加了长期的军费负担（被拖延的项目不会被彻底废止，而投资的延迟只能徒增人力、技术和时间成本）。因此，增加对国防现代化项目的投入是为了“补偿”过去的延迟和积压。其二，则是出于增加军费投入要“有的放矢”的考虑。尽管美军素来“财大气粗”，在特朗普执政初期更有军费逆势上扬之势，但如果不做审慎规划，再多的军费投资也会被繁复的日常需要所抵消。报告所提出的八项关键能力，均是事关美军战斗力提升和国防安全需求，并能在未来确保美军拥有对竞争对手的不对称优势的重要能力。美国《国防战略》所覆盖的国防现代化项目规划延伸至2023年，如果上述战略能够得到执行，则届时美军有望大大提升其现代化作战能力和技术优势。
不过，增加军费投入和完善发展规划固然能够逐渐改善过去军费投资的困境，但另一个阻滞美军力量建设的“罪魁祸首”——部队和军事机构的官僚主义习气，则势必要通过改革来加以改变。《国防战略》提出，美国军事体制和国防管理机构中盛行的官僚主义原则，严重降低了美国国防管理的效能和反应能力。因此，需要实现向结果导向和问责制主导的“绩效文化”的转型。这一转型目标包括简化装备研发和供应保障流程以适应部队需求，调整组织结构以提高创新能力，降低管理成本并完善采购流程，强化作战和情报职能并裁减非作战部门，以及巩固美国国防创新的技术和体制基础等。上述设想，显示了在美军中度过大半生的美防长马蒂斯和参联会主席邓福德熟谙美国国防体制的弊病，也提供了革新现有体制的合理方向。但“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毕竟不像“花钱办事儿”的军费投资那样“立竿见影”，不仅转型过程漫长，还可能遭遇固有官僚机构的抵制和对抗。同时，特朗普政府至今仍难以克制的内部混乱和政局动荡，也会对美军的预算和战备等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国防战略》中提出的改革设想能否顺利实现，乃至“让美军再次强大”的愿景能否得偿所愿，人们仍须拭目以待。（马骐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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