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副刊评论区留言，将综合留言质量和热度，每月评选2位读者，分别赠送名家作品集2册。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一起阅读，让文学温润的光照亮心灵。
作者：傅建文
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特殊人物”。
“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后，很快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赴西安解决问题。应该说，之所以选派这三个人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是经过了反复掂量的，除他们的身份地位及谈判技巧外，恐怕还有一层，那就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均是黄埔初创时期的主要部门负责人，是黄埔军校的“元老”级人物，和蒋介石有“交情”，能够直接对得上话。而且，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这一身份，也利于他们在西安的黄埔系师生中开展统战工作。
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时，蒋介石还在惶恐不安中，老命能不能保住，还是个天大的未知数。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清晰地转达了意见后，先提出了见宋美龄的要求。宋美龄是和弟弟宋子文、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特工头子戴笠等一同从南京飞抵西安来和蒋介石共“患难”的，她从没有见过周恩来，把握不准见还是不见，只得问计于端纳。端纳在中国多年，深喑中国政治之道，毫不犹豫地：当然应该见！和宋美龄、端纳等相见后，周恩来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共非为杀蒋而来，只是要求抗日的。宋美龄心里本来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上七下八的，“定心丸”一吃，不免长出了一口气，只要不杀蒋介石，事情就有解决的希望。所以，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要和蒋介石面谈时，她也毫不犹豫地点了头。然而，不知是蒋介石畏惧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领袖”的矜持，抑或是不想让宿敌看到自己的狼狈样，当张学良一通报周恩来要见他时，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见，不见，坚决不见！可这时由不得他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已陪同周恩来走了进来，已整整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就在这种特殊境况下重逢。
周恩来的待人之道从来是有口皆碑的，他上前先立正、敬礼，再向蒋介石伸出手去。蒋介石只得伸手相握。这一握，虽不能算“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却能当场化解颇为尴尬的气氛。周恩来从人情世故入手：老校长，我们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得多，也憔悴得多了。蒋介石一时无语，但随即开始了他蒋氏式的谈话模式：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但你不听我的话，和我作对！周恩来当然不会入他的辙，把球踢回去：蒋先生，是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十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多少革命者？我这颗头颅就是在你的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好多优秀黄埔师生也殉难了……这些，我现在都不说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你指挥！蒋介石一时愣怔，这态不知如何表才好。宋美龄的机灵一下表现出来了，连忙打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不要剿共就是！周恩来进一步阐述立场：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话到这份上，蒋介石不好再执拗了，最后像挤牙膏一样表了态：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找我谈！话到这地步，于蒋介石来说，实是很“难得”了。
事实上，这也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次关键会谈，其后，蒋介石基本履行了他的承诺，虽最终不肯在张杨提出的八条上签字，但祭出了他的人格：言必信，行必果。
在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周恩来还抽空会见过一大批黄埔师生：陈诚、蒋鼎文、钱大钧、陈继承、戴笠、曾扩情……乍一见面，周恩来几乎喊出了所有前三期所有师生的名号，甚至连他们在军校时的“轶事”也记得清清楚楚。这种情感的拉近，非语言能表达，也为周恩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周恩来又授命领衔去南京，率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何应钦、顾祝同等数次交锋，反复磋商，最终就国共合作的政治、军事等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傅建文，湖南宁乡人，1964年8月出生，1981年10月入伍，曾就读于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专业作家，全军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入伍后即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小提壶》《长城谣》《长征谣》，中篇小说集《窑神》，短篇小说集《不再寂寞的眼泪》，报告文学集《1998 荆江不分洪》，长篇纪实文学《大倒戈》《血染的神话》《太行雄师》《邓小平与李明瑞》等，担任电影《南方大冰雪》《浪花岛之恋》《青铜魅影》《四羊方尊传奇》及中长篇电视剧《窑神》《羊城风暴》《刘伯承元帅》编剧，多次获国家图书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军电视金星奖、优秀编剧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
举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