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 怀念与审判(1)
南部战区
赛qing 东方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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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暮晓
后期:淡颜
作者:阿贝尔
一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四百五十六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的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干枯的花,或者像木乃伊。棺材竖放在堂屋的两根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逢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逢儿告别我亡故的父亲的。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烧纸的有我的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的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的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些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的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但我不明白这烧纸的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只是趁下桌撒尿的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的,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自由之爱,但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的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些平常并不把父亲当人的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的污的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闪闪发光的。
往回走的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的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乡亲们都停下了所有的活路,聚在院子里,帮的帮忙,打的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也不声张,只是问候。“来了?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但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是死了人,该避讳的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好,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的刀正在剖切。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的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的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的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的老人的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到看好的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的。忙才是我们的。只是忙。麻木的忙。少有悲伤。帮忙的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明明白白。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的感染,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的淡漠,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把父亲的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的是把死者送上山。正确的。声势浩荡的。这是死人的脸面,更是活人的面子。
二

除开这四百五十六天,我已有的日子都是与我父亲在这颗星球上共度的。掐指算来,已近三十七年。其中,最初的十三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一所房子。我吃他的饭,花他的钱,读他的书,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过后六年,虽然我还吃他的饭,花他的钱,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但只是偶尔。我离开了他的村庄,离开了他的房子,只是假期回来,接受他的再教育。之后的十八年,我独立了,不吃他的饭不花他的钱了,我们的共度分居两地,只是逢年过节在一起。但就是这不多的在一起,我还得看他的脸色、听他的训斥。
在世人眼中,我的父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但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感觉中,在我力所能及的判断中,我的父亲则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缺陷,绝非缺胳膊少腿,是看不见的。甚至也绝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毛病,而是不为普通人发现的、藏匿极深的人格的缺陷。这缺陷,非常类似于末代帝王和变异水果的缺陷,有基因的原由,也有环境的因素。
应该说掌管我父亲的身体的基因还是不错的,它给了我父亲一个一米七一的个头(作为南方男子已经不错了),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端庄的脸,一头黑亮柔顺的头发,一个挺拔的腰板。同时,还给了我父亲一个好使的头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我父亲的两个兄长都没能逃脱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洗礼,而同样作为地主子女的他,却能毫发不伤,幸免于难,并且还有能耐背地里搞到吃喝。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验。父亲坐在门槛上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享了多年的清福。那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都把书读出来了,耍脱了“皮”大哥和妹妹还弄了芝麻官什么的当,妹夫的生意也正做得红火,不要银子往自己钱袋子里淌都办不到。抽着妹妹买回的红塔山,看着竹林里跳来跳去的麻雀,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是自豪的,甚至是得意的。他该得意。他有得意的本钱。这本钱不是我们,而是他“鬼随鬼转”为人处世的灵丹妙药。那段日子,我父亲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在我的记忆和感觉中,我父亲的形象恶劣但却鲜明。他从路口石墙外的樱桃树底下走过,咳嗽的声音让我们哑然。他在窗外斗锄把,或者划竹子,黑红的脸膛时隐时现,额头和颈项上的青筋暴出,像隐匿的小蛇。他哼着小调在木楼下做木活,推刨的声音干净利索,刨出的木花儿雪白喷香。他进厨房拖起把菜刀,向神龛上的主席像划去。主席穿着毛料衣裳,坐在太师椅上。主席是两个。煤油灯的光线很暗,看不清哪边是哪个主席。他不仅看清了,而且分清了。他拿他做木活的尺子和墨笔在两个主席之间划了条线,举起菜刀,把他们割开了。他挥刀前说,接班人死了,坐飞机死的,想往苏修跑,结果飞机莫油了,栽啦。大哥说,毛主席就要老了,他马上就可以接班了,他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大哥的话音未落,他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比较响亮。大哥正站在神龛前面的晒簟里为他掌灯。先前,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从柬埔寨开往越南的列车上。
他坐在矮桌旁喝酒,眼睛不在杯盏,也不在碗碟,而在房梁的亮瓦上。竹子随风摇曳,亮瓦时明时暗,他的眼睛也时明时暗。暧昧,依旧可以叫暧昧。他的手指甲在桌面的缝隙里抠,油垢像肥沃的泥土被翻出,散发出古老的香味。“收录机关掉,老子想安安静静地喝酒!”对我说,看也不看我。“关!我想听音乐!”说。我也不看他。“乐?死声淘气的,也叫音乐?叫哀乐还差不多!”一个人干了杯,再斟满。“能说哀乐不是音乐?”起身欲走。“子叫你把录音机关了你就关了!老子听不惯,跟死了人似的!”转过头,盯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毒。“关,我就想听跟死了人一样的音乐!”转过身,盯着他,眼光锥子一样。我也在我的眼睛里放了毒。“音机是老子买的,老子有权不要你听!”砸了酒杯和那只拿酒杯的手,玻璃钻进了他的肉,血流出来混在了酒里。我感觉酒里有毒,他的血里也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