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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小辑
文 | 刘章
黄先生
我们那儿管医生叫作先生，现在的人称医生为大夫，一般农民还称先生。黄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大夫之一，要说起他，不得不说一些远一点儿的事。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那个山乡只有一个王家药铺，卖些丸散膏丹和草药。药铺的主人也懂些医道，极少出门行诊。一旦出诊，要病人家赶着毛驴去接，还要酒肉招待。穷人的命不值钱，得了病和阎王老儿硬抗，抗不过的交命。多少有几个钱的人家得了病就去药铺买药，药铺掌柜的问病卖药。不过都是一些黄面面、黑丸丸，不一定医好病，也不一定丧命。其实丧了命也找不上药铺，理由有的是，不是没说对病情，就是买少了药，再不就是没忌口，例如，喝冷水，吃生冷食物。
请医，买药，只是办法之一。得了病还可以请巫婆神汉，点香火（香火是家家必备的，农民手头有两个铜板，肉可以不吃，香不能不备），在烟雾缭绕中唱上一阵儿。附体的仙家一般是黄仙（黄鼬）、狐仙（狐狸）、长仙（长虫，即蛇），也有极少数蚧仙（癞蛤蟆）。其次是偏方、土方。头疼脑热拔火罐（没有火罐用坛子），用手蘸凉水拍打，用萝卜叶子擦，用顶针（或铜板）刮。老人们说：“刮打是老施法子。”这些办法确实收效甚快，我都受用过。偏方里也有鱼目混珠，有些医法就毫无道理，太恶心。例如，得了瘟疫吃女人的洗脚水。原先女人缠足，乡下人又不常洗脚，那味道恐怕八味俱全，九味俱全，唯独没甜味儿、香味儿，不知此法是谁发明的。
那灵魂方面的病更有特殊疗法。如果是小儿夜哭，就请识字人用黄裱纸写个帖儿贴到大路旁去，上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哭郎一睡到天亮。”遥控治疗！
如果小儿贪睡，没精气神儿，那是丢了魂儿。我小时候就爱丢魂儿。丢魂儿的时候，到半夜鸡不叫狗不咬的子时，妈妈将茶碗里放满小米，领着我到房下水泉边轻轻敲击，边敲边唤：“老儿子啊，跟妈回家来吧。”我按妈妈事先教的话答应：“来啦。”夜黑如墨，周围的大山像怪兽，煞是怕人！
“老儿子啊，回家睡觉来吧。”
“来啦。”
我紧紧跟着妈妈，生怕身后的黑影儿把我拽下，毛发直立！回到屋里，茶碗里小米若是凹下去，便是把魂儿找回来了。茶碗里的小米经敲，经颠，能不凹吗？我的魂儿常丢，每次都“找”了回来。
要是突然得了急病，高烧、呕吐，那是遇见“撞客”，就是说让恶死的鬼摄了魂儿去，那得请“撞客”、送“撞客”，用纸钱赎买魂儿。请送“撞客”的办法是：在炕上放满满一碗水，拿三根筷子在碗里戳，旁边准备一把砍鬼的菜刀，边戳边叫着死人的名字，如果三根筷子站住了，用菜刀一砍。
我也得过“撞客”，请送“撞客”的神医是我妈担任。我们那个小村恶死的人很少，我的“撞客”总是那个当过几天土匪被打死的刘清。每次我得了“撞客”，妈妈总是一手扶筷、一手持刀地说着：“是死鬼刘清吗？是死鬼刘清你站住，你缺钱我给你烧几张纸，别在这儿折腾我老儿子了……”等三根筷子沾上水，粘在一块儿，立在碗里，妈“啪”的一刀，三根筷子飞到地下。妈又怒斥道：“快退，快退，再不走我请出山神土地太上老君捉你，打你下十八层地狱。”
“撞客”退了，妈妈就到刘清死的地方烧几张纸钱。几张草纸就能从恶鬼手里买回一条命，真便宜！山神、土地、太上老君一次也没请来，妈妈不过吹吹大话而已。我多少次丢魂少魄，大难不死，也够命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乡里建立了药社，国家派来了医生。医生换了几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先生，包括他的相貌、他的衣着、他的人品。
黄先生是安徽人，什么县什么村的，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到北方来的，也没人知道。当然，县卫生局肯定是知道的，只是村里没人去问过。他从未回过家，闭口不谈私事。
黄先生在村里有个口盟兄弟赵福兴（不举办仪式之盟）。俗话说：“干亲认上门，不是为财就为人。”有的人家干亲多是因为日子过得旺，图沾光；有的人家是因家有妖姑美妇，于是有些好色之徒附而攀之，以亲故为由，往来方便，徐图不轨。黄先生的盟弟日子一般，仅可糊口，又中年丧妻，只有一女一男两个小娃儿，人财两无可图。黄先生孤身一人，每月六十多元工资，烟酒不沾又不拈花惹草，冬天一身青布棉衣，夏天一身蓝布单衣。夏天连袜子也不穿，过河时把鞋一脱，哗哗涉过，坐下休息，晒干走路。他走路极快，人称“赤脚黄大仙”。黄先生常往盟弟家填补，久而久之，盟弟心里不忍，说，大哥，你看这……
“唉，什么这个那个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等我咽气那天，人事不知，你给我找个有山花野鸟的阳坡窝窝埋下，也是咱兄弟一场。”黄先生说罢微露凄情。
因为有了这个盟弟，黄先生和村里人都有个称谓，该叫叔的叫叔，该叫婶的叫婶，混得人缘极好。我管他叫大哥。
有一回，黄先生给我妈看病，我在旁边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妈妈说：“你姥姥想外甥了，念叨你呢。”黄先生一笑，缺两个门牙处露出个黑洞洞，说：“二婶子，老兄弟感冒了，赶紧多喝开水。”他又拉过我的手，在拇指与食指间掐，掐得我热汗直冒，果然喷嚏停止。从此，妈妈也懂得了“感冒”这个词儿。
村人某某得了眼疾，上了许多眼药不见效，让黄先生看，黄先生说：“病根不在眼上，在肾上，肾就是腰子。肾火大，肾水亏，眼必干涩。吃两盒六味地黄丸吧。”一吃，果然灵。人们交口称赞黄先生的医道高。
别的医生下乡看病等人接，下雨了，下雪了，还得病人家拉毛驴去接。黄先生不，他自己到处跑，村里人谁有什么毛病，他肚子里有一本账。所以，有时病人正念叨他的名字，他背着药箱笑呵呵进屋：“说曹操曹操就到！”有些老年人说黄先生真的有仙气。
黄先生的话灵。
开春了，村里容易闹瘟，黄先生让人家挖点苍术泡在泉水里、水缸里；谁家的猪圈厕所离屋近、井近，黄先生说挪挪，主人就挪。黄先生的话比阴阳先生的话灵。
谁家看病买药没钱，黄先生就给垫上，有了钱还他他就接，不还也不要，他不记账。很少有人不还，人说，谁欠这样有德的人钱不还，谁缺德。
因为有了黄先生，人们少得了病，少死了人。少病多少？少死多少？这难说，总不能把某某人统计在表上，说：“你本是应该得病……”也不能把得过病的人都列在该死的名单上。有了黄先生死鬼刘清们少得了许多纸钱，巫婆神汉生意萧条，他们不恨黄先生，也许是不敢恨。但黄先生没有得奖，没上过光荣榜。
都说医生心硬，不爱掉泪，因为他们看的病人太多了，看的死人太多了。人说黄先生的心是豆腐做的，软得很，谁家死了人他也跟着哭，不过从不大哭，只是跟着噼里啪啦掉泪。如果谁中年或青年丧偶，爱笑的黄先生总有三天不笑。
黄先生无所好，唯一爱好是种花，在乡医院的院里种山桃，种月季，种榆叶梅，都是木本，没一株草本。有一次我问：“黄大哥，怎么不种点草花，开得繁茂？”他吁了口气说：“老兄弟，你看，木本花，花落了，树还在，还结果儿，草花呢，挺鲜嫩的，暴雨一打，风霜一摧，花凋叶残，让人看着心里难受。”
我听了幽幽动情，至今不忘。
1958年，母亲病，我请黄先生诊断，黄先生望闻问切之后，开了药方，出门对我说：“二婶得的是肝炎，要是别人能医好，二婶子不能，脾气不好。老兄弟，你只管尽孝心吧。”果然如此。
次年七月，黄先生患痢疾在医院休息，听说困难户崔万来也闹痢疾，涉河去医，老崔好了，他却病重了，不久与世长辞。他的盟弟在一个向阳的山坡埋了他，坟头种柏子山桃，常有月投云影，鸟鸣树枝。黄先生死了，全村人都哭了。
他什么财产也没留下，遗物只有几本药书。在一本《傅青主先生女科》里发现黄先生很旧的手迹，那是一首七言诗：
漂泊天涯路渺茫，梦魂明月短松冈。
只形孤影孑然去，留与人间是爱肠。
原来黄先生会作诗！诗不难理解，为悼亡而作，凝结着先生的痛苦与追求，这诗的背景是很深很深的隐情。
黄先生是个凄美的谜。
大牛倌儿
要为大牛倌儿写个小传的念头，不止一年了。几回拿起笔来，又感到关于他的材料实在太少了。可是，每当我看见花朵般的孩子们上学下学，车流似水的工人上班下班，男男女女出工收工，便想起他来。他那颤巍巍的啜泣声，他那傻憨的甜笑影，在耳边，在眼前。
他实在太平凡了。
我问过许多上点儿年岁的人，只知道他姓刘，与我并非同族。他的父亲叫刘稳富，实际上稳穷了一生。绰号叫大老赏，长年给人打杂做月，大概由人赏赐一点儿就行了。大牛倌儿还有个弟弟，叫二扎拉子。扎拉，在我们那里是机灵的意思，从小给人放羊。
至今，在海拔六百多米的一个叫水石湖子的山腰间，还有一处石砌的屋墙，那就是大牛倌儿当年的家。春天，杏树、梨树、李树，不知主人早已不在了，寂寞地花开花落，那雉鸡、山雀，没有人的惊扰和弹丸之畏，啼叫得更纵情了，宣布着这里是它们的安乐世界。那一枝枝美丽的锦灯笼，长在当年主人烧火取暖的灶坑，到秋天，那果实红似火焰。
挖药材、打猎，或者寻木材，我每次到那里，总要低首徘徊，想着那可怜的父子三人，大牛倌儿好像就站在我的眼前。
其实，大牛倌儿的年龄并不大，大概是从他拿得动鞭子的时候，就给人放牛了，因此得了这么个称号。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身衣服：上身是几个破碎的布条，不是用针线缝的，而是系在一起的，只能露一块、盖一块的到胳膊肘的地方；下身也是几个布条，刚刚搭到膝盖。那形象，跟后来我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穿树叶的猿人一样！对于穷人来说，春天的风吹沙打，夏日的日曝雨淋，那都算不了什么，过一个冬天，那就是过一道鬼门关了。大约我三虚岁左右吧，冬天的早晨爬起炕来，或围着破棉被，或守着用石头砌的冒烟的火盆，隔着那没有几片纸的窗棂，看着大牛倌儿起早撒牛。他那颤抖的喝喝咧咧的驱牛声，还有啜泣声，使我的心跟着抖。有时我跑出去看，在那铺满白霜的地上，一个个牛蹄印后面，留下那一行“八”字形的脚印。那牛喷着白雾，缓缓地走着，他在后面瑟瑟地跟着。有时，牛屙下一堆热粪，他赶紧把脚伸进去暖着，直到那牛走得老远，他才追上去。
大牛倌儿的形象就是这样刻在我童年的脑海里了，一想起他就酸楚难当。
抗日那些年，我们整个村子牛羊都没有了，也没有人雇工了。他们父子三人都回到自己的家。抗日游击政府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给他们一些救济，让他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给人们讲抗日救国、消灭剥削的道理，使得大牛倌儿懂得人生是有希望的。大牛倌儿口齿不大清楚，人们说他缺心眼儿。其实呢，他很有心。党号召“无人区”人民开荒生产，战胜困难，大牛倌儿高兴得简直忘乎所以了。他对乡亲们说：“开了荒，点下种，渴了喝水，饿了吃冰，只要不叫敌人把庄稼割了，一定有好收成！” 人们听了，都说：“不离儿，大牛倌儿有志气。”大牛倌儿成了他们一家的主事人。他们父子三人，两个拉犁，一个扶犁，拼命地开荒，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大牛倌儿，他当时想些什么呢？他怎样想象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子呢？
那时候，敌人今天搜山，明天“扫荡”，人民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在平时换工干活时，他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们过好日子，我至死不变心，敌人来了，要是跑不了，我把脸一蒙，宁可跳砬子，也不当亡国奴！”
人们听了挺高兴，觉得大牛倌儿有觉悟，可是，谁也没想到他的话很快变成了现实。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一天，他同我的大伯父刘文才站岗，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刘勤、刘臣在那里换工种地，他们意外地被敌人包围了，四个人一起钻进了山洞。敌人发现山洞后，往里打枪，因为他们是背贴两边石壁站着，飞过的子弹烫焦了我二哥刘臣的额头，他们只好说：“不要打枪了，我们出去。”当他们出来，发现身边只有一个敌人的时候，我大伯和二哥乘敌人不防钻进了密林，敌人打了两枪，没有射中。在敌人射击的时候，大牛倌儿向另一个悬岩方向跑了，敌人喝叫他站住，他根本不听，直向岩顶跑去，敌人举枪射击，不知道打中没有，我那位被敌人抓住不放的同族大哥刘勤眼见他是跳下去的，不是倒下的。他，年仅十九岁！同一天，他的父亲和弟弟也被捕了，送到东北去做苦役，从此下落不明。
老牛倌儿
老牛倌儿又叫大下巴。他姓吴，他们那辈人中间那个字是“玉”，老牛倌儿名字的第三字，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不知道，上点年岁的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因在村里管过户籍，还记得，那是个“琢”字，取玉琢成器之意，很讲究。老牛倌儿应该说是块璞玉，究竟琢成器也未，我不敢妄加评断。老牛倌儿是他一生的职务，大下巴则是他的面部特征。如果跟时下一样把名字和职称连起来，应该是吴玉琢老牛倌儿。他头大，额空，下巴长而且翘。怎么形容才让人明白呢？唉，就像自行车的车座子，宽的那头再鼓些，安上眉眼，中间安上鼻子和嘴巴，窄的那头再翘点儿，厚点……
他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怪好看的，就像年画上的老寿星。
打从我记事起老牛倌儿就放牛。
听老人说，他的父亲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从牙牙学语就念书，念到十五六岁，什么《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五经四书”都念过。人说老牛倌儿是喝墨水儿长大的。说他喝墨水儿不只是读书的意思，他是真喝。据说他是笨而好学，背书背不下，就把砚台里的墨汁喝下。可惜他头大脚轻，干活儿没力气，书上的字会背不会写，不要说写文书、状纸，写信也不行，只好放牛。实际上他是放了一辈子牛，是从小牛倌儿晋升到老牛倌儿的。按理说小牛倌儿应先升到大牛倌儿，因为他只能放四五头牛，再多了放不过来，追不上，他隔过了这一级。他也从未当过羊倌儿，因为山羊攀岩越岭，他追不上，不能胜任。
他放牛很少上山，都是在河边上、地沿上。他放牛的时候，头戴一顶草帽，身披椴麻蓑衣，怀抱一根荆木棍（他从不用鞭，他说放牛也是教，老师都是用教棍，他说得对，秦始皇就是老师用荆棍教成器的），手捧一本书，两只眼睛笑眯眯的从牛背移到书页上，从书页移到牛背上。牛背也是书，书也是牛背。偶尔吆喝一声：“黄黄犍犍子——回回来！”“花花腰腰子……”除此，便是摇头晃脑咕咕哝哝地念书。他口吃，念书不口吃，小时候只觉得他念书的样子很好看，声音也很好听，像唱歌，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直到我读高中暑假回家，才听他咏的是《诗经·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流水溅溅，书声悠悠，群牛吻地，老翁鹤立。
孩子们淘气，有时冷不防去扳他的下巴，他从不用粗话骂人，总说：“咳咳，不不懂懂得仁仁义义礼智信信……”大下巴颤抖着，像小簸箕在扇动。
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夏天牧归时他攥一把野花，秋天牧归时他装些野物，黄昏时孩子们在村头等他，分野花，分野果。有时他高兴了还把小男孩抱上牛背。
妈妈从小嘱咐我，不要没大没小的，不要戏弄傻子、哑巴，见人要有尊卑长幼，该称呼什么称呼什么。论庄亲我管老牛倌儿叫表大爷。每次见了他，我都喊一声：“表大爷！”要是过年，必弯腰拱手作揖，他嘿嘿笑，笑得蜜篓似的：“表表侄，你你你真真是懂得仁啊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什么意思，我回家问妈妈，妈妈也说不明白。
人都说老牛倌儿仁义。有些放牛放羊的，摘瓜掠枣儿，掰棒子去烧吃，偷老倭瓜，掏瓤子，再装上爬豆或红小豆用篝火烧熟去吃。甚至恶作剧，把蔓上的倭瓜挖下一块，屙上屎，再堵好，刀口很快愈合，倭瓜长得个大如皮球，等摘回家到锅台上一砍，臭气熏天！老牛倌儿不，他不动一瓜一枣儿，闲时还在地边拔拔草，把瓜秧往风凉地方引。有一回，他的牛吃了老刘家的庄稼，他去找人家道歉，进了门笑眉笑眼，下巴抖动着：“大大兄兄弟，牛——大大兄兄弟，牛——”主人看他着急，忙说：“大哥，唱。”他悠悠唱道：“牛吃庄稼了……”主人一笑了之。
我在承德高中读书，当时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被村里人看成大秀才。寒暑假回家，老牛倌儿常在河边拦住我，问字，稀奇古怪，一问一个愣。例如，我们那儿形容跌跟头挨摔是“坡伊呀”，这个字该怎么写？从水里拔草，“滋儿”一响，这个字怎么写？我说可以用两个字拼在一块儿，他摇头，说古书上没这个写法，都是单个字儿。我无可奈何。
有一回他拦住我，让我到承德千万给他买一部《掏灰耙造反》，我说没有这样一部书，他很伤心，颤抖着大下巴，老泪纵横。我头次见他脸色那么难看，下巴拉得更长了。他说，人们都瞒着他，不帮这个忙。我大惑不解，问被人称为大先生的叔父是怎么回事，叔父说，这个根本没有的书，老牛倌儿托他买半辈子了。
掏灰（也叫扒灰），是长辈男人与儿媳侄媳通奸之谓也。
原来老牛倌儿有个侄子死了，他的一个堂弟要娶侄媳为妻，寡妇哭坟的时候，叔公跪在一旁祷告说：“我的大侄子啊，你可别回家欺床啊，你媳妇跟我了。”惹得侄媳大骂一顿。这事传到老牛倌儿耳朵里，气得发昏，他骂堂弟太不懂仁义礼智信了！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这不新鲜，有一部书专门写这种事叫《掏灰耙造反》。”他便信以为真，惦在心上托人买。
唉，这个老牛倌儿，这个吴玉琢啊！
老牛倌儿死了，他的名字没有死。
谁家要是不想让孩子读书，就说：“不成器的念书也没有用，老牛倌儿念了五经四书，还不是放了一辈子牛！”
谁家想让孩子念书，就说：“念书总比不念书强，看人家老牛倌儿，连吆喝牛也不用脏话，一辈子没动人一瓜一枣儿。”
关于老牛倌儿，有不同的议论，没有共同的结论。
可惜的是，老牛倌儿至死也不知道掏灰耙造反是胜了，还是败了，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二嫂李玉环
抗日战争那年月，我们整日钻在深山老林里，乡亲之间，难得一见。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岁才见到堂兄刘海哥家二嫂的，算来，她那时不过四十来岁，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可长辈们都说：“你二嫂年轻时可漂亮呢，是咱们村第一个美人儿。”那时我不信。后来，看过许多如花少妇人老珠黄的过程，再看二嫂不高不矮的个儿，那瓜子脸，那杏子眼，才觉得老人们的话可信。可惜，这位山里美人儿晚景是极为凄凉的。二嫂活到老，干到老，拖着病也干。我经常看到二嫂一个人推碾子，手里握个煮苞米啃，不时发出呻吟，有时还把手伸到衣服里去摸，那是因为衣裳破，虱子多。
二嫂原先住在下东屋，我们叫她“下东屋二嫂”，后来搬到搭梁道子小梁山洼，我们就称她为“搭梁道二嫂”。从前山村没电，冬天除了请影班子唱唱驴皮影，请盲人说说大鼓书，没有其他文艺活动，晚上没事儿干，小伙儿就串门子，都是往大姑娘或小媳妇家跑。据说二嫂年轻时，她家是被小伙儿挤破门框的。她晚年住在搭梁道，孤独一家，柴门常敞，终日无人光顾。有人上山下田走近她家，她听见脚步声便出门打招呼，让到屋里喝口水，聊一聊。我有一首题为《花褪残红青杏小》的诗，便是对她人生的感发：
三十多年以前
她是山里的美人
三间茅屋多么温馨
装着半个山村
小伙子们请她保存故事
门前小路
足音似鸣琴
……
如今她感到孤寂
花径被野草相侵
其实写此诗时，二嫂已死十八年了，在我笔下，她还活着。
我当过大队会计，管过户口本，像二嫂那个年岁的女人，多没名字，就写“张王氏”“李赵氏”，二嫂有名字，姓李名玉环。长辈们告诉我，说二嫂娘家原是小康之家，二嫂受过许多忠孝节义的教育。二嫂会讲许多民间的、历史的故事。大才子金圣叹从容赴死的一段故事，就是听二嫂讲的，说金圣叹行刑那天，天降大雪，他朗吟道：“苍天为我报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孝，家家户户泪珠流。”我至今未从书本上读到这首诗，但它有气势，有意境，合格律，符合金圣叹性格，可见二嫂的这个故事来路很正。
二嫂二十三岁那年，儿子福田才三岁，海二哥死了，她立志守节，抚养儿子成人，想守出个名声来。可是，二嫂并未守出多么好的名声。村里人都知道，她三十岁以后与“三兔子”（我们那块儿说，妻子被人占称“王八”，占人妻者为“兔子”）有染，后来，为给独子治恶疾，又将一个老游医傅先生请到家，长期同居。可是二嫂名声也不恶，人们都说她心眼儿好，通情达理。邻里之间，借借找找，无不尽力，自不必说。她四十多岁发送了二大娘，五十多岁发送了二大伯，尽了孝道。新中国成立后，老光棍儿刘恩无依无靠，二嫂收留了，为他缝洗，直到刘恩去招亲，有了归宿；日本鬼子惨杀了她姐姐家八口，丢下两个男孩儿，也是二嫂抚养大的，可惜，一个长成二十来岁棒小伙子刘福印，因玩猎枪走火而死，另一个名福申，一身是病，只能与二嫂共守贫寒。简要的几行字如何记得她一身沉重？最让人感动的是二嫂的母爱。在我们那老山沟，那穷年月，人们要打牙祭，除了过大年、五月端阳、八月中秋三节之外，便是谁家娶亲去吃酒席了。二嫂能说会道，是山里女人出头露面的人物，每次去吃酒席总带上柞木大叶，她将应吃那一份肉块或丸子夹回来给他病中的儿子福田。儿子死了，疼孙子。她家日子穷，实在没什么好吃的，秋天煮豆角，将煮熟的豆籽一粒粒串起来，像项链儿，留给孙子解馋。我在一篇随笔《说油》中写到将猪油在菜锅里涮一涮，就是她家。
美人薄命，有几个薄过二嫂呢？
“文革”中，“三兔子”交代了年轻时与她的生活作风问题，大队要我去打个证明材料，人言“老嫂辈母”，似这等事，如何启齿？我装作扯闲谈，刚一入题，二嫂痛快地说道：“你老叔哇，你今天来意我明白了。大街上走的风流女，柜里锁的养汉精，鸟过有影，是墙透风。三里五村住着，谁办了什么事，瞒得住？你二嫂二十三岁守寡，处处小心，谁敢说个差样字儿？好汉怕暗箭，好女怕暗算。干亲认上门，不是图财就是图人。‘三兔子’惦上我，认你二大娘做干妈，我三十岁那年冬天，接我住他家看皮影，看到后半夜，躺下就睡着了，他钻进我被窝，赶知道，一切都晚了。反正脸也破了，我还守什么？”原来是这样。我对二嫂的真诚坦白，污也不遮不掩，从心里佩服。
这一年秋天，某国家机关两位同志突然来我家，向父亲和二嫂调查一个局长的一段历史。父亲说，一九三八年，作为村里负责人从梁西战场抬回一个重伤员，昏迷不醒，只是未停止呼吸，把他交给二嫂护理，为了不被敌人搜去，二嫂在梯田石墙上挖个洞，铺上干草被袄，白天垒好，早晚去喂药喂稀饭，为他洗擦伤口，在二嫂精心照料下，他奇迹般恢复了健康，又回部队。他走了，一直音讯全无。这两位同志听了十分感动。第二年秋天，被救过的那个人（当时已是国家某机关直属局局长）带着爱子和介绍信登门拜访，给父亲和二嫂各一套红宝书和几枚毛主席像章。二嫂为善不扬，也不图回报。不久，二嫂去世了，像山间枯死一株树，像树上落下一颗果，像一盏油灯悄悄燃尽，无声无息。
二嫂李玉环，年轻蒙污忍辱，老来蓬头垢面，但她的心是干净的。她不是杨玉环，她是山野草民，我觉得我有责任，实实在在地写一写她。
刘斌大哥
刘斌大哥与我是近支，我们是同一高祖父的玄孙。我至今记得，七八岁时，大哥呼着我的乳名问我：“小老子，你长大娶媳妇是要大脚的呢，还是要小脚的呢？”“我要小脚的。”“我们家老母猪小脚。”我赶忙改口：“要大脚的。”“傻二头脚大。”傻二头是村里的大脚女人，很丑。
刘斌大哥喜欢我，经常和我开玩笑。他善意的玩笑启发着我的心智，凡事谨慎回答，免得上套儿。
大哥生来脚有毛病，走路稍拐，还有个膀子经常脱臼的毛病。因有志气，这并未影响他干一把好活儿，成为棒劳力。他没上过学，靠自学，也能读书读报读文件。一九五九年，他还当过一年村里的大队长，不过是组织社员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罢了。那年月，上边统得死，他自然无突出政绩可言。
有人说：“刘斌当队长，地里的一粒芝麻也丢不了。”可谓之入骨三分。他过日子，是日未出而作，日落而不知息。拉大帮生产下地干活儿，收工时，或柴火，或药材，哪怕是有用的石头，总要带回点什么，绝不空手而归。他过日子兢兢业业，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屋里、院里，井井有条。有一回他从我家门前过，妻子问：“大哥干啥去啊？”“到供销社买粉头。”“买粉头做什么呢？”“省嘛。”
因为用筷子夹粉条，一筷子下去，总要捞上来几根，而夹粉头只夹得很少很少。
大哥精细如此！
刘斌大哥过日子克勤克俭，对亲亲故故从不吝啬。有人给他送二斤点心，他自己不肯吃一块，留待孝敬长辈。他是独苗，无兄弟姐妹。年年正月，他接姑姑住家，因为堂侄家日子不如他，两个堂姐住家，也是他接他送。过去山里不通车，接客人，送客人，都要雇用生产队的毛驴。姑奶子骑在驴背上，大哥赶驴在后，毛驴的铁鞋叮叮，串铃叮叮。一进我们小村沟门，东山一声：“姑姑来了，冷不冷？”西山一声：“姑奶奶来了，姑奶奶来了……”这是小村正月温馨的一道风景。
大哥对儿女负责任。他娶儿媳，都花了一些钱，他说：“人家把闺女养那么大，容易么？”而他聘三个闺女，只选好女婿，却分文不要。他说：“我又不是卖闺女。”大侄女婆家在离我们小村十里远的原乡政府所在地沟门子，有一回我们到乡里开党员会，他用扛包扛了几块木头，说是让女儿过端阳节煮粽子用，因为女婿教学，没时间上大山。说起刘斌大哥这些事，我就想到另一个亲戚，三个女儿都为钱而嫁，至今是离的离，不离的哭……
我盖完房子以后，欠下债，过大年没从生产队分回一分钱。当时我的亲兄也未过问一下，刘斌大哥主动送来五元钱让过年用。那时的五元要比今天的五千元还顶用啊！对此，老伴儿感动了半生。“文革”中，我的一个不懂事的堂弟刘银受人指使，造了我的反，要把我打成敌人，惹起小村人众怒，他不敢回家。一天在场里说到此事，刘斌大哥怒冲冲地说：“一个人让人说好，是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全场寂静，连堂弟母亲也低下了头。他的话，至今响在耳边。
刘斌大哥过日子太细，细到亏待自己，有毛病总是硬扛，舍不得花钱看病。我家迁到省城以后，大哥病了，老伴儿回去劝他到石家庄来治病，他说什么也不肯，并说：“没事，死不了。”听说在病入膏肓无可挽救生命时，呼唤我的名字，家里人明白，晚了……想起此事，我热泪盈眶。大哥死时才六十六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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