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关注中国未成年妈妈：为梦想未尽而懊悔

参考消息网5月27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5月21日刊登了题为《中国的未成年妈妈——中断的青春》的文章，作者为庞玉红（音），文章摘编如下：

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关于“中国幸福婚姻和家庭”的研究报告，2015年中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林晓（音）的人生与这一模式不符。她16岁就结婚了，比平均年龄早了10年。

2015年，她与丈夫在广东省西南部小城化州的中学相识。一年后，她意外怀孕了。当时，林晓与4个兄弟姐妹住在附近茂名的农村。当林晓发现她自己怀孕时，她的母亲刚刚生下她最小的妹妹。

对于她是否应该生下这个孩子，她家里吵得很厉害。林晓最初想留下孩子，但是她当时的男朋友想让她去做流产，因为他觉得他们太年轻无法养育孩子。林晓犹犹豫豫地答应了——但经过一次产检后，她很快改变了主意。她怀的是个女孩。

她说：“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心跳。我怎么能剥夺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

她回去和男朋友及其家人讨论了这件事。她的婆婆承诺给予资金支持，并表示会帮助他们抚养孩子。

对林晓来说，留下孩子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早孕在中国一直受到严重歧视。在林晓的家乡，一个女孩子在18岁之前结婚被视为一种耻辱，于是林晓的父母偷偷将她送到50公里外的男友家里进行分娩。但这只是林晓和她的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障碍。

林晓在生下孩子后不久就与男友结婚了。根据中国婚姻法，最低结婚年龄为男性22岁，女性20岁。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夫妇在有孩子的时候往往会面临法律上复杂而艰难的选择。据中国家庭律师魏俊辉（音）介绍，早婚的夫妻无法拿到完成新生儿户口登记所需的证件，这是一个孩子在上学、看病、开银行账户、购买火车票时必备的证件。

尽管林晓不得不放弃学业，但她觉得自己拥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支持她的家庭是幸运的。山东省另一位未成年妈妈黄淑芬（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和林晓一样，黄淑芬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她生宝宝的时候比林晓还小一岁，当时她17岁。然而，她的婚姻反映了中国农村一种更常见的现象。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她很不高兴地结婚了。

黄淑芬15岁时离开家乡来到山东省省会济南打工。她先是当保姆，但不久因雇主的性骚扰而辞职。随后，她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并在那里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这家餐馆老板的侄子。2016年，他们在双方家人的压力下结婚。在黄淑芬的婆婆的要求下，她2017年生下了孩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王德福（音）在其实地调查中国农村早婚现象时观察到，婚姻竞争成本高、代际责任一直是早婚死灰复燃背后的主导因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了这一趋势。在15岁至19岁的7500万青少年中，有120万人已经结婚，十几岁的少女结婚的比例是少男的两倍。每10名年龄在19岁及以下的农村女性中就有一名已婚。

山东省资深产科医生刘同霞（音）说，近年来，中国的性教育不足增加了少女意外怀孕的可能性。仅2017年一年，刘同霞就认识了3位生下孩子的未成年母亲和许多来找她堕胎的年轻女孩。与婴儿的健康相比，她更担心的是未成年怀孕对年轻母亲及其家庭的影响。

她说：“过早有性生活对女性健康不利，因为她们的生殖器官还没有完全发育，而且她们的骨盆仍在生长。这可能导致宫颈癌的风险更高。”

回过头来看，林晓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她在自己的生物教科书中发现的人体基本结构之外的性知识。她享受着当母亲的快乐和艰难，她的手机里填满了她和女儿的自拍照，但她仍然害怕别人发现自己是个十几岁的未成年母亲。

黄淑芬像林晓一样担心自己作为一名未成年母亲会受到公开羞辱，但出于不同的原因：她在婚后不久就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去年他搬出去和男朋友一起住，现在只送钱来帮助抚养他们的儿子。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照顾孩子，很怀念以前在她家附近的市场上看村民打麻将的日子。

虽然黄淑芬和林晓都是母亲，但她们自己仍有着孩子般的面孔。做妈妈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但她们也为自己未尽的梦想而懊悔。

林晓问我是否通过了英语能力测试。我告诉了她我通过了。

“你能向我展示一下证书是什么样子的吗？”她问道，“我曾梦想过通过这些英语考试。但我永远没有机会这样做了。”（编译/龙君）

【延伸阅读】快手为传播未成年妈妈一事道歉 这真的有用吗？

央视网消息：3月31日，央视多个栏目报道了快手、火山小视频等平台，出现大量以未成年生子为噱头的未成年孕妇视频，并追问短视频的底线在哪里。4月3日，快手CEO发表文章《接受批评，重整前行》进行道歉，称快手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将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算法，承诺改进算法，优先推荐个性化的更符合用户兴趣的正能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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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女手中抱着婴儿，你能想象就是她的孩子么；17岁的姑娘反复在视频主页上强调自己生娃多、当妈早；一对00后的小情侣尽情展示亲昵之举，而当天是他们直播私奔的第65天。恋爱、怀孕、生子……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未成年人禁忌，在一些视频平台上都被轻易打破。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视频不但不会被禁止和查封，还能经常登上直播平台热门，拥有着几万到几十万的播放量。据央视调查，这些未成年妈妈大多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早早辍学生子，社交面窄、渴望被关注。为了能够受到瞩目，她们刻意强化低龄妈妈的属性，其中许多行为不仅是对伦理道德的无视，甚至触碰了法律的底线。参与者数量之庞大、年龄之低，都远超人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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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是个别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那么争当“全网最小妈妈”的风潮能够迅速传播并产生影响，和平台的推荐脱不了关系。算法优先、精准定位网友的喜好是现在各大平台推崇的手段，也是赖以生存的核心技术。但是完全依靠算法，对于视频内容的不管不顾不仅是平台的失职，更是变相纵容。一些奇葩、甚至是危险的视频内容纷纷在现实生活中被网友效仿，不但突破了道德底线、触犯法律，甚至会危及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低俗、炒作、博出位，这些一定不是正确的价值观。面对被各种低质量内容侵袭的未成年用户，快手有权力和责任去审核自己平台的内容。但是它却不制止反倒推广，就像网友所说，一个因未成年生孩子而成名的大V会给多少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你自己心里没数么。对人气排名前十有这些大V，快手并不知情？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几乎为零。那为什么一直没有进行处理，比如警告、甚至封号呢？这背后的利益关系恐怕不言而喻，只要能吸引更多的用户，平台对这些大V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受法律层面上的约束坚决不插手，可谓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快手的整顿毋庸置疑，相关法律法规就显得更加重要。近年来，短视频与直播平台不断被曝出低俗、色情、造假等乱象，网络监管可谓是越来越严格。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平台的多样性和监管的复杂性往往让这些人钻了空子，打着法律的擦边球试探“红线”。尽快制定出专门针对网络直播的法律法规、细化责任和主体，防止这些平台的“野蛮生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家庭、社会也要给予未成年人更多关注，引导他们回归到正确的价值观轨道，分享正能量。记录下那些值得被记录的，才是技术改变生活的正确方式。

（2018-04-23 17:39:37）

【延伸阅读】美媒关注中国早婚青少年：婚姻非强迫 贫困地区尤甚

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 美媒称，在中国内陆一些农村贫困地区，青少年结婚现象越来越普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14日报道，洁（音）是个13岁的新娘子，她看着自己镶好边的婚纱照。在照片的旁边，则贴着皮克斯动画《汽车总动员》的贴纸。

报道称，2014年春节期间，洁结识了她16岁的丈夫。相处三天之后，他们便结了婚。又过了不久，她怀孕了。这样的场景好似是封建旧社会的一幕。旧时候，早婚是一种传统，对于女孩来说尤其如此。时至今日，在中国内陆一些农村的贫困地区，少年新娘和新郎并不算少见。

2014年，摄影师肖慕漪在中国的云南省见到了少年新娘小洁和她的丈夫小文。肖将镜头对准了年轻的中国新婚夫妇，拍摄了一系列色调柔和，颇为吸引人的照片。洁是肖的镜头所记录下来的年龄最小的一位新娘子。凭借着这一组照片，肖拿到了著名的玛格南基金会的摄影奖金。

肖说：“我在这些村庄里见到的每个女孩都在18岁前结婚了，其中有一些女孩结婚的岁数尤其小。”“似乎在当地人看来，早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老师这样认为，家长这样认为，孩子也是这么想。”

报道称，肖在当地待了18天，她说当地人早早结婚并非是出于家长的压力，也不是未婚先孕奉子成婚。 “我没有看到任何强迫式的婚姻。孩子们都很高兴，他们说自己真的恋爱了。”

肖说，她拍摄的青少年不愿意给出自己的全名。

西安交大的教授姜全保表示，在中国，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女性则是20岁，但对于未按照规定提前结婚的人该做何惩罚，法律似乎也没有做详细规定。

姜全保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很多人都觉得，只要一对新人办了酒席，就算是成了亲。然后等双方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再去登记。鉴于存在上述这种现象，因而很难从数据上判断早婚在中国到底有多广泛。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在上升，男性达到了26岁，女性则为24岁。

不过，青少年的这种婚恋行为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今年2月，一张两个16岁少年办婚礼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走红。国家媒体也进行了广泛报道。人们围绕他俩到底是否有真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对新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他们的结合得到了双方家庭的全力支持。酒席是双方家长出钱办的。

很多农村家庭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去城镇打工之前把婚姻大事落实了——而这也是很多农村人的命运——对于那些不好找对象的男孩来说尤为如此，姜说。

独生子女政策和中国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造就了中国农村性别严重失衡的现象——最新数字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了3360万人。而多出来的这些男性就是通常所说的“光棍”。

“在某些贫困地区，早婚就好像是一种保障。一种不会打一辈子光棍的保障，”姜说。

肖认为，这种现象要归咎于性教育缺失，以及很多农村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他们的父母多到大城镇或是较为富裕的城市打工，无暇顾及孩子，这些孩子也就成了所谓的“留守儿童”。

报道称，中国的学校需要加强青少年性教育，不能羞于讨论性这个重要的问题。“孩子们看了不少谈情说爱的影视作品，却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没有人告诉他们年纪太小发生性关系是不正确的做法。”

肖那组照片没有过审。这些照片上的小两口，至少在照片上，看起来都是深爱对方的。（编译/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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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的一对早婚夫妻。（资料图片）

（2016-04-23 00:10:00）

【延伸阅读】法媒：全球童工多达1.52亿 数百万女孩被迫早婚

参考消息网9月30日报道 法国《快报》周刊9月19日发表了题为《全球1.52亿儿童被迫做工》的文章。

2016年，全球有近十分之一的儿童被迫做工。现代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妇女和未成年人。

现代奴隶制灾害泛滥

国际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行动自由基金会19日公布了一些令人脊背发凉的数据。出现在一份联合公报中的这些数据表明，2016年被确认属于现代奴隶制受害者的人员多达4000万。

在这些受害者中，儿童占了1000万，2500万人属于被迫劳动以及1500万人属于被迫结婚。现代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妇女和未成年人，他们占总数字的71%。

非洲童工达7210万

国际劳工组织还公布了一份聚焦童工的研究报告。据该报告说，有1.52亿年龄在5岁至17岁间的儿童（女孩6400万，男孩8800万）被迫做工。这一人数占全球儿童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些儿童并没有被各个机构视为奴隶。

生活在非洲的被迫劳作的儿童人数最多（7210万），然后是亚太地区（6200万），还有北美和南美（1070万）。欧洲和中亚地区的童工人数为550万，阿拉伯国家为120万。

他们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没有上过学。报告还强调指出，其中38%年龄在5岁至14岁间的未成年人干的都是一些危险的活计，66%年龄在15岁至17岁间的未成年人每周工作超过43小时。

数百万女孩被迫早婚

这些研究还指出，对于卖淫行业的500万受害者来说，被迫干这一行的妇女和女孩占近99%。超过400万人因为其自身处境而被迫成为该行当的受害者。

去年，有1540万人成为被迫结婚的受害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女孩（84%）。他们当中有650万人是在2012年至2016年间结婚的。其他人则是在这个日期之前已结婚。

对剥削宽容令人反感

行动自由基金会创始人及会长安德鲁·福里斯在一份公报中表示，“我们的社会每天尚有4000万奴隶，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耻辱”。

他认为，这种状况“也与当今世界的歧视和贫富不均有关”。安德鲁·福里斯遗憾地表示，“此外，对剥削的宽容令人反感，我们必须终结这一切。我们都要发挥作用来改变现状，包括商界、各国政府、公民社会、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编译/卢央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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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东南亚地区的童工资料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7-09-30 00:41:00）

【延伸阅读】出没乡里的电信诈骗“少年”：早婚无知系共同标签

从安溪县城出发，向北经过307省道，三四十公里的车程后就会到达白濑乡下镇村。如果向东南，只需十几公里，穿过高低错落的茶园，闯入视野的是永春县达山村。在地图上，这两个山村像大部分中国无名的村落一样，深居一隅，沉寂无名。

因19岁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9900元而猝死，这两个山村连同在这里生活过的四个年轻人和他们的两名同伙一起被推到了公众面前。

对于电信诈骗行为本身，当地人并不陌生，“只是不能特别肯定谁在做而已，但是很容易分辨出那些被诱惑的年轻人。”

“这次骗死人了，总要收手了。”陈成（化名）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是陈文辉、陈福地、郑贤聪、郑金锋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自己小伙伴的救赎之路还看不到边际。

　躲进深山的A级通缉犯

“我们小时候爱去的一些地方，我都去了。除了山里，他们根本就没处可躲，逃跑都用同样的方式……”

“天都塌了，你还躲着。”8月27日，家人再次上山，终于找到了躲在山中数日的陈文辉。

“自首，现在就去。”陈文辉不断流泪，木讷地跟在父亲、姐姐和大伯身后，每位亲属都抑制不住情绪的激动。

此时，陈文辉并不知道，另外一名同伙郑贤聪也在离他不远的山里躲着，手机已经没电。

8月28日9点03分，央视的弹窗新闻伴随着嘀的一声提示音：徐玉玉电信诈骗案最后一名嫌疑人郑贤聪落网。

和陈文辉的家人找到他不同，郑贤聪是自己从山里走下来的，他知道警察会找他，但不知道全国都盯着他的归案。此时，看到消息，已经失去女儿的徐玉玉父母失声痛哭，表示抓到凶手对玉玉是个慰藉。

从26日下午6点开始，附着6人准确身份信息、地址、照片的通缉令在全国传开，连同陈文辉、郑贤聪以及2岁便随父母移居福建的重庆人熊超，均被列为公安部A级通缉犯。晚上8点，19岁的熊超逃到平和县坂仔镇准备投靠亲戚，被警方当场抓获。

从8月19日徐玉玉去世，到28日晚最后一名嫌犯归案，9天时间，女孩的猝死和凶手的潜逃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作为郑贤聪小时候的朋友，我也参与了寻找，我们小时候爱去的一些地方，我都去了。除了山里，他们根本就没处可躲，逃跑都用同样的方式，要不是他们诈骗，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差不多。”

在陈文辉的老家，接受采访的陈成（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包括陈文辉、陈福地、郑贤聪、郑金锋在内的几人他都认识，以前也在一起玩过，一起干过活，“他们搞电信诈骗的事情，我以前就知道，我劝过，他们也怕过，可有什么用呢？”

　网络空间里的酒肉人生

“郑金锋和几个人曾经在村口围着烧材料，有人看到过，就是学生的名单，什么学校的，一大沓……”

“终于放松。”

郑贤聪的朋友圈定格在8月19日夜晚9点46分。简单的四个字配上了一段KTV里霓虹闪烁的歌唱视频，十几瓶啤酒摆在桌上，烟雾缭绕，DJ歌声震耳。

在郑贤聪的朋友圈里，晒KTV喝酒唱歌放松的视频几乎占了一半，另外就是晒可爱的女儿，而且会一晒就好几段视频。他偶尔也会说“今天终于有所收获，累了一天，终于有点成绩”的话，但是配的图却让人不知所云。

和郑贤聪热衷微信朋友圈不同，郑金锋还在用着QQ空间，可一样的是，他的空间里也多是喝酒、KTV桌子上满是酒、液晶屏显示歌唱的图片，或者偶尔也会发发自己泡温泉做推拿的图片，并配上鼓励自己的话：“不拼不搏，哪来的人生，未来哪来的精彩。”

两人发东西的频率都不高。

“有时候发朋友圈说今天有所收获，我问他收获了什么，他也不说，还会删了。”陈成说，郑金锋不避讳对自己说在“搞诈骗”，但都是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干这个，不会入伙。”这也是他们最终只能是“以前的好朋友”的原因。

“搞诈骗的，永春县以前没有，都是外面传过来的。”陈成说，“他们搞诈骗有一段时间了吧，一年多肯定有的。”

东南方向，穿过海峡，是中国台湾。那里有着200万从安溪县过去的人。“一开始，就是那些人搞电信诈骗，然后带着安溪的亲戚搞，再后来，安溪人自立门户，越搞越大。”当地人许长顺（化名）说，作为安溪本地土生土长的人，电信诈骗是怎么进入安溪的，本地人“清楚得很”。

陈文辉和郑金锋是陈福地介绍认识的。郑金锋为什么会叫着郑贤聪？村民郑磊（化名）说，“网上说的重庆籍贯的熊超以前也来过村里，在郑金锋家里住过几天。”

“他们在村子里不说，但是在朋友面前，并不避讳自己是搞电信诈骗的。”郑磊告诉北青报记者，郑金锋和几个人曾经在村口围着烧材料，有人看到过。“就是学生的名单，什么学校的，一大沓。”当时有人问为啥烧，郑金锋的回答是这些资料没用了。“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收手不干了？他还说对啊，最近不做了。”郑磊说。

但是对于陈成来说，郑金锋确实这几年变化很大。“过年回家特别得瑟，请大家抽七匹狼，见人就分烟，还请人吃饭。”陈成表示，自己曾建议他，“你这些钱不干净，就给你父母留一点。”郑金锋却说，“你一年赚的，都不够我花销啦。”

在陈成看来，郑贤聪虽然养三个孩子，但至少是独子，父母也都健在，房子不好也有一套，“可郑金锋他有什么呢，他妈他孩子他都不管，他还挥霍。”这让陈成很看不惯。

有些时候陈文辉、陈福地也会出现在村中，“每个人骑个摩托车，吆三喝四，有时还会弄个车开到村里。”在郑磊眼中，他们迟早会出事。

　相似的经历和生存环境

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相关人士表示，低龄、早婚、学历低、家庭经济困难，成为了这些电信诈骗青年的共同标签。

尽管对朋友“搞诈骗”是一件并不避讳的事情，但对于家庭，制造徐玉玉案的6名嫌犯的大部分家长都表示他们并不知情，只知道孩子在外面打工，“管不了他们，也很少给家里补贴钱用。”

早婚未办结婚手续，且已有两个孩子的22岁的陈文辉，其父亲对北青报记者表示，他甚至经常从家里要钱。同样有两个孩子的郑金锋也很少给母亲钱，相反却三天两头向大姐要钱，“每次几百块，都是说补贴家用。”

郑贤聪27岁，是独子，已有三个孩子，老婆没工作。年龄最大的黄进春35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而他们的家庭状况，至少从外观看来都并不富裕，最好的陈文辉家虽然盖起了楼房，墙体却一直无钱粉刷。在KTV挥霍的郑金锋，住的还是同母异父大哥的房子，自己的老宅，厨房破烂不堪，但郑金锋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欲望。

“如果知道他们诈骗，我们一定会拉他回来。”北青报记者走访的多名家长都如此告知。但显然，他们无从知道自己的孩子真正在干什么。如果不是徐玉玉事件，六个人都不过是当地众多从事电信诈骗的年轻人中的普通一员，同时也是被政府部门重点打击防范的对象。

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从事电信诈骗的相关人员都呈现低龄、早婚、学历低、家庭经济困难等共同特点。今年新成立的安溪县反诈骗中心，甚至吸纳了银行、电信等多部门来共同配合。一位县领导表示，目前在安溪电信诈骗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8月30日，北青报记者在安溪县长坑乡见到了几名曾经因电信诈骗被判缓刑的年轻人。90后的小玉（化名）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孩子一岁多，早先在厦门打工，后被同村人拉帮入伙，负责拨打电话。

同样来自长坑乡，曾经一起合伙从事诈骗的陈建（化名）和（邱林），成长轨迹则更出奇地相似，两人初中都没毕业，30岁，有两个孩子，最大的已经十岁。陈建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邱林则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弟，两个妹妹。

火爆时，这些人曾在一天之内向全国发出上百万条诈骗短信。2012年，有的村庄同时被抓走20人。据媒体报道，安溪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光是魁斗镇就被查出3791名嫌疑人，长坑乡人口是魁斗镇的3倍，可能更多……

“把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工作纳入年度干部考核；各村自制反诈骗宣传标语、横幅，每天早中晚3次播放宣传片；派出所民警每周两次深入辖区开展防范……”8月30日，安溪县长坑乡分管综治工作的书记这样介绍。

为了拿掉“诈骗之乡”的黑帽子，长坑乡早就推出过多项打击防范措施。仅今年上半年，横幅标语挂出260条，宣传车出动24次……衡阳村甚至还制定了新村约：“家庭有人员实施诈骗被抓，父母义务打扫乡村道路三天……三人以上实施电信诈骗被抓，申请宅基地等手续一律停办一年……”

然而，不止此次因徐玉玉案落网的6名嫌疑人，包括此前更多因从事电信诈骗而被抓的当地年轻人，都以雷同的经历，最终让人扼腕叹息。

　岔路口与掉头的人生

在安溪县当地更多的年轻人眼里，导致19岁准大学生猝死的徐玉玉案，仅仅是个偶然。

对郑金锋、陈文辉等人熟悉的郑磊告诉北青报记者，像他们这种学习不好、家庭一般的年轻人，大都早早辍学，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就在家“鬼混”。“十几岁打工，也都是苦工，去工厂做苦力，当学徒一开始只有两三百块钱。”

“以前郑金锋、陈福地都在南安做水暖，做了一年多，嫌钱少，做不下去了。”一位曾经的工友对北青报记者表示，没有文化的技术工人，就是要靠熬，技术会慢慢变好，工钱也会慢慢增加，但显然，他们都没有这份耐心。

郑金锋在最近的一次“QQ说说”中写道，“一个人的生活，没人陪你欢呼，也没人陪你哭，嘴边说的一个人挺好，又有谁知道你心中的酸楚。”早年丧父，儿子出生五个月，没有领证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郑金锋的生活里少不了酒，经常深夜买醉。

像陈文辉、郑贤聪家中曾经都种过铁观音茶，而随着近几年茶叶市场的低迷，年轻人觉得赚不到钱，“人工一天几百块，采茶太晒，卖茶又没有好价钱，以前500块一斤，现在50块一斤也没人要。”郑磊告诉北青报记者，曾经不止一个人拉他入伙干诈骗，但他觉得自己一个月能挣六七千，且比较稳定，“我养得活老婆孩子，为什么去做那个？”

但像郑贤聪还有郑金锋、陈文辉，他们早早就有了几个孩子的，学历低，父母为普通农民，自己也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很难不被诱惑。

“别的地方一夜暴富离你很远，这个地方并不远，听得多了，自然就会产生幻想，会有侥幸心理。”对郑磊来说：“只要有那么一丝侥幸心理，就会为了金钱去舔血。”

一名曾经卖过电脑，后来从事电信诈骗的中专生告诉北青报记者，自己最大一笔骗到2万元，“当时很激动，也很害怕”，但钱来得越是容易，就越想得到更大的回报。在北青报记者的走访中，甚至还有教师辞职去干电信诈骗随后被抓的案例。

安溪县司法局副局长瓮财能表示，目前全县因电信诈骗在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占总数的20%左右，大约200人。“二次从事电信诈骗卷土重来的也有，但是相对很少。”在长坑乡提供的一份上半年数据中，电信诈骗分子抓获了5名，2015年同期是6名。一名当地公安内部人士表示，目前的人数是动态的，但是当地的治理决心是有的。一名当地警方内部人员透露，安溪县给每个派出所民警下达了抓获3个安溪籍电信诈骗犯的指标任务。

但对于那些看着与自己一同长大、有着高熟悉度的同乡以“诈骗”手段迅速暴富的故事，更多的陈文辉们，很难去考虑这样的飞来之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走岔路了就很难掉头。

郑金锋的微信名字叫“明天会更好”，郑贤聪的微信签名是“人生的路，风雨过后一切从零开始”，带着对未来美好期望的两个年轻人，在骗到徐玉玉9900元学费的时候，应该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普通的撒网电话，使这个女孩会如此快速打款，这笔让他们欣喜的钱财，会导致一个比自己有更好明天可能的小妹妹猝死。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王晓芳

（2016-09-01 10:3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