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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2）
文 | 节延华
“红军团”里的新战士
黄明村他们25名新兵在公社集中后，当天赶到了县里，在县城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开始坐火车，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目的地：XX军XXX师XXX团。
团部的驻地是河南省渑池县。其实，这里离老家随县，并不远。这里属于豫西，具体说来是在洛阳地区的管辖之内。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战友，对一个农村入伍新兵来说，眼前的一切，反差之大可想而知。要想尽快适应，尽快融入，也是不切实际的，这里面毕竟需要一个过程。然而，对黄明村来说，这一过程十分短暂。在来到新兵连的第一天的工作安排，是组织新战士参观部队的军史馆和荣誉室。部队的光荣历史，马上征服了黄明村那颗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心灵。
原来自己来到的XXX团，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团”。该团诞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是毛主席为第一任党代表、朱老总为第一任军长的红四军下属的一个主力团，在著名的井冈山反“围剿”中，令敌人闻风丧胆。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的长征途中，这个团又在“一军团”的编成内，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打了很多硬仗，胜仗。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团编入了八路军115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之后又开辟了“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占东北，从山东半岛渡海到辽东半岛，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挥师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黄明村读书期间，就对党史军史非常有兴趣，平时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记述我党我军艰苦历程的回忆录，他读过很多，还包括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很早就在他的脑海里扎了根，革命先烈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也一直在召唤着他。今天，他却荣幸地成为了这么一个英雄集体的一员，这是他一天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还有一个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团四年前曾参加了南疆那场自卫还击战，他身边的排长以上的干部和首长，几乎都亲自参加过战斗，很多人立过战功。这更让他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在他的眼前，每一位首长，每位战友，好像都是“杨子荣”“李向阳”“董存瑞”“黄继光”，看得见，摸得着。他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向他们一样！
新兵连训练结束之后，黄明村被分到了一营三连一排一班。这个连的光荣历史更是让他仰慕。毛主席当年曾在反“围剿”时写的一首诗中有这一句：“齐声唤，前面捉了张辉瓒”。而当时捉到张辉瓒的正是他来到的三连。他们一班班长姓陈，叫陈文增，是河南人，比他早当两年兵。班长是党员，又是连队的军事训练尖子。他觉得，要进步，跟着班长学就不会错，所以他处处按照班长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从学习发言到军事训练，从养猪种菜搞副业生产到整理内务军容风纪，他都是全连几十个同年兵中最突出的一个。班长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以前连队的黑板报都是班长出，他来后班长说：“明村同志，你也是高中毕业，可我看出来了，你的水平高我一头，以后这黑板报，就由你来出了。”他说：“我听班长的。不过，班长不能不管我呀。”班长说：“你是我们班的，我怎么能不管你呢？”所以最近的一期还由班长带他，两人一起出。之后，班长就完全放手了。班长没有看走眼，黄明村出的黑板报，图文并茂，得到全连战友的好评，后来连团部都不断有人来参观他出的黑板报，连指导员都对陈班长这样说：“你带的兵不错嘛，黄明村一个新兵，都能为我这个指导员长脸了。”
1984年6月，团里举办一期新闻报道训练班，时间很短，就一周，人也不多，每个连来一个。三连当然就是黄明村。因为都是新兵，又都不知道新闻报道为何物，所以讲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例如翻开一张报纸，分出什么是新闻，什么是通讯，什么是评论。还有，如何给报社投稿，主要给哪些报纸投稿，例如，全军有《解放军报》，武汉军区有《战斗报》，等等，几乎还没有真正涉及到具体的新闻写作技巧，只是让大家随便写篇文章，像在学校老师布置写不定题的作文。既然领导没有出题目，黄明村就自己想了个标题：《我们的连队我们的团》，主要是回顾部队的光荣历史，抒发自己作为一个新战士心中的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就这样一篇自己认为很不怎么样的稿子，在训练班上引起了很多人的赞扬，马上被团广播室拿去，连着播了两天，让他一下子在训练班脱颖而出。
这天晚饭后，黄明村突然看到班长到了训练班。他开始以为班长是来找他的，班长却说：“我不是找你，是找宋天顺的。他是我很好的同乡，我要当面向他推荐你。”黄明村听得糊里糊涂，问道：“推荐我什么？”
班长说：“我听了团广播室广播了你写的文章，太棒了，我要让他把你留在他们报道组。”
班长说的宋天顺，就是在训练班上协助宣传股徐股长工作，负责组织黄明村他们集合上课、排队去吃饭的那位领导。开班时，徐股长只向大家介绍说他是团政治处宣传股报道组组长。黄明村听有人叫他宋干事，所以他也叫他宋干事。他还听说宋干事已经当两年报道组长了，在很多报纸上都发表过文章，有几篇还在军部获了奖。现在突然听班长这么说，他很不理解，问：“谢谢你班长。但是就凭你的推荐宋干事就能把我留下吗？”
班长不假思索地说：“这事看怎么理解了。当然，首先是你有那个能力，会写文章；第二，你知道我和宋天顺是什么关系？不仅是老乡，还是亲戚。放心吧。”
黄明村这时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班长，又很小声地问：“那，这，班长是不是在帮我走后门？”
班长这时把大腿一拍，说：“我靠，你想哪去了？向机关推荐人才，咋叫走后门呢？再说了，政治处是什么单位？全团秀才集中的地方，个个是玩笔杆子的高手。要是笔头子不中，真若开后门让谁进去，哪个敢进呀！”接着，班长又问：“刚才听你叫他宋干事？”黄明村点了点头，班长有些不屑地说：“他是球哩干事！你没看见他和你、我穿的不都是两个口袋的‘的确凉’吗？我们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他顶多也就和我一样，班长级别。”
班长的话肯定不会错，但黄明村虽然当兵不久，有些事他也是听说过的。例如，仅凭穿两个口袋还是四个口袋的军装，来判断是干部还是战士，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的人，干部命令下了，但新的服装没有发下来，还只能穿以前的。也有的人，虽然干部的军装发下来了，只有一套，还得和过去穿过的战士的服装换着穿。当然，也有个别的人，干部命令一下，便偷偷地把战士上衣拿到街上的缝纫铺改成四个口袋。这样的人，肯定背后会招来不少闲话。
班长接着又对他说：“不过，宋天顺毕竟是报道组长，虽然没有正式的命令，首长那里是有面子的，他在徐股长那里一定能说得上话。好了，这事你就别问了，我找宋天顺说去。”
训练班结束后，其他同志都各回自己的连队了，黄明村一个人被留在了团报道组。
尽管班长提醒过他，但黄明村还是没有改口，仍然把宋天顺叫做宋干事。一到报道组，宋干事就告诉他，你黄明村，就像两年前我宋天顺一样，是团报道组的报道员了。然后又把他带到徐股长办公室。徐股长主动地和他握了手，接着热情地说：“欢迎小黄同志到我们宣传股报道组帮助工作！”接下去向他具体交代说：“从今天开始，在团部，除了参加机关的出早操、搞环境卫生，别的什么事你都不用干，唯一要做的就是和小宋同志一起写报道。你可能还不了解，宋百顺同志在报道组写报道，是在师里军里都挂上了号的。虽然现在还和你一样是名战士，但在政治处，大家一直是把他当干事使用的。”
听了徐股长的表扬，宋天顺脸红了一下。徐股长接着说：“小黄同志今天刚来，借这个机会我给你多说两句。新闻报道，每天只闷着头写也不行，你不仅可以回你们三连采访，也可以跟着宋天顺同志，到别的营、连去搜集素材。还有，记住，我们是给报纸投稿的，那就必须要看报纸。看报纸也有讲究。有的人是‘看书看皮，看报看题’。别的什么人这样做，无可厚非，可我们不行。我们读一本好书，一定是要读通读懂。看报更是这样，一篇好的报道，要反复看，分析人家是如何抓问题的，从中得到启发，研究人家的结构、语言，从中汲取营养。”说到这里，徐股长指了指墙角放置的报纸架，“你看，那里有十几种报纸，有《人民日报》，还有军区管辖的两个省的省报与省会的市报。不过，你重点多看《解放军报》和《战斗报》，那才是我们报道组的主攻目标。告诉你吧，在我眼里，上十篇省报不如上一篇《战斗报》，上十篇《战斗报》，不如上一篇《解放军报》。”
徐股长的这一席话，高屋建瓴，如同在黄明村的脑海里开了个天窗，往前望去，大地辽阔，天空高远，景色迷人。但他毕竟才刚刚接触新闻报道，甚至连刚刚起步都还算不上，徐股长说的这些，他能听得懂，但一时还无法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希望自己马上能进入情况，却并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这时，他小心翼翼地问徐股长：“首长，那，我现在，眼前，马上，最当紧的，是要写什么呢？”
徐股长似乎想都没有想，说：“当然是要写你最熟悉的生活啦！”徐股长强调说，“一定是你最熟悉的。你不是从三连来的吗？你就先琢磨你们三连，三连的连长指导员，你的排长班长战友。还有，你们连开展的各项工作，像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副业生产，等等，反正你认为你们三连哪一点做得比较好的，哪件事让你有所感动的，你都可以写嘛！”
徐股长的谈话，对黄明村是引路也是启蒙。黄明村没有辜负首长们对他的期望，他来报道组刚满一个月的时候，报纸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且不是一般的报纸，是《解放军报》。文章发表在1984年7月15日《解放军报》第二版，标题是《三连开展“我为战术训练进一言”的活动》。在文章的开头人家还给加了“本报讯”三个黑体字，文章后面还附上了“本报通讯员黄明村”。
成绩来得这么快，让黄明村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但他没有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悄悄把文章剪了下来，放入信封给了父亲。他觉得，自己的任何进步，就应该让他老人家第一时间知道。他记得自己参军前生产队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大哥已经成家，另立了门户。二哥还在部队，按规定，当了兵，家里也有一分责任田。母亲要照顾家里家外那一大摊子活，两个弟弟都还小，自己如果再当兵走，一家五个人的责任田，全得靠父亲一副肩膀两只手了。可是，从他报名到体检，父亲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他。他记得父亲当时给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都赞成”。寄剪报的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因为他当时手头有工作，信写得很短，可上面却留下了好几处泪痕。
这篇比两个香烟盒大不了多少的文章，在团里竟然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也超出了黄明村的想象。政治处从主任副主任到各个股的股长和干事们，不用说，谁见了都要表扬他一番，就连团司令部、后勤处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了。那天中午，他去食堂打饭，有个炊事员，和他是一个火车皮拉到部队的同乡，看到他来打饭，喜形于色，说：“明村，你现在都是《解放军报》的通讯员了，真了不起！我要犒劳犒劳你。”说着往他的碗里加了满满一勺肉菜。
再上层楼
黄明村很快就明白了，所谓“本报通讯员”并不是什么荣誉，你给哪家报社投稿，你自然就是那家报社的通讯员了。但有一点，能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再怎么说，对他一个新兵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这对一个团级单位的一个战士报道员，说比登天还难，并非全是夸张。想想看，那时的报纸，一天就四个版。头版登的是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要新闻，第四版登的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和时事评论，第三版还经常登些诗歌、散文、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剩下能反映部队基层连队建设的新闻，版面已经不多了。再说，全军有多少部队？有多少个军级单位？有多少个师级单位？有多少个团级单位？哪个单位没有那么几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同志？他们谁不是整天盯着军报那十分有限的版面？据说，《解放军报》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来稿，用麻袋装用卡车拉，专门负责折信封的人，都有两三个。一篇基层寄出的稿子，别说发表，能被人拆开放到了编辑们的桌子上，就算是幸运的了。从这点上讲，黄明村在军报上登的那篇稿子，算是幸运中的幸运了。那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
团报道组不在部队正规编制序列之中，报道员，纯属编外。一个多月之后，机关清理超编人员，报道组首当其冲。战士编制归司令部管，徐股长，包括政治处李主任，都出面去与参谋长和军务股长协调，均没有结果。黄明村又回到了三连。
回去前，徐股长还专门给指导员打电话，介绍了他在政治处一个多月的表现。当然是以表扬为主。或许正是因为徐股长的这个电话，连队没有安排他再回一班，而是留在连部当了文书。指导员对他说，：当文书比在战斗班相对轻松一些，但目的不是让他轻松，而是给他多一些写作的时间。指导员说得很明白，虽然命令上写的是文书，可他的任务是，写新闻报道第一，文书工作第二。这是机关首长的指示，也是连队党支部“一班人”的共识。
领导们都如此看重与信任自己，让黄明村十分感动。可他自己的想法却是，既然当文书，那就一定要当得称职，名符其实。
他认真向老文书请教，凡属于文书任内的工作，他一条条的记在本子上。例如，每天晚上要准时向营里报告连队一天的工作；全连官兵的在位情况和全连的枪支弹药，每天都要清点，确保无误；参加连党支部会议，做好记录，等等。无论晚上熬得再晚，他都要坚持出早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以前有些连队部的兵，被称为“灯下黑”，因为不和战斗班住在一起，很容易养成稀稀拉拉的作风，被子叠的不是像馒头，说是像烧饼。文书是一人住一间房子，更是如此。可黄明村当文书后，完全把自己的房间当成战斗班的宿舍，一点一滴都不马虎，每天把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更是有棱有角，战友们称赞说“比战斗班还战斗班”。他不光整自己的内务，还每天负责把几位连首长的内务整得和自己的一样。星期六全连检查内务时，值班排长多次都先把全连的班长们带到连部来参观。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
团里一个月搞一次全团建制连队的黑板报评比，黄明村回来后，基本上第一名都是非三连莫属。惹得别的连队，向徐股长开玩笑地建议，以后再评比，三连就不要参加了，要不，我们再努力也永远得不了第一。
连队有不少战友喜欢打篮球，黄明村向连首长提议，由他出面组织起一个15个人的篮球队，每周拿出两个晚饭后一个周末下午，进行集中训练。过了一段时间，球队水平大有提高，他们便经常由副指导员带着，去挑战兄弟连队。那些参加了球队的战友，每当听说又要和哪个兄弟连比赛了，高兴得像要过年似的。
唱歌是三连的弱项。黄明村回来后，上级要求的每周一个晚上的教唱歌时间，自然就由他来负责了。之后他又建议连队从每个班抽一名基础好的同志，不定期地集中在一起，由他教大家一些最初级的简谱知识和队列前指挥的基本动作要领。
在一次连党支部会上，指导员感慨地说：“黄明村本来就是我们连队的兵，但我们以前并不很了解他，也没有用到位。还是机关首长有眼光，点名让他当了文书。本来我们以为，这是希望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写报道的，现在看来，实际效果远非如此。”副指导员更是身有体会，说：“有明村同志在，我分管的工作真的是轻松多了。”
除了全心全意地做好文书工作外，他什么时候也没有忘记宣传股徐股长给他的业余写新闻报道的任务。
名符其实的业余。想想看，白天他不仅要完成文书职能范围的工作，而且还要参加连队各种活动，写作也只能在部队吹响熄灯号之后。如果为了赶写一个稿子，熬一两个晚上，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都能做到。但黄明村从9月份回连队到第二年年底，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天晚上，他房间的灯都要亮到后半夜。全连官兵每个人都能作证，因为是战士的夜里要站岗，是干部的也半夜要查铺查哨。不难想象，夜幕笼罩下的军营，从他窗口透出的那彻夜不熄的灯光，在战友心中该是一道多么迷人的风景。
他永远不会忘记1985年11月，连队老兵退伍的前一个晚上，说是晚上，其实已经是快凌晨两点钟了，正是夜间第三班哨该上岗的时候，老班长突然来敲开了他的门。班长告诉他，天一亮他就要离开连队，他现在要去接哨了，也是他当兵站的最后一班岗。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熟鸡蛋，告诉黄明村，是晚饭连队为退伍老兵加菜，每人有两个鸡蛋，他吃了一个给他留了一个。班长说：“这么晚了，一定饿了，赶紧吃了吧。”黄明村接过还带有班长体温的鸡蛋，什么都没有说，什么也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拥抱着老班长，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哗哗啦啦地往下掉。
在连队的那一年多的时间，他虽然没有在《解放军报》上再见稿，但在军区的《战斗报》和省、市的地方报纸上，也不断能看到他文章。其实，像军区的报纸，上一篇也是很不容易的。报纸的版面比军报小了一半，而且一周只出三张，就算是一个团级单位的专职新闻干事，一年也上不了几篇，对他这个连队文书来说，就算是一篇豆腐块大的稿子，能常露露脸也确属凤毛麟角。
1985年底，就在老班长他们退伍一个月之后，他的一篇两千字的通讯《吉他声声入夜空》和散文《我的老班长》，先后在《战斗报》发表，中间只隔三天。之后，徐股长拿着那两张报纸，从参谋长、主任，到团长、政委，几位主要首长的办公室，全走了一遍，结果是一周以后，黄明村又回到了团报道组。
重回报道组，黄明村更是心里憋足了一股劲。报道组长还是宋天顺，不过这时他已经提干，是正式的宣传股干事了。还有一点让他之前没有想到，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竟然是给团首长写讲话。本来这篇讲话稿已经由政治处南副主任牵头，从组织股和宣传股抽了三个干事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已经工作一天了。这天南副主任对大家说，不是报道组那个小黄回来了吗？让他也加入进来吧。南副主任还说，让他多接触接触内部讲话和文字材料的写作，能有个全面提高的机会，毕竟在政治处，大量的文字工作是内部材料，而不是新闻报道。后来，更让黄明村没有想到的是，只参加了一次集体讨论，主要执笔的任务便落在了自己头上。因为讨论时，大家七嘴八舌议了一阵后，南副主任点了他的名，说：“小黄，喊你来不是只让你听的呀，不妨也谈谈你的看法嘛。”于是，他便很认真地对这篇讲话的思路和结构谈了几点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当即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最后，南副主任做出个让大家都认可的决定：“我看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各忙各的去吧。这个讲话的起草工作，就交给黄明村同志。等小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集中讨论修改。”
首长的决定，让黄明村始料不及。眼前几位，都是自己的首长，在他们面前自己算个啥？不过是个新兵，哪能不知道天高地厚，敢去揽这样重要的任务？南副主任一定是看透了他的心思，鼓励他说：“小黄同志，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就按你刚才发言讲的思路写下来，完全没有问题。给你三天的时间，不要超过五千字。拿出初稿后，我们大家再坐一起讨论。”另外几位干事也都纷纷鼓励他，让他放下包袱，超水平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领受了这样的任务，黄明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当天晚上他熬了一个通宵，五千字的稿子就出来了。他没有立即交给领导，在抽屉里放了一天，也让自己的脑子安静了一天。晚上他又修改到半夜，确认自己比较满意了，才倒下睡了几个小时。等到上午他把稿子交给副主任时，首长说：“给你的三天时间，还没到一半呢就写好了？是不是两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呀？”黄明村脸红了一下，没有哼声。首长说：“稿子先放我这，等会我就看。瞧，两只眼睛都熬红了，上午你休息，啥也别做了，等到下午再把他们几个召集起来讨论。”
黄明村心里挂牵着首长对稿子的看法，上午哪里休息得了呀？下午一上班他就到了办公室等。可是心里忐忑不安了一个下午，没有任何消息。快下班了，组织股张干事来告诉他说：“小黄，副主任让告诉你，稿子上午就呈给了团首长，首长那里刚才已经通过。所以，我们几个人就不用集中再讨论了。”听了张干事的话，黄明村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不禁长长吁了口气。张干事最后对他说：“小黄啊，真得祝贺你。你体会不到，稿子改一遍通过不了，再改一遍还是通过不了，那种滋味。我三年前刚到政治处时，写的第一个材料，硬是改了八遍，前后折腾了半个多月。难为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真是上吊的心都有了。”
黄明村起草首长讲话稿这件事，在政治处甚至团首长那里的影响，不亚于第一次在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不仅让大家对他的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高度认可，而且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黄明村没有也不会因此而忘乎所以，言谈举止，谦虚依然，谨慎有加。他常告诉自己，你不就是个在机关没有编制的战士，一个当兵才满两年的新兵吗？他还记得第一次到报道组时，宋干事曾告诉他，机关的什么活动他都可以不参加，什么别的事都可以不做，一心一意写新闻报道。但是，他没有完全听宋干事的。特别是第二次进报道组后，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得更高更严，凡是机关的集体活动，例如很多人都不愿去的开大会，听报告，他都积极参加，像偶尔组织的助民劳动，植树活动，他也都不让自己落下。平时不管晚上写稿子多晚，第二天都要按时起床参加早操和打扫环境卫生。政治处没有专职公务员，谁的办公室的卫生都是各自打扫。他来了之后，每天早饭后，他都早早地到了办公室，不仅把报道组和宣传股的卫生搞了，连组织股、保卫股、政治处会议室的卫生，他也全都清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又把每一个办公室的热水瓶，提到热水房，一个个灌满。最后时间来得及的话，把桌上每一个茶杯都清洗一遍。总之，就是一个专职的公务员能做到的，他都全部做完了。
这一切对他来说，没觉得有什么，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本来在连队当文书时就是这么做的。不光这些，自从他参加了起草首长讲话之后，其他股有什么材料要写，也常常被人叫去，一起讨论结构，研究路子，随叫随到。那时没有电脑，黄明村不仅脑子灵，还能写一笔漂亮的钢笔字，常常要为别人抄材料。次数多了，宋干事有意见了。在一次政治处开会的时候，他半真半假地发了一通牢骚：“怎么着？你们是不把小黄当外人了是吧？我现在有必要作如下声明：黄明村同志是报道组的报道员，不是你们这个股、那个股的干事，以后你们谁要再派他的公差，必须要先到我这里说个清楚！否则，小黄有权对诸位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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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延华，1969年2月，河南省上蔡县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干事等职，同时坚持业余诗歌和小说创作。1981年12月调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任专业文学创作员，2009年4月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任上退休。期间有五百多万字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河湾旧事》《绿颜色》，长篇纪实文学《逝水沧桑》《1927—国共最初的较量》《驻军香港十年》(合作)《澳门驻军十年》(合作)；长篇电视剧《广州起义》(合作)及报告文学集《绿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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