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7日报道（文/李晓渝） 在世界银行集团2018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排名中，新加坡连续第二年保持第二的位置。自2006年以来，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一直在榜单中名列前茅。
新加坡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服务于当地企业，也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外企业的投资热土，原因在于该国一直坚持“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来营造和提升其营商环境。
软硬件基础兼备
尽管地狭人稠，但新加坡却兼具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软硬件基础”。新加坡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航运枢纽和金融中心，具有互联互通方面的突出特色，并且在国际金融、贸易融资、海事金融、保险等方面拥有国际领先地位，在资产及财富管理方面也发展迅速。
新加坡丰富的人才储备是其营商环境的重要“软件”基础，对吸引企业在当地投资运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年1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德科集团和塔塔通信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新加坡在人才竞争力方面继续排名全球第二，亚洲第一。
新加坡在法律仲裁方面具有的优势也是其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调查显示，在亚洲，新加坡是人们首选进行仲裁的国家，在全球则排名第三，仅次于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王江雨表示，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该国的法律行业，将纠纷解决、法律仲裁作为一个产业提供扶持，同时还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对其进行推广。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介绍新加坡的营商环境时表示，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蓬勃发展，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具有良好的互联互通水平和高水准的生活环境，这些为企业在新加坡投资带来了充分的信心。
出发点是方便企业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亲商”原则，无论是国会立法还是政府出台政策，都贯彻“亲商”精神，着力于服务企业，为企业经营提供便利。
王江雨说，新加坡的一切政策、法规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方便企业，而不是为了设立限制。以贸易法规为例，新加坡出台通关措施的目的就是为贸易商提供方便。这些措施中的限制性条款只有面对保障国家安全、防止传染病、防止走私等不得不做限制的情况才会生效。政府实施限制性措施的前提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经商的干扰。
新加坡的“亲商”原则在成立企业方面也有明显体现。资料显示，在新加坡成立企业的程序非常简便，政府对在新加坡注册的企业有着明确、透明、便利的监管程序及措施，以降低企业的行政及合规成本。王江雨说，在新加坡，政府对新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要求很低，企业注册费用也很少。同时，政府还为企业注册申请者提供互联网上的一站式服务，企业主仅需一两天就可以完成一个企业的设立，而在此之后，企业与税务、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各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接口都在互联网上直接打通。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实施了极具竞争力的税率和税法，并针对石油化工、电子业、清洁能源等支柱性产业落实了全面的、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方针。
外资准入政策宽松
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介绍，新加坡对外资准入的政策宽松，除国防相关行业及广播、媒体、法律、房地产等个别行业外，对外资的运作基本没有限制。
具体来说，新加坡对外资进入本国的方式较宽松。除银行、金融、保险、证券等特殊领域需向主管部门报备外，绝大多数产业对外资的股权比例等无限制性措施。同时，在个人投资方面，新加坡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国自然人依照法律，可申请设立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
王江雨说，新加坡的法律对内资和外资适用的是同一个框架，没有一个单独的外资管理体制存在。因此，一直以来外资企业都能在新加坡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但新加坡的法治体系中也存在一些法令，专门针对某个行业或某个组织，其中一些可能涉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同时，新加坡政府也依法出台了多项计划以吸引和扶持外资企业发展。
举例来说，新加坡在广播行业对外资设置的限制就是依据广播法令实现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资料显示，根据广播法令，除非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另行批准，如果某公司中任何外方持有或控制不少于公司或其控股公司49%的股权或表决权，则该公司不得被授予或持有广播执照。
资料显示，新加坡政府还依法制定了特许国际贸易计划、区域总部奖励、跨国营业总部奖励、金融与资金管理中心奖励等多项计划，以鼓励外资进入。同时，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还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和发展计划来推动企业拓展业务，如创新发展计划、企业研究奖励计划、新技能资助计划等。此外，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布的相关发展计划，电子、石油化工、生命科学、工程、物流等九个行业被列为该国的奖励投资领域。
王江雨说，这些政府制定的惠及外资企业的计划都是依法设立的政府项目，符合该国的法律，新加坡的内资企业也能参与其中并受益。
【延伸阅读】他山之石：巴西积极吸引外资助力经济发展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文/宫若涵） 巴西近年来吸引了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大量外国投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近期公布的数据，2018年巴西共吸收了5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位列全球第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启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建立了自由外汇市场，改善了对外贸易领域的管理作风，建立了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巴西证券市场的机制，并减少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如今，外国资源和资金的流入已成为促进巴西多个行业强劲发展的保障。
专门机构招商引资
总的来说，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巴西的营商环境比较优越，巴西政府也在不断进行改革，进一步减轻官僚主义对外国投资者的不利影响。
1995年巴西政府通过修宪，逐步放松了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开采等领域的垄断，并对电信、电力业实行私营化，对外资的准入门槛也大大降低。
巴西贸易与投资促进局是外国投资的主管部门，它致力于在海外推广巴西产品和服务，以及吸引外国公司到巴西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该机构已在包括中国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全球十座城市设立商务办公室。
为推动FDI便利化，同时将巴西打造成令外商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该机构采取的举措包括：帮助企业挖掘巴西的投资机会，支持扩大已实施的投资，吸引将巴西列入目标国家名单的潜在投资者，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重要信息，以及对来巴西各州进行考察的外国企业提供协助。
除了总部位于首都巴西利亚的贸易与投资促进局，巴西各州也设立了地方一级的投资促进机构，这些地方机构大多位于外资大量集中的富裕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不同行业的外国投资政策一般由该行业的主管政府部门具体负责，一些重大项目的外资政策还需要总统最后批准。
有法可循规范外企
针对FDI，巴西在1962年颁布了第4131号法律及其修正案，1964年通过第4390号法律。对金融和证券市场外国投资作出规定的则是巴西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2014年通过的第4373号决议。这两大领域都受到巴西央行的监管和控制，需在巴西央行登记，并且必须通过汇率合约来执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巴西对待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一视同仁，鼓励外资进入汽车、可再生能源、生命科学、石油和天然气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但巴西对某些领域及资产的投资有特殊立法和政府规定，包括农村土地、边疆地区、金融机构、航空服务、矿业、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以及电视和广播。此外，巴西还禁止外国资本对下列行为进行投资：涉及核能的行为，部分医疗服务，邮政服务，航空航天产业（包括发射卫星、航天器和宇宙飞船）。此外，本地证券市场的特定规章里也对外国投资者作出了一些限制。
尽管巴西联邦宪法和其他法律对上述行为的外国投资施加了一些限制，但巴西法律允许任何外国个人或实体自由地对巴西市场进行投资，或持有巴西公司的股权。前提是，外国投资者需要任命一名定居于巴西并受自己委托行事的法人代表；而如果外国投资者是实体而非个人的话，这名代表还应有权通过巴西联邦税务机构来管理投资者在巴西的资产。
此外，巴西法律允许存在多种形式的公司实体，但外国投资者在巴西的商业行为主要是通过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有限责任公司或集团的形式来进行。
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争端解决方面。近年来，巴西国内交易和投资结构愈发复杂，巴西的经济态势也发生很大转变，地方法院专门负责对复杂的大公司事务及其交易进行审查。
随着1996年现代《仲裁法》的施行，巴西与国际商业仲裁相关的法律程序得到改善。2001年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仲裁法》符合宪法，再加上巴西2002年加入了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更有利于巴西开展涉及外国投资者的仲裁工作。
关注中国投资环境
在巴西和中国的双边经贸投资关系中，主要是中国对巴西进行投资更多。不过，巴西也关注着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近日，记者就中国将出台的外商投资法采访了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他对此举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保利诺认为，通过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中国允许全世界的公司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这些公司也将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保利诺对记者说：“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会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这不仅有利于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也有利于中国同这些公司展开合作。这充分显示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推动多方共赢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决心。”
（2019-03-06 13:46:42）
【延伸阅读】外商视角：外企点赞中国“开门搞立法”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文/任峰 郭宇靖） “英特尔对‘开门搞立法’深有体会，中国立法部门经常就立法草案征求内、外企和行业协会的意见，包括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英特尔法律与政策事务部副总裁、英特尔中国区总法律顾问王洪彬如是说。
今年两会，外商投资法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中国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备受瞩目。包括英特尔在内，无论是科技还是金融企业，无论在消费还是服务领域的多家受访外资企业均表示，用外商投资法取代“外资三法”，彰显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也为外资在华发展搭建了新舞台。
中国大门越开越大
英特尔公司对几十年来中国市场的日益开放体会颇深。王洪彬说，英特尔见证了“从中国市场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不断升级。英特尔自1985年进入中国，3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与中国产业深度合作、共同成长。
2018年9月，英特尔大连工厂非易失性存储二期项目正式投产，创造了英特尔工厂建设的历史新纪录。王洪彬说，二期项目在短时间内建成，离不开海关、税务、电力系统等多个政府部门和单位的重要支持，为工厂的建设和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科技创新领域，消费金融等新兴领域也伴随外资企业的进入迎来了新机遇。2009年，《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实施，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开展相关业务敞开了大门。作为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首批四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中唯一的外资公司，2010年底，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在中国成立，其股东为国际领先的消费金融服务提供商捷信集团。
“政策鼓励消费金融发展，捷信得以开启在中国的业务，并取得稳健发展，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的帮助。”捷信总经理罗曼·沃伊迪拉说。捷信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消费金融公司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中国百姓对消费信贷了解不多，捷信在华开拓面临很多未知因素。2013年，中国相关主管部门统筹组织开展一年一次的“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教育活动，引导公众合理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大对市场不合规行为的整治力度，维护市场秩序，推动行业规范发展，这让沃伊迪拉印象深刻。他说：“监管部门审慎监管，严格管理标准化进入门槛，为正规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行业良性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墨池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改善更加系统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更短，更多领域得到开放，很多地方营商环境中的行政程序不断改进。
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同样感受颇深的还有雀巢公司。雀巢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方军涛说，作为第一批抓住中国改革开放机遇的跨国公司之一，雀巢于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参与奶区建设并设立乳品工厂。雀巢与中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也成为雀巢集团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
方军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为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了机遇。比如，2017年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其中鼓励类增加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向的项目。雀巢积极响应中国政策，2018年即在江苏泰州建成一家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工厂，将全球研发成果和该领域最前沿的产品带到中国。
“共同成长”是大多数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主题词。在沃伊迪拉看来，捷信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外资企业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过程。
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实施后，2016年至2018年间，一系列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相关文件密集出台。在近十年间，捷信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逐渐成熟壮大。“中国通过一系列的调整不断放开外资入华限制，尤其放宽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和部分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使外资在华更有可为。同时，法治环境更加规范、透明、公平，这些都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了更加便利和可靠的投资条件。”沃伊迪拉说。
“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政策可预期性、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王洪彬认为，中国法律制度日趋健全和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意识大幅提高，通过简政放权、“放管服”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赋予了市场更多的活力、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对外商来说，一个保持开放姿态的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和对外合作机遇都在扩大。”沃伊迪拉表示，捷信对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方军涛说，中国促进进口和消费的政策，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促进各国经贸交流合作的重大举措，无疑为雀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雀巢对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给外企吃了定心丸”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主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体系，为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等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三法”逐渐难以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亟须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
“这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助益良多，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沃伊迪拉说。
王洪彬说，新法为外企在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给外企吃了定心丸。
方军涛认为，外商投资法是中国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举措，法案一经通过将有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外企运营的很多程序都将得到简化，经商环境将更为有利。
何墨池表示，中国欧盟商会赞赏外商投资法草案将原有“外资三法”统一简化到现有立法的这一目标，并且认可这一草案试图解决外资企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他期待新法在条文细则和法律约束力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外商投资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说：“相信外商投资法会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参与中国经济增长进程。”
（2019-03-06 13:41:00）
【延伸阅读】他山之石：德国依托《对外经济法》吸引管理外资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文/乔继红） 德国对外商管理主要依据1961年9月1日颁布的《对外经济法》及其实施条例。该法实施至今58年间，德国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在全球名列前茅，可见这部法律发挥的巨大积极作用。
不同时期多次修订
德国《对外经济法》为所有涉外经贸往来提供法律依据。其主导思想是，尽可能减少对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对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基本与本国企业一样，视外国投资者基本等同于国内投资者，但同时也让德国政府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干预的权力。
德国《对外经济法》自实施以来，已经过多次修订，最近一次是2017年7月，总体趋势是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干预不断增多，审查力度不断加强。
根据2017年7月的新规定，如果外国投资者在德投资并购涉及所谓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即被认为是“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胁”，德国政府可以启动并购审查，并具有否决权。
所谓“关键性基础设施”企业包括涉及电网、电站和供水系统以及为其提供软件服务的公司，银行、电信网络、医院、机场和车站及其软件供应商，以及掌握相关行业云端大数据的企业等。
德国主管对外经济的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称，鉴于近年来外商在德投资并购数量增多、复杂程度上升，不得不修订相关法律，以便适应新情况。
另外，德国政府在2009年修订《对外经济法》时，新增对外资并购审查条款，规定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对欧盟以外的外来投资者收购德国企业股权比例达到25%的项目拥有审查权。而在2018年12月，德国就外资并购审查门槛出台新规。根据新规，对涉及德国国防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在被欧盟以外资本收购时，收购股比只要达到10%，德国政府就可启动审查。新规不需要德国议会批准，已于2019年1月生效。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称，德国必须加强审查涉及“敏感基础设施”的并购，如供水、供电、供气和电信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必须要提早审查。
对此，包括德国工业联合会在内的德国各界人士和媒体大都认为，德国收紧《对外经济法》的做法将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
多管齐下服务到位
长期以来，德国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透明的法律法规，赢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尽管近年来德国增加了对外资审查的立法，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尚未产生过于明显的影响。而在加强吸引外资方面，德国也是采取各种措施，多管齐下。
德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主要以官方的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为主。该署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各种投资推介促进活动，并无偿为来德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相关服务。一旦外国投资者决定具体投资地点，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就会把相关资讯服务转交给当地的经济促进机构负责。
德国各个联邦州均设有专门的经济促进机构，招商引资是其主要工作。他们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诸如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介绍、投资咨询、协助成立公司、协助寻找办公地点、协助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沟通等免费服务。
德国对外国投资的促进措施主要分欧盟、联邦和联邦州三个层面。
欧盟层面，主要是通过欧盟结构基金资助企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以消除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联邦层面，主要指德国联邦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或制订专项投资促进计划，以资助或扶持东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项目。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等。
联邦州层面，各个联邦州会根据本州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促进措施。如有针对性地为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外国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土地等支持。
而在具体的吸引和促进外资的措施上，又分减少投资企业的资本支出和经营成本两种。在减少投资者资本支出方面，主要分为现金补贴、低息贷款和信用担保。这三种方式可以结合使用，但最高资助比例不能超过资本支出总额的50%。在减少投资者经营成本方面，则主要包括就业资助和研发资助，资助金额可以达到经营成本的30%到80%。
2018年7月，中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图林根州投资2.4亿欧元，建造锂电池生产厂及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成为在德国投资金额最大的生产型绿地投资项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罗伯特·赫尔曼说，这一投资项目是该署和图林根州经济促进局共同合作的成果，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项目提供的诸多咨询服务和资金帮助。
德企看好中国市场
近年来，随着中德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中德双向投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双双增加，德国企业对华实际投资也不断上升。
目前德国企业对华投资意向还在不断增强，包括大众、宝马在内的德国车企相继宣布在中国扩大投资，而德国银行、金融和保险等领域的企业也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加强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德国政商界因此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高外商在华国民待遇，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因此，中国正在“精雕细琢”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引来德国各界的广泛关注。
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德林豪森说，外商投资法草案是中国向美国和欧洲等外部世界发出的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清晰信号”。
她认为，中国的外商投资法会实实在在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和提高外资企业在华的国民待遇，当然也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德林豪森说，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将提高政策透明度。
（2019-03-05 14:37:51）
【延伸阅读】外商视角：外企高管畅谈中国营商环境改善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文/叶含勇 李倩薇 袁秋岳） 即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备受关注。记者在成都采访发现，“开放”“公平”“全生命周期”成为在华外商热议的关键词。
“地方招商引资非常专业”
“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只能用奇迹来形容，这几十年间的变化翻天覆地。”第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董事长胡裕华感慨道。
第一太平戴维斯1885年创立于英国。这家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全球房地产服务商，如今已在中国大陆的17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及办事处，拥有超过8000名员工。
胡裕华是香港人，早在1995年就开始进入内地寻找机遇，先后随公司布局到广州、天津、上海、北京任职，2006年到成都建立分公司，开拓西部市场。他笑称自己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到中国从沿海到内陆的逐步对外开放，“各行各业大大起飞，人们的生活质量直线提升”。
“中国西部城市的开放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成都聚思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黎环评价道。
成都聚思力是全球知名的跨国IT供应链服务提供商——美国新聚思于2006年在成都成立的在华全资子公司，现已成为新聚思的软件研发及商务中心。
马黎环回忆说，这家公司是第一批入驻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的企业之一，当初软件园周边还是菜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基本按照规划实现了，发展太快了”。
按商务部统计，2018年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26.85亿美元，同比增长44%，是全国增速的约15倍。截至目前，成都市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090余家，落户成都市的世界500强企业累计达285家，是中西部地区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总部最密集的城市。
“十几年前，中国的软件行业与欧美之间的差距是一道鸿沟，主要是向国外学习；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组织集团高管来中国考察，了解中国的先进技术，寻找协同创新。”美国思特沃克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胡凯对记者表示。
思特沃克是一家有25年历史的全球性软件咨询公司，“80后”的胡凯是思特沃克全球最年轻的高管之一。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有机会站在同一起跑线”
1月29日至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并决定在全国两会上将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健全。”胡裕华说，外商投资法草案让他看到了乐观的信号，草案关于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将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纳入法律等规定，一旦获得通过，必将创造更有利的外商投资制度环境。
胡裕华认为，外商投资法呼之欲出，恰恰是中国营商环境日益友好公平的“风向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政策逐步放宽，法律日渐规范，内外资公司的待遇差距逐渐拉平，这让我们有机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很多外商进入中国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潜力，而市场竞争的核心应该是公平。”海瑞克（成都）隧道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白锟认为，“审议中的外商投资法给出了一个法律保障，让每个层级的市场都有法可依。”
白锟2007年从海瑞克德国总部来到成都参与分公司建设。十几年来，他感受到中国对改善外商营商环境的强烈意愿。
“当地相关部门和园区与企业间形成了畅通的沟通机制，有一对一的专业服务，定期帮助企业招聘和培训员工，还经常搭建同行业交流的平台。”马黎环坦言，在这样友好的营商环境下，公司发展比较顺利。
目前，成都聚思力员工数量从最初的1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近700人，其中包括去年招收的100多人，在美国总公司的全球版图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在马黎环看来，当地在硬件投入上也下了功夫，比如天府软件园十几年前就设计好双电路，以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这虽然是细节，但对我们的全球运维工作非常重要。园区里还有美术馆，附近有音乐厅，住宿、交通都很方便”。
而让胡凯感触最深的是简政放权的力度。他说：“以前公司变更法人要交很多材料，跑很多趟，起码要两三个月时间。现在流程简化了很多，很多材料可以网上提交，十几天就能办完。”
“全过程服务让人期待”
“外商所期待的公平环境，在于它进入市场以后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前期资金进入，后期市场经营，甚至还有撤资的情况。”白锟认为，外商投资法草案让他看到了他所期待的全过程服务，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对外资的前期吸引。
全方位的规范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对待。白锟说，他更关注的问题是落实；若外商投资法得以审议通过，各部门、各层级如何执行，也值得持续关注。
知识产权保护是此次外商投资法审议的焦点之一。马黎环说：“大环境更加规范，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吸引更多外企来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胡凯则希望有更多领域面向外企开放，比如教育领域。目前，思特沃克面向全球招聘的应届毕业生主要是在印度和中国西安接受企业内培训。“未来希望能有资质在中国设立教育培训学院，帮助社会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持续系统化地培养本土人才，来自其他国家的员工通过来华培训，也能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2019-03-05 14:3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