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围绕着军事重镇徐州，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胜败
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曾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著《Movingtheenemy:OperationalArtinthechinesePLA’sHuaiHaiCampaign》，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鲍嘉礼经常在课堂上以淮海战役考察学生：如果你是黄百韬，你会如何抉择突围路线；如果你是黄维，你会如何构筑防守阵地；如果你是杜聿明，你怎么安排撤退。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三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三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负责接待鲍嘉礼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宣教处贾萍告诉本刊：“我继续问他，既然你提出了国民党失败的致命因素，那能说说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吗？”
鲍嘉礼愣了愣，随后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唱起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并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两首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歌，这位美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共产党军队强大的原因。
在西方的军事研究中，素来摒弃意识形态和精神作用，比如鲍嘉礼，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时，就没有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考虑在内，而国内的许多军事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因素作为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鲍嘉礼为什么偏偏用精神的因素去分析共产党的军队呢？也许，鲍嘉礼的解释也并不完全客观。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60万战胜80万呢？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每次都是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在这场140万军队的交锋中，整师、整军、整个兵团的被消灭，而自己竟然连消灭对方整团建制的战例都没有。
难道是他们的将领愚蠢？台湾史籍广泛转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以前有史料称，与其交手的部队都按苏北口音喊他“狐狸”。
难道是士兵不够勇敢？可是在抗战中，国军第五军与日军号称“钢军”的王牌第五师团血战昆仑关，击毙日军第22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十一师(十八军前身)在重庆保卫战中死守石碑要塞，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
而且，从战役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军事实力居劣势的60万军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攻击那80万，是什么因素让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有如此强烈的必胜信念呢？
独轮车的选择
华野在进攻之前，已经力所能及的疏散周围的村民，避免伤及无辜。然而，另一股人群却冒着炮火冲进碾庄，往里运弹药、食物，往外抬伤员。
他们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陈毅名言“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一直被认为是对淮海战役的经典评价，但这毕竟是非常笼统的说法，究竟有多少独轮小车？背后是什么样的一支力量？除了推独轮小车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
500多万支前力量
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于2007年9月投入使用。除了原先陈列的阵亡先烈、战役进展，特地开辟了两个展厅，内容只有一个——支前民工。贾萍负责了“支前厅”的内容搜集，她说：“因为年代久远，开始搜集当年的物件非常困难，具体的文字资料也并不多。另外，研究者更多地偏重军事的叙述，加上几十年来习惯‘高大全’人物的塑造，因此支前民工具体的生活并不清楚。”
但一个小竹棍的故事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当年支前的场景：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个一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和恩带领的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军需的9.64亿斤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
而在唐和恩的竹棍上，刻下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包括江苏、山东、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
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
反观国民党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初，他们制定的作战计划是沿着铁路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后勤的补给彻底依靠铁路。当初黄维兵团赶往徐州，中野对黄维兵团的伏击目的性非常清楚，因为当地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坦克和拉后勤辎重的大卡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伏就行了。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黄维兵团也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连最起码的军事保密都做不到了，这还打什么仗？
民心向背
刘瑞龙1948年秋在中共豫皖苏中央分局担任财经办事处主任，据他回忆：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后，黄维兵团从豫西赶来增援，徐州与蚌埠的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南北仅相距100多公里试图三方会师。这一阶段华野和中野集中到一起，前方150万人吃饭，加上连续作战，每天仅粮食就需要500万斤，弹药也很紧张，伤员也得不到后运。
碾庄，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的核心阵地。
年过半百的村民张树仁还记得他小时候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但是他们把对淮海战役的记忆留给了张树仁一代。张树仁指着镇北一条10米宽的河说：“当时黄百韬的部队利用这条河构筑了强大的工事，给华野造成巨大伤亡”。李庆福说：“攻击部队几乎是用尸体填过去的”。除了子弹，李庆福还背着7天的口粮，战斗一打就红了眼，整整6天没有合眼。
李庆福清楚地记得，打碾庄时的支前民工都是山东人，除了口音，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馍馍片跟窝头。他说：“山东没有大米，都把馒头切成片，或者用杂粮做成窝头让我们带着。”
战争结束后，各解放区的筹粮统计显示：胶东、渤海、鲁中南地区筹集了粮食3.9亿斤，超过总量9.64亿斤的三分之一。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40万，县府存量只有100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400万斤，郯城最终缴粮500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
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8趟，往返300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沂水县民兵连一排，在排长张伯高的带领下，为部队服务三个月，押解战俘2180名，全排集体立功。民工李汇文拒绝了国民党俘虏的金钱收买，并将俘虏用于贿赂的银元上缴。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李庆福的解释是：“山东是革命老区，都向着八路军。”他甚至认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后期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直线下降是因为在山东抓了太多壮丁。他说：“山东人都知道八路军好，他们能向着国民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