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两个相邻的亚洲大国，虽然印度和中国分别做出了“不结盟”和“一边倒”的不同战略抉择，但是两国基于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谋求地区稳定的战略需要，都把对方视作美苏两极对峙格局下可以借重和联合的力量。鉴于此，50年代中印双方在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当时两国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也有所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印关系的大局。但是，自1959年开始，主要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两国围绕边界和西藏问题的矛盾急剧激化，最终导致了1962年边界战争的爆发。本文通过对中印矛盾和冲突的宏观考察，就中印关系的发展得出几点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构建并维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有赖于当事国树立正确、理性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即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是国际政治的动因和直接目标，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因素：首先，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以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依据，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其次，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参考相关国际环境和背景，遵守国际法理的同时充分考虑他国的关切，避免损及他国利益。
中印两国之所以50年代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情谊，其基础就在于双方领导人对当时各自国家利益做出了合理的界定，并在对外政策上得到了贯彻和体现。1947年，印度独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将巩固国家政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印度首要的国家利益。基于此印度选择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另一方面，高举反帝反殖旗帜，团结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不结盟”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帝反殖，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力量。反观中国也是如此，虽然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但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将印度等新兴民族国家视作反帝反殖、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同盟军。这一契合与共识，为中印友好合作铺垫了道路。举世瞩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应运而生。
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印度政权的巩固、国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领导人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逐渐膨胀，其国家利益观也开始超越客观实际。谋求建立“大印度联邦”就是其体现之一。尼赫鲁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写道：“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及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中，尼赫鲁还设计出了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在度过了印度独立之初的巩固期后，尼赫鲁便开始着手实施其“大印度联邦”计划。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1951年2月2日，印度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但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在1954年，印度政府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总计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的武装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挥之不去。尼赫鲁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可以说，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不仅挑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更是对中国西南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62年10月20日中国部队被迫自卫还击，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综上可见，中印两国间之所以兵戎相见，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在民族利己主义的支配下，将民族扩张利益视作国家正常利益，并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将其强加于中国，从而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解放军
二、国家间危机处理应从全局着眼，本着原则加灵活的方法
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印度就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例如1951年，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中国领导人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印传统友谊的考虑，保持了克制和忍让的态度。1959年，毛泽东曾对印度大使说：“中国不会这样愚蠢，东边树敌于美国，西面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就麦克马洪线问题，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1959年1月，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详细地表达了中方的立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殖民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法律上讲，它也不是合法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审慎处理这个问题。为此周恩来总理抱着真诚的愿望于1960年4月19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进行了会谈。虽然中国的合理建议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拒绝，但周恩来总理的诚意和努力还是赢得了外界的好评。
此外，为了避免冲突，缓解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从边境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但中方的忍让和善意反倒被印度政府视作软弱可欺，面对中国的严正抗议，尼赫鲁称中国是“只叫不咬”，并要求印军大胆推进。在国家根本安全利益和领土主权一再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决定维护原则，以军事斗争换取和平。1962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武装反击的最终决断。从1962年10月20日我边境部队全线反击到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全面停火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中国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入侵印军，歼灭和俘虏印军少将达维尔在内的8700余人。
大获全胜的中国本可以长驱直入，追歼逃敌，但本着全局性考虑，中国政府毅然做出主动停火的决定。1963年4月中国遣返全部印度战俘，交还武器。首先，我方惩罚印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中国军队拔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的全部43个据点，印度的民族主义扩张野心遭到了沉重打击，而我方也可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其次，中国领导人从中印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适可而止，尽可能地避免了两个民族间深刻地结怨；第三，中国领导人从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全局角度考察，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整体安全利益。中印双方虽然兵戎相见，但中国领导人深知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美日而不是印度。因此，毛泽东果断地选择停火而将防御重心始终置于东南方向。
反观印度领导人却错误地判断了国际战略形势和周边环境，在民族扩张主义的驱使下，错误地将中国当作其首要敌人。尼赫鲁政府不仅顽固教条地坚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是不顾国际法理和地区其它国家的关切，悍然发动对华武装侵略。尼赫鲁政府的民族扩张战略不仅没有实现其梦寐以求的领土拓展，其周边安全环境更是大大恶化，而印度一直引以为豪的不结盟领袖形象也大为受损。
三、对外政策应坚持独立自主，避免为他国特别是大国所利用
印度独立后基于国家利益、地区安全和地缘等因素的考虑，选择了在美苏争霸格局中独特的不结盟战略。可以说印度的不结盟战略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选择。在此基础上，印度和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也逐步成为了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但随着中印关系中争端的凸现，在美苏两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和煽动下，印度对华政策逐渐受控变形，并开始背离不结盟的战略方向，从而损害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解放军
50年代末至60年代，美国一度将中国视作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一直试图在包括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圈。为此，50年代末美国开始逐步拉拢印度，努力将其纳入美国对华遏制的战略轨道。1959年5月和次年1月，美国鼓动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两次向印度提出共同防御中国的建议。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印，对印度大加赞赏，而不再批评其为“不道德的中立”。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也大幅增加。1951年，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美国的援助为6.3亿美元，而1956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印度获得的美国援助增加到32亿美元。美国在加大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开始对印度的政治和外交施加影响。美国不仅支持印度插手中国西藏问题，还极力支持和鼓动印度政府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1959年12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自然认为印度的要求是完全有根据的。”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尼赫鲁政府的民族扩张野心和底气愈发膨胀。印度政府拒绝中国一再的合理建议，摒弃其曾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悍然加紧对中国的领土入侵。在边界战争中惨败的尼赫鲁政府更是完全背离了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多次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派遣战机和舰队对中国实施打击，这些表明印度已开始丧失其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权。
50年代末，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出于全球争霸和打压中国的考虑也是支持印度反华政策的。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更加注重拉拢印度制约中国。1959年9月9日，苏联领导人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偏袒印度。随后，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访印，为印度打气撑腰，并对中国的“顽固”表示遗憾。此外，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例如，苏联向印度出售适合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修筑道路的装备，以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装备印度军队，提供米格战斗机等等。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3年，苏联政府向印度提供了50亿卢比的援助，其中2/3是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界流血冲突之后援助的。苏联驻印大使甚至对印度官员说：“不要担心，如果中国动手，我们在北京扔一颗原子弹。”在苏联的“鼓舞”下，印度更是对其“前进”政策满怀信心。也正是在这种大国的推动和操控下，印度尼赫鲁政府最终亲手酿成了中印边境战争的苦果。
历史表明，印度为了实现民族扩张主义的目标，争取美苏两超在中印争端中支持印度，不惜损害其独立自主的立场，迎合美苏反华、制华的战略需要，利令智昏，不自量力地挑起边界战争，结果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还使其不结盟领导者的国家形象蒙受损害。尼赫鲁本想借助美苏的支持搞民族扩张，但实际上相当程度地为美苏所利用，充当了美苏遏制中国的马前卒，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
回顾中印关系60年，有亲密也有交恶。当前，正同时崛起的中国和印度之间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中国逐渐向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并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蔓延。这种言论在印度也有一定市场，不利于中印关系良好气氛的形成，并会给其政府对华政策带来消极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印边界战争以来印方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因此，中印双方应坦诚相见，增加交流，消除疑虑、增进信任。
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任务。相同的历史任务以及对和平外部环境的需求，为中印两国加强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全面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中印双方更可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展望21世纪，中印两国只有正确地吸取历史教训，扫除历史阴霾，本着理性的、合乎法理的国家利益观，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排除外部干扰，彼此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对方的迅速发展，积极构建健康成熟的双边关系，才能迎来互利双赢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