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网站8月14日发表题为《关于裕仁天皇的五个谎言》的文章，作者为英国历史学者弗朗西斯·派克，编译如下：
在日本二战投降70周年之际，应区分传说与历史。
谎言一：裕仁天皇是神。
在1868年日本的幕府将军统治被推翻后，南方四藩试图通过重新宣传一个始于8世纪的神话来植入他们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即日本天皇是神。
在1868年前，日本皇室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状态，而且往往相对贫穷。幕府被推翻后，需要一个新的国家身份来为该国新的军事统治者正名。年少的明治天皇被立为新秩序的首脑，并进行自我正名。日本的新政权重新强调天皇作为现世神这一角色，并使之成为在新的公立学校教育体制中教授的一种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部分。日本军队更进一步，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军被推翻被描述成明治维新，而不是一场革命，这一名称在道义上为一场成功的武装叛乱正名。
谎言二：裕仁天皇只是一位被逼着发动战争的立宪君主。
1946年3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大约9个月，裕仁天皇就他在战争中的角色发表了自白。在一个奇异的场景中，裕仁穿着纯白睡衣躺在床上，头枕着精致而柔软的棉枕头。在8个小时的陈述(后被整理成书，即《昭和天皇独白录》)中，他为自己开脱所有战争罪责，声称他是一名完全听凭军方摆布的立宪君主：“我事实上是一名囚徒，毫无权力。”
这是一个谎言。尽管按照惯例，裕仁表现得像一位立宪君主，但明治宪法赋予他绝对权力——毕竟，他被奉为神。在位期间，他曾3次表现出他的绝对权力：1929年，他强迫首相辞职；1936年，他驳回其军事顾问的意见，坚持最严厉处置卷入那场被称为“二二六事件”的政变的年轻军官；最终，在1945年8月，他不顾其顾问的意见，坚持让日本投降。20世纪30年代，裕仁拥有阻止日本军事冒险主义发展的权力，但他没有这么做。正如曾担任他的侍从武官的平田昇海军中将猜测，“(陛下)在战争末期所做的，我们也许一开始就能让他做”。
谎言三：裕仁是一名热爱和平的科学家，只对海洋软体动物感兴趣。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不遗余力地试图说服世人，天皇是一名和平爱好者和科学家，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水螅虫，一种体型很小的软体动物。裕仁的确是一名劲头十足的绅士科学家。然而，他也是一名对军事活动的细枝末节感兴趣的年轻人。他让人在东京皇宫下面建了一间作战室——在这里，他能详细跟进日本的军事冒险活动。连军方也抱怨，为了向天皇提供最新情况，需要准备大量资料。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通常都身穿军服，而为了庆祝大胜，他会骑上一匹纯白坐骑，参加在皇宫前举行的阅兵活动。
谎言四：裕仁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的种族灭绝行为。
日本媒体普遍报道了南京大屠杀。裕仁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报道，尤其是他的家人也与在中国的暴行密切相关。当时，他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亲王指挥着南京的日本军队。裕仁赠予鸠彦一对银瓶以示褒奖，他们又开始像以往那样一起打高尔夫。
在杀害了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的屠杀中，天皇的叔祖、任参谋总长的闲院宫载仁亲王授权使用毒气。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甚至视察过位于满洲、对中国人和西方俘虏进行活体解剖和其他实验的731部队。尽管未经证实，但裕仁的这些亲戚没有向他汇报日军的这些活动似乎极不可能。与裕仁一样，整个皇族都被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免予起诉。
谎言五：裕仁曾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道歉。
多方报道，裕仁天皇曾主动提出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正式道歉，包括袭击珍珠港事件。然而，如果裕仁真的希望向亚洲各国和美国道歉，他肯定可以通过向国际媒体提供一份新闻稿来实现这一目的。1975年，当被问到“战争责任”时，裕仁回答说：“我无法对这一形象化说法置评，因为我从未研究过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