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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死于“医疗事故” 蒋经国为何没有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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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赤脚顾问,越洋礼聘“华佗”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这位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哈医师风尘仆仆刚到士林官邸,宋美龄待他宠若上宾,和他促膝长谈。宋美龄一相情愿地认为,与君一席谈,胜过医疗小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顾。

哈医师看过蒋介石一长串病历表之后,提出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此一来,才有康复希望。

宋美龄一听,康复有望,焉有不喜出望外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丈夫久病卧床,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气躁?宋美龄急望蒋介石赶快痊愈,甚至明天就复行视事,重掌权柄,使得“总统”的权力光环能普照夫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对治疗只会适得其反,使病人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急后果。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没有人赞同哈医师的见解。医疗小组只和哈医师开了一次会,中国医师们不但提出反对意见,期期以为不可,私底下尤其议论纷纷;可是哈医师依旧坚持他的专业判断,认为抽出肺部积水是蒋介石康复的惟一机会。

医疗小组在王师揆医师领衔之下,力持反对之议。医疗小组成员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他们的主张:蒋介石肺部积水中的病菌,就好像是一群盗匪,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好比盗匪全躲在土匪窝里,医生们天天给蒋介石注射消炎药剂(各种新式抗生素),一如官兵围剿盗匪。医疗小组提出警告,把肺部积水抽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穿刺抽水过程中,无法控制细菌不扩散,稍一不留意,很容易因此造成严重的感染,恶化病情。这就好比官兵把强盗赶出了土匪窝,使盗匪四处奔窜,为患更烈,病况恐怕再也难以挽救与控制。

远来和尚会念经,十年“御医”不如一朝洋医

医疗小组成员认为,他们长期照顾蒋介石病情,非常清楚他的体质和病史,现有的治疗方法固然不能很快让蒋介石痊愈,但持续善加保养,尚可维持病情稳定一段时期。如果一旦使用过于急切的治疗方法,恐怕欲益反损,得不偿失。这也正是《蒋介石治疗报告》中强调“咸认为不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的主因。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医疗小组的医师们担忧,宋美龄如果尽信洋医师,怀疑且推翻医疗小组原本稳健而安全的治疗方法,势必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宋美龄践踏医师专业,“御医”找蒋经国评理

医疗小组的医师本于专业职责,和对蒋家的一片忠心,苦口婆心,仍然拗不过一意孤行的宋美龄。这群台湾的“御医”们,迫于无奈,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要蒋经国帮忙劝阻宋美龄独断独行。医生们衷心表示,美国医师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病史,而且中国人的体质、体型比较纤细,明显和白种人不同,如果美国医师光是凭着阅读蒋介石的书面病历资料,骤下诊断并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是相当危险的。医疗小组也一再向蒋经国抱怨,宋美龄屡屡偏听孔二小姐的非专业意见,洋大夫又执意要抽取蒋介石肺部积水,万一有个闪失,恐将严重危及蒋介石健康与生命安全。

蒋经国乍听之下,也大吃一惊。心想孔令伟又在搞什么花样,她闯的祸事还不够多吗?万一真给医疗小组不幸言中,让那个洋医生骤然抽肺部积水,抽出了毛病,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呢?

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公馆,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地抱怨,迎面而来。宋美龄告诉蒋经国,她完全是希望蒋介石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最好过完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就能恢复正常上班,处理当局事务。这个美国医生,是孔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以重金礼聘来台湾的,在美国,哈医师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权威医师,在美国的手术行程已经排到明年了,这次费尽唇舌请他破例从美国飞来台湾,到国外“出诊”,费用高得吓人哪!孔家预付了好多美金,动了好多唇舌,才请动哈医师的啊!

赞扬完哈医师的医药专业,宋美龄开始数落蒋介石身边的医疗小组:“经国,你自己回想一下,从‘民国’六十一年(1972年)到今朝,搞了两年多了,先生的病时好时坏,他们医疗小组的确很辛苦,但是先生仍未恢复健康却是事实,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哈医师的抽积水手术呢?哈医师给我作的简报,十分专业,我们的医疗小组就该学习他的专业,要服气人家,更要尊重哈医师的专业,不要动不动就质疑人家。”

宋美龄扬起嘴角,很笃定地说着:“经国,我看就这样子,哈医师只能在台湾几天工夫,我马上就要召集医疗小组和哈医师一起开会,经国,你也一同来参加,等你听过哈医师的意思,就明白我的苦心。经国啊!我同你一样,也希望你阿爹早一点好起来,我们医疗小组太过保守了,要靠他们治病,不知要拖到几时啊!”

蒋经国无能为力,宋美龄强渡关山

1974年12月1日(恰逢礼拜天)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公馆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宋美龄发言大意是说哈医师来一趟台湾不容易,他在美国的行程都排满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有限,马上又要赶回美国,蒋介石的病情紧急,医疗小组要多听哈医师博士的专业意见,争取时间,为恢复蒋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医师的个子不高,讲话时面无表情,只顾重新讲解一遍他的抽积水理论,哈医师讲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谈话的内容一大半部是医学名词,以蒋经国的英文能力,普通谈话闲话家常还行,遇到讲些比较抽象或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题,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边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哈医师讲的医药专业术语,根本无从判断眼前这位洋医生究竟高明到什么地步,更难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脏积水存在什么风险。

哈医师讲完话,会场一片沉寂,没人敢发言顶撞,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宋美龄很清楚,在场的中国医师没有人会赞成肺部穿刺手术。她马上发言补充,她夹杂着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话说,哈医师讲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积水,任由蒋介石的肺脏恶化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变好。这积水里边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细菌,不把它们赶出身体,先生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蒋介石的肺叶有三分之二泡在这毒水里,每天靠氧气输管过日子,再不想办法把细菌抽出来,有再好的药也不成。

宋美龄一边替哈医师助讲,眼神往会议桌边每个人脸上一扫而过。当宋美龄掉转她的眼神的瞬间,医疗小组几位“御医”不约而同地看着蒋经国,他们深切地期盼蒋经国能在此时发言,及时制止宋美龄一面倒的意见。只要能及时帮蒋介石避开一场性命豪赌,哪怕是出言不逊,“御医”们也愿意冒死直谏,但是,关键必须由蒋经国先开口,他只须在会议桌上讲一句话:“是不是请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发表意见。”只要蒋经国发第一枪,他们就会同声响应。

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

“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

恶化的病体已经难以回复原点,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且逐步走向生命终点。医药和身体的事情,谁都没有把握。即使蒋经国明白内情,也不敢追究这两位“女强人”的责任。

1975年1月1日,纵使接班态势底定,蒋介石的卧病不起,使得蒋经国内心愁苦不已,只能凭借日记抒发感怀和对父亲病情的忧急。而这段期间,也正是哈医师为蒋介石动过抽肺脏积水之后的日子。

1975年1月1日,蒋经国在一年伊始的日记中,开宗明义写道:“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蒋经国说的“父亲在睡眠中”,时间是元旦的上午,也是肺脏抽水手术之后的30天,因受手术后遗症影响,蒋介石仍处于高烧昏睡(迷)状态。

1月9日的日记写着:“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之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月11日,蒋经国日记记录:“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反而有了起色,体温开始下降。”这段记载,说明了蒋介石,自40天前肺部穿刺抽积水手术后,一直发高烧,最高纪录为41℃,直到1月11日,因不断施打高剂量的抗生素及铺用冰毯,才开始降温。

蒋经国所谓“父亲病情经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应该就是指肺脏积水抽除手术引发的高烧昏迷后遗症。

1月14日,蒋经国日记说:“坐于父亲病床前,冬夜听雨声,不觉心痛难堪。”

1月17日,称:“傍晚探父病,父亲答以笑颜。”

2月7日:“父亲病情稳定、好转。”

2月10日,是那年的农历除夕,蒋经国在日记中说:

“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

3月26日,蒋介石身体情况有急转直下之势,日记里说:“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余宿于病房中。日来余心不定,夜间多梦,不能专心处理要公,烦虑已甚。”

蒋经国对这段时间蒋介石身体状况的记录,充分说明蒋介石已经一分一秒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不到两周时间,蒋介石终于撒手人寰。诚如一位侍卫官员叙述,肺部抽水手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影响先生迅速走向死亡。”“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先生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抽取肺积水之后,蒋介石身体已相当孱弱。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不敢再加隐瞒,故而叙述称:“(1974年)12月27日,蒋介石之慢性摄护腺炎复发,同时发现膀胱内出血,脉搏增快。当即为蒋介石输血急救。……民国六十四年(1975年)1月9日晚11时,蒋介石已行熟睡,在值之医生发现蒋介石之脉搏突然转慢,瞬即降至每分钟不到二三十跳,于是立即施行刺激心脏药剂注射等急救,数分钟后心脏即恢复正常跳动。”至于被抽掉积水的肺部,《蒋介石治疗报告》说:“肺部炎症,终无法完全治疗,因此蒋介石时有轻度之寒热,所有之抗生素,对造成肺炎之细菌,皆不发生作用,医疗小组只能采用支持疗法。期能增进蒋介石之体力,使其体内产生抗力,而自行控制传染。”

肺部感染严重、心脏功能衰退、血液循环不畅,再引起体内器官积水,好几种病灶相互牵引,恶性循环之下,1975年4月5日夜晚11时50分,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失望地放下电击心脏急救设备,正式宣告蒋介石89年的人生道路画下休止符。

1969年的车祸,形成蒋介石晚年健康的一场大灾难,严重撞击心脏部位的内伤,使得蒋介石健康情况直线下降。蒋介石告诉严家淦:“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假如不是那场车祸,蒋介石不致卧病,假如不是宋美龄独排众议,执意赞同美国医师的意见,动抽取肺积水手术,原本尚称平稳的病情,更不致一夕突变,而不可收拾。一切的一切,究为天命抑或是气数呢?(《蒋介石死亡之谜》,王丰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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