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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传奇:长征时负伤掉队乞讨流浪3年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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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少将段苏权,湖南茶陵人,16岁参加红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曾担任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段苏权逝世后,时年91岁的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前来悼念,说:“长征路上,我们已经为段苏权同志举行过一次追悼会,可他没有死,拖着打碎了的脚,一路乞讨又爬回部队……”

  段苏权负伤乞讨回家的半年多期间,先后得到过几位老百姓的救助。他一直没有忘记他们,1983年10月,终于在四川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那么,段苏权是怎样归队的?他和救命恩人之间有何情缘呢?

负伤致残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有枪400多条)奉命留下游击,掩护主力东进。

段、王率独立师在黔东20多天内,坚持游击战,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1万多敌军,成功地掩护了主力向湘西进军。此后,他们欲率独立师东进湘西和主力会合,遭敌围攻,所属200多人被敌分割,遭民团突击,几乎全部遇难。段、王率主力600多人进入梵净山中,于11月25日由贵州松桃县入四川秀山县,进抵古镇梅江场。在进攻中,段苏权率通讯班几个战士走在队伍前面,当冲到梅江场中街时,突然,前面隐蔽的敌人开枪向他射击,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骨。他失去支撑,倒在街上,无法动弹。子弹还在飞来,几个战士把受伤的政委背了下去。听说政委负伤,战士红了眼,冲进街,占领梅江,开仓济民,于次日撤出梅江场。

  
段苏权 资料图

段苏权右脚踝粉碎了,无法站立,王光泽和警卫员把他扶上马。脚踝钻心地痛,为了不伤士气,他强忍疼痛挺直了腰板。可是无法遮掩的血不停地滴落下来,染红了山路。师长、战士们看到政委一路流血,劝说他上了担架。他的脚继续滴血,染红了担架。各地民团如闻到腥味的饿虎,蜂拥而至,一路发疯地围追堵截,战士不断牺牲、被俘、失散,但无法甩开敌人。这时,弹尽粮绝,独立师陷入绝境。天色阴郁,蒙蒙细雨,是老天闪烁的泪花。师长收拢部队向山上爬,七零八落的队伍,饿着空空的肚子和拖着沉沉的双腿,爬着陡峭滑溜的山坡,不停地摔跤。师长心情沉重,段苏权也很纠结,身为政委无法指挥战斗,为师长分忧,连路都无法走,拖累4名战士轮流抬着自己,小心翼翼地爬着泥鳅般的山坡,他心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伤口。敌人不停地前堵后追,战士们饿得头昏眼花。师长心急如焚,他必须迅速将剩余部队带出,赶到湘西和主力会合。

一路流血的段苏权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如纸,痛得紧皱眉头。没有药,创伤非三两天能愈合。师长想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养伤,但又不忍心开口。在白色恐怖中,老百姓谁敢掩藏一个红军伤员?即使有好心人肯收留,民团严密搜索,也难藏得住啊!寄放等于丢弃,可不寄放又怎么办呢?师长鼓了几次勇气,只好俯身向段苏权表示了要留下他就地养伤的意思。

段苏权虽然知道留下后,凶多吉少,但他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几百战友的求生,说:“就这么办吧,师长,你快带部队走吧!”

山洞里的十多天

一个红军军官带着两个战士把段苏权抬到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这是一个山区小村,只有几户人家,躺在深山窝里很隐蔽。他们找到一个贫苦厚道的穷裁缝李木富,李木富见到段苏权伤得这么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收留他养伤。藏在家里危险,便领着担架上了山,找到一个月牙形的小洞,把他藏进洞里。军官和战士流泪告别首长,匆匆去追赶部队了,丢下段苏权孤零零地躺在荒山野洞里。

10米左右深的小山洞阴暗潮湿,有一股泉水从洞里流出,喝水不发愁。李木富和妻子杨桂花抱来一捆稻草,铺一半在地下做褥子,留一半当被子。李木富走后,段苏权在洞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来了几个凶恶的民团,李木富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歉疚地看着他。原来民团听到了风声,强迫李木富带来搜查,重伤的段苏权手无寸铁,无法抵抗。民团搜走了他身上的3块大洋,剥光了他的军装,他只剩下一条带血的裤衩。山风呼呼,他冻得缩成一团。民团头子抡起大刀,准备杀了他。呆呆看着这一切的李木富在一边叫着团丁头目的名字求情:“莫造孽啰!他是个残疾人,动不了啦。图了财就行啦,莫害人家性命!他也活不长啦,你们可怜可怜他吧!”李木富是裁缝,曾经给这些本地团丁做过衣服。民团头目恶狠狠地瞪了段苏权一眼,吆喝民团下山了。

李木富把他扶进山洞,留下一点草药,抹着眼泪走了。以后,李木富夫妇每天送点红薯稀饭、草药来,维持段苏权的生命。段苏权像死人一样躺在山洞里,屎尿脓血狼藉,臭不可闻。最难熬的是肚子,每天送来一点红薯稀饭,哪里吃得饱,肚子长时间干瘪,空得揪心。半个月后,连每天一顿红薯稀饭也难以为继,李木富也送得不那么勤了。也难怪,一个山乡贫寒之家,一家几口人也要吃饭,哪里有能力供养一个红军伤员呢?李木富一连三天没送吃的来了,段苏权只能喝山泉水。他饿得气息奄奄,便用两个手掌和膝盖爬出山洞,穿着那条仅能遮羞的短裤,一点一点向山下挪去。手掌、膝盖被荆棘、山石刺出了血。他咬牙朝李木富家爬去,爬到李木富家,膝盖已磨得血肉模糊,露出白生生的骨头,他痛得昏了过去。

李木富夫妇把他扶进家门,用温水给他洗净伤口,给他喂了些红薯稀饭。他看着李木富空空如也的家和面带菜色的一家老小,明白自己必须离开这里,救命恩人家的红薯稀饭也所剩无几了。他决定回湖南茶陵老家。李木富请邻居、木匠苏仕华连夜给他做了两根“F”形的拐杖,苏仕华又为他做了个竹筒,钻了个窟窿,拴上绳子,挂在拐杖上做讨饭碗。他告别了李木富夫妇和苏仕华,踏上了凶险莫测的行乞之路。

段苏权撑着两根拐杖,一蹦一蹦地带动着身子,往前挪。讨饭碗晃荡着。李木富夫妇站在村口,看着这个光着身子和双腿,仅穿一条破裤衩的乞丐,一跳一跳的可怜身影,鼻子一酸,流下眼泪。李木富家太穷了,连一身遮蔽身子的破烂衣服都无法送给这个落难的红军伤员。

乞讨回家

段苏权,这位名副其实的乞丐,拄着双拐,一跳一跳地走在陌生的山路上,讨饭碗里晃荡着讨来的清汤寡水,他惦记着独立师的战友们。他当然想不到,独立师已在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不幸被俘,于12月21日,被敌人枪杀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了。

段苏权一路乞讨来到湖南花垣县茶洞镇一个土地庙。他在这里讨到了2000多枚铜板,准备作回家的盘缠,铜板叮当作响,响得段苏权心里挺温暖的。正当他陶醉在数钱的喜悦中,土地庙的门“哐当”一声被撞开,窜进一个人高马大的恶丐。他一把抢走了他的钱。段苏权叫喊着,哀求着。恶丐狞笑着,扬长而去。段苏权脚踝还未痊愈,哪里追得上。

段苏权只好每天讨点残羹剩饭,苟延残喘。一天,一位老乡把他拉到墙角,咬着他的耳朵说:“跛子,快走,团总知道你是红军,他们要把你扔进河里喂鱼。”

得到消息,段苏权拼命地蹦跳,逃离茶洞镇,一路乞讨几百里,来到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从王村流过的酉水是沅水的支流,王村有直通岳阳的水路,段苏权萌生了经岳阳回茶陵养伤的念头。这天,他一蹦一蹦地到了河边,见一艘卸完米的船正准备直下岳阳,他向船老板苦苦哀求让其乘船。船老板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茶陵人。无奈口音不同,非茶陵人的老板听不懂,频频摇头。读过私塾和高小的段苏权便拿起船板上一支记帐的笔,写了“湖南茶陵人”五个字。这五个字苍劲、有力,令船老板刮目相看,船老板眼睛忽然一亮,觉得这个乞丐不是一般的叫化子,善心也就发了,让段苏权上了船,段苏权便置身于船头的一角,一路滔滔直抵岳阳。到岳阳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爬上了一列装煤的火车。

他在醴陵站下车后,又沿路乞讨,于1935年7月17日来到攸县皇图岭车站。

受卖豆腐的老乡救助

段苏权在车站徘徊着,满头杂乱的披肩长发长满了虱子。讨来的破棉袄也在煤堆里滚得油黑锃亮,腋下被磨得露出油渣一样板结的棉团,四川恩人送的拐杖也变了形。脸上憔悴不堪,蓬头垢脸。但他的茶陵乡音未改。一个茶陵人搭讪着和他说话,认了乡亲。

这个茶陵老乡叫刘维初,贫苦出身,在醴陵渌江桥附近开了一家小豆腐店。这天,他在皇图岭圩场办事,见到大家在围观这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乞丐,发现他竟然操着茶陵口音,他乡遇知音,非亲三分故,便产生了恻隐之心,待知道他的来历和境况之后,不禁唏嘘感叹一番,深感塞几块钱不能了事。

刘维初将他扶到家里。在豆腐店里,乞讨一年来,段苏权第一次理了发,跟那头“虱子窝”告了别,换上了干净衣裳,恢复了人的模样和姓名,也开始敷药治疗脚伤。

段苏权在刘维初店里住了42天,身体基本恢复了,可以直立行走了,他便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了信,父亲借了十几个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刘维初,把儿子接回家里。

回到家乡的段苏权,一心想找红军,他知道红军去了西北,正在那里抗日。1937年9月的一天,有个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回来。谭毛狗当过红军,长征到了西北后,跟张学良的部队打仗被俘,当了东北军的勤务兵。现在请假回乡探亲。段苏权从他嘴里获悉很多红军的消息,心情豁然开朗。

他向谭毛狗要来军装和休假证做护身符,直奔太原,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正是他的老上级任弼时,任弼时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以为遇到“鬼”了。他激动地拍着3年来渺无音信的师政委,高兴地说:“我们曾给你开过追悼会,原来你还活着啊!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段苏权将自己这3年的经历做了汇报。任弼时听后,不断赞扬李木富和刘维初的仁义心肠,并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段苏权终成赫赫名将。

寻找救命恩人

段苏权没有忘记刘维初这份恩情,一直视其为恩人,全国刚解放,他就来信询问刘维初的情况。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来茶陵看望刘维初,还将他的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

段苏权除了间或给刘维初寄钱外,还将他接到北京家里闲居,并表示要留他长期居住。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闲居不习惯,回到家乡,于1983年病故了。

刘维初生前常常对人讲:“我救过的这个共产党的大‘官’,最重情谊啊!”

段苏权每次看到脚上那块伤疤,就会想起四川大山里的恩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打算到当年战斗和蒙难的川东地区,寻找救命恩人,但一直未能如愿。改革开放后,政局稳定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怀着多年的夙愿,从北京来到四川省秀山县,参加秀山县土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回到49年前战斗及蒙难的故地,段苏权感慨万千。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段苏权走遍了蒙难地区,访问了不少干部群众,一连查看了5个山洞,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他当年也未给李木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暴露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打听到当年的救命恩人的下落。由于时间关系,公务繁忙,他不得不回京。深感遗憾的他只得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代他继续寻找。

段苏权返京不久,他回到秀山的消息传到李木富老人的耳中。老人万分激动,立即叫大儿子告诉秀山县委领导,介绍了当年掩护红军的过程。秀山县党史办干部随即来到老人家里,终于弄清了50多年前这一传奇情缘发生在雅江乡丰田村,并找到当年救护段苏权的几位老人:86岁的李木富,94岁的苏仕华,同时得知李木富的爱人杨桂花已经去世了。

段苏权亲眼看到秀山县党史办寄来的几位恩人的照片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写信给秀山县委说:“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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