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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国外交还要“韬光养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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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灿荣:从中国“推特外交官”看外交“韬光养晦”的结束

最近,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赵立坚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的交锋引起全世界关注。面对赖斯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指责以及对他个人的污蔑,赵立坚用推特进行了批评与反击。

无独有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在近期就香港修例问题接受了BBC的访问,面对主持人充满偏见和敌意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就香港的真实情况与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

赖斯在推特中称赵立坚是“种族主义耻辱”

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媒体上日渐活跃,越来越善于利用中外媒体发声,也越来越个性化。不仅让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官“耳目一新”,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针对这一现象,观察者网采访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请他谈一谈外交战线上的新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金老师您好。近来中国外交官越来越多地直面外媒,主动出击,与国际上诋毁和误读中国的声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人说,中国外交已经改变了过去“韬光养晦”的政策,您怎么看“韬光养晦”?中国外交是否已经走过了“韬光养晦”的时代?

金灿荣:首先,韬光养晦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国家战略,而外交风格的变化主要还是一种外交能力的提升,这两个东西不能直接联系。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国家战略,是小平同志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非常艰难的外交处境提出来的,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成为我们总的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认为,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内部发展要好,内部发展的核心是要搞好经济。所以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国内优先,在国际上不要主动卷入矛盾,即使有时候你不卷入矛盾矛盾来找你时,我们也要很克制地使用力量。

我个人认为韬光养晦是一个很好的、很复杂的思维系统,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韬光养晦”这个词一出来就被外国人误读了,美国人白邦瑞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成语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直译过来就是“隐藏力量,等待时机”。这个翻译相当不好,我们是真心地“韬光养晦”,外国人却认为我们在“卧薪尝胆”,以至于有美国朋友开玩笑问我,你们在等待啥时机啊?这也是挺尴尬的,我们没有等待什么时机,就是想好好发展。

第二,不管美国人怎么翻译,怎么理解,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确实是很认真地执行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不惹事儿,很克制地反击,但是韬光养晦一直在民间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基层民众认为,韬光养晦在战术层面牺牲很多利益,这些利益最终是牺牲在老百姓这里,而让我们老百姓承担损失就是为了你们精英层工作容易一些,所以说他们也非常的不满意。

习主席执政以前,有一个说法传得挺广泛的,说是世界大国里面美国人最爽“老子想打谁打谁”,俄国人凑活,“谁打我我打谁”,中国人最惨,“谁打我我骂谁”。其实韬光养晦就是精英层很喜欢,但民间逐渐有不赞同的声音。

我们韬光养晦搞了几十年以后,总体来说是有它的正面性的,避免了很多矛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得变了:

一个是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第二,现在国内老百姓的心气儿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再韬晦,老百姓也不干了;第三,还有客观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利益多了,如果我们不去保护,那谁去?另外国际上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躲着,人家要骂我们的。

所以韬光养晦是小平提的,涵义是对的,不管美国人怎么解释,我们都认真做了,我个人认为效果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做也是做不到了。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像赵立坚大使那样,拥有个人风格的外交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善于运用国内外媒体,最近也有一系列的对外发声。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上级的统一部署还是外交官个人风格的体现?

金灿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变得积极进取了,积极进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官变得比较自信,活泼。整个战略宽松了一些以后,战术层面必然也活泼一些,现在我们的发言人,比如陆慷、华春莹这一批人,讲话的幽默程度就比以前高了。至于你说的赵大使,开始用西方的媒体来发声,这是战术层面的变化,它反映了我们气氛的宽松,也反映了能力的提升。

以前我们的外交干部给人感觉胆子挺小,怕出事儿,另外也不太会用社交网络这些东西,现在新的一代外交官对于这些社交媒体会比较熟悉,也具有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在和西方对话、掌握西方人媒体使用习惯方面要更加适应、娴熟一点。

至于你说的是否是上级的统一部署,我觉得这个是两面的,现在这批外交官训练的都很好,对西方也很了解,也比较自信,一方面他们愿意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也鼓励他们做,两个一结合,我们在与西方对话方面,形势就有所变化。包括刘欣和翠西的对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形式和发展,总体来说就是中国比原来更现代化、更自信一些,所以这种新的对话形式以后都会增加。

观察者网:在我们外交官的培养中是否有这样专门的课程,比如说操作手册之类的来统一培训他们的媒体素养和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克服怕说错话、怕犯错误的心理,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对外舆论战中发声?

金灿荣:你说得“培训手册”是没有的,大家还是平时各自积累经验,遇到具体的情况,临场应变比较多。

任何国家对于外交官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都有一些口径,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人执行统一口径执行得还挺好的。和过去相比,我们对于外交官的授权,自由度要比以前宽松一点,至于说培训,现在应该有一些,但是我的印象中不是很密集,一个优秀外交官、外交发言人的一系列活动更多还是靠平时的积累。

随着外交官的代际转换,年轻外交官总体来讲开放度要好一些,所以无论从体制还是个人,都比以前要宽松一些,这样的话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外交官就可以脱颖而出。其实,很多尺度是外交官们自己闯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定出来的。这是一个过程,外交上一开始特别紧,后来慢慢说一说觉得也没什么事儿,氛围也就逐渐宽松了。所以说,给中国外交官一点理解一点时间,我相信中国外交会更加灵活,更加活泼。

观察者网:从这一轮外交官发声的效果来看,国外很多普通网友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但是西方媒体和官员们却不那么舒服,甚至发文嘲讽中国外交“战狼化”?您对此怎么看,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做到进退有度,既据理力争又避免掉进对方的套路?

金灿荣:因为我不是在一线的,所以对于一线的难处,我未必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有点儿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外交官在一线,很多事儿是突发的,很多信息第一时间是不完全掌握的,所以一线的外交官他们有时候的说话和表态是很难的。我只能说,社会、政府、民间和官方要对我们的外交官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鼓励他们发声,即使有的时候发错了,也应该容忍,不要过于上纲上线,这样我们一线外交官的工作才可以越做越好。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么锻炼呢?

至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就是叶公好龙,中国如果在国际上不发声,不去做事儿,他们就怪你,说我们的不是;但当我们主动表达自己的立场,主动在国际舆论场宣扬我们的方案,他们又受不了,所以西方现在心态很矛盾,对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用太在意。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于自信的,他批评你叫做言论自由,而你反过来批评他叫做压制自由,自由变成了他的专利,这个就是一种“独裁的自由主义”,所谓才会有“闭嘴,我正在讨论言论自由”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