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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一名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吸毒者（中）与同伴在一起。（图片与文字无关）
参考消息网8月31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8日发表文章称，在法国媒体眼里，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没有招摇的露骨打扮，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就是买菜后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唠嗑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巴黎街头的阿英们
世界医生组织旗下的荷花车的负责人天木·朗说：“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人。”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荷花车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统计到的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人。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世界医生组织决定创建荷花车，招募能说中文的志愿者，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而后者也因此被称为“荷花人”。
荷花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她们中的80%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她们中的70%已经遇到过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但将近一半的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在没有保护情况下的性交后，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仅仅从20欧元起步，这相当于在巴黎喝一杯鸡尾酒的价格。阿英说：“大方一些的客人会给50欧元。”
不会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急需赚取生活费和偿还透过中介或者旅行社来法国的高额费用——让这些“荷花人”成为最脆弱的与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
从中国南方来的“阿英们”，将巴黎东南部十三区的唐人街一带视为她们的领域。她们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龄较大的法国人，以及极少的亚洲人。阿英说：“中国人不会找我们的，他们嫌弃我们太老。”
阿英的赌注
四年前，已经50岁的阿英怀揣1000欧元现金，从江西途经香港后飞抵巴黎。
完全不会外语的阿英，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抵达唐人街区后，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亚洲超市前贴满的小纸片广告堆中去淘自己的运气。
10天之后，阿英终于找到了到法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温州老板家里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费吃住，雇主还承诺她将得到900欧元的月薪。前提是，一天的工作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深夜就寝，没有间断，没有周末休息日，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
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是2岁、6岁和12岁的孩子。一个月后，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欧元。“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又说我不会做菜，就扣了我100欧元。”做了六个月保姆后，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阿英还是辞去了这份让她受到羞辱无法忍受的工作。
一切都离阿英在中国时所能想象到的法国生活太遥远。
与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后，在债务，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种压力中，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
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粗加工的灰色水泥墙面和几扇门上，用暴露的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再拐到通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溜两排的小储存间。阿英推开一扇门。空间内没有光源，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源，灯光打在那张把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没有床单，污秽不堪。屋里没有窗户，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这种地方，最多待上半个小时，”重新钻出地面后，阿英松了一口气说。
因为居留证问题，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30次。2010年8月，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也就是说，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去了，除了结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那是她曾经的客人。“我那老头，他不愿意结婚。我这辈子过得不好，现在就是想赚钱。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自愿的。”
现在，阿英买了电脑，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孙子。“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作为母亲，总是要帮助孩子吧”，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
对于未来，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被抓到，就回去吧，还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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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报：内地性交易行业“危险且丢脸”
2014-03-05 0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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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4年2月9日晚，在广东东莞国安酒店，警方在房间内对当事人做笔录。当晚，广东东莞出动6000多名警力，对该市桑拿、沐足、酒店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对多处涉黄场所进行清查。新华社发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 在上海一家著名的高档娱乐场所，一些有钱的女人每天晚上都到这里纵情声色，与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寻欢作乐，并付钱给这些男子的公司。由一个中国“模特”作陪每晚需要至少800元，而一个外国“模特”则需要1200元，但是如果这些女人愿意再多出几千元的话，这种聚会也可以彻夜进行。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4日报道，在广西，日落后在南宁的郊区，20多个农民工静静沿着一个建筑工地旁边的一条土路排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一片高高的灌木丛里，一个年轻女人每10分钟为一名顾客“服务”一次，收费50元，其他人则排队等候。
上海自称性教练的阳春说：“没有人偷看。人们相互理解，就像排队上厕所一样。”阳春曾经在南宁的艾滋病病毒预防计划中充当志愿者，对草根阶层的性交易情况非常熟悉。
阳春说：“野地里没有淋浴。每个女孩一晚上要服务几十个男人，所以大多数人都感染了某种性病，虽然她们也使用我们发放的避孕套。”
报道称，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性工作者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中国的性行业完全在地下操作，专家说，这使得该行业的从业者工作环境恶劣。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估计，2010年，中国的性工作者的人数将近200万。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2012年5月一份报告认为这一数字在400万至600万之间。
中国的地下性行业由各色人等构成，从发廊、桑拿房和夜总会里传统的妓女，到为女性服务的高端舞男，再到为同性恋服务的男妓和可为两性服务的性工作者，各式各样。
据阳春说，上海一名当红妓女两个小时的收费标准大约为2000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交易。
阳春说：“日本的性行业可能更加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成人录像。中国的性行业同样多样化，虽然法律禁止制作成人录像，但并不意味着需要的人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些东西。”
29岁的肯是一名为男性服务的男妓，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5年时间。这名大学毕业生每次服务收费400元，过夜则为600元。
他说：“男妓通常在租来的公寓内接客，每套内有3至4个卧室，由一个男性老鸨管理。有些人在健康俱乐部里工作，提供按摩或者更多的服务。在上海有10个这样的俱乐部。”
肯说，还有许多人单干，通过在网上做广告招揽生意，与顾客在宾馆里见面。他说：“公寓经常会被便衣警察查抄。一旦被逮捕，刑讯逼供很常见。”
报道称，这一职业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被顾客抢劫。肯说：“有一次我在冲澡，我的客户就带进两个人来抢劫。我很了解这个行业，所以身上只带了一部很便宜的手机和足够打车回家的钱，但他们把我打了一顿。”
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郭子阳（音）说，自2007年以来，他的组织已为将近4000名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提供性健康咨询服务。
他说：“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性工作者，因为他们经常很快从一个大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大城市。市场巨大，所以互联网是他们寻找客户的一个热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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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性工作者是中国艾滋病防治薄弱环节
2012-07-27 11:47:24
7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视频在第19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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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7月27日报道 美媒称，参加国际艾滋病大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说，性工作者群体是中国控制艾滋病疫情的薄弱环节，也是受艾滋病侵害的弱势群体。专家和权益组织呼吁，中国应该考虑对性工作者非罪化。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报道，由于艾滋病毒特殊的传播途径，性工作者和“男—男”性关系者是艾滋病易感人群。在华盛顿参加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非政府组织中有许多都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
来自上海的郑晃（音）是一家草根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郑晃表示，中国的“男—男”性关系者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享有比较自由和宽松的工作环境，而性工作者是艾滋病防控的薄弱环节，也是弱势群体，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
中国参加这次艾滋病大会的代表中就有曾经是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虽然她们已经站出来成立了为性工作者维权的组织，但是她们仍然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向政府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应该使性工作者非罪化。她的建议在中国虽然遭到许多非议，但是许多艾滋病防控领域的宣导人士支持李银河的观点。
袁文丽（音）是来自河南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她认为，要扭转全球艾滋病疫情的局面，必须有女性的积极参与。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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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报：西班牙法国联合捣毁大型偷渡中国人团伙
2013-08-12 0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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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警方和内政部10日公布的照片显示，涉嫌向欧洲和美国输送中国偷渡者的犯罪团伙一些成员在巴塞罗那被捕。
参考消息网8月12日报道 外媒称，西班牙和法国警方在联合行动中瓦解了一个向欧洲和美国非法输送中国公民的大型网络。共逮捕了75人，其中西班牙逮捕51人，法国逮捕24人，该组织头目在巴塞罗那落网。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8月10日报道，警方在行动中缴获了81本伪造的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台湾或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护照。据警方介绍，相关调查始于2011年，这个网络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最高负责人位于中国，有多个独立组织在不同国家活动，这都加大了调查难度。
报道指出，该组织的作案方法是先物色希望离开中国前往欧洲或美国的人，向每人收费4万到5万欧元（1欧元约合8.25元人民币），然后为他们提供伪造护照并交给专门走私人员。走私人员大都居住在中国或马来西亚，对欧洲机场和城市非常熟悉，完成任务后立刻返回。
每次行动的路线和使用的证件会根据此前行动的成败、市场行情以及保护走私分子不被发现的需要进行调整。偷渡者通常会被告知如何通过边境检查，如混入旅游团队等。伪造护照在中国制作完成，然后运往欧洲。据悉，其网络还用于输送卖淫者。
西班牙往往是前往最终目的地前的最后一站。偷渡者大都以西班牙为跳板前往英国和美国。他们通常在巴塞罗那机场入境，然后由该组织提供安全落脚点，等待前往最终目的地的行程安排和所需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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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印度海外汇款为何能超过中国？
2014-05-04 09:05:01
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外媒称，这些年，中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印度——收入、道路建设、奥运奖牌，这些你都能数出来。但是有一项竞赛印度总是占上风：汇款。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25日报道，世界银行4月的排名显示，印度再次荣登世界汇款接收国榜首。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去年，印度在世界各国工作的人向国内的汇款为700亿美元，中国的人口多于印度，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海外中国人往国内的汇款总额超过印度仅仅有三次。
印度为何能领先呢？世界银行一个移民项目的主管迪利普说，有统计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人和中国人向国内的汇款总额都大幅度增长，在过去十年里，与其他汇款接收大国（墨西哥、菲律宾和法国）拉开了差距。印度和中国两国接收的汇款总额比排在其后的五个国家的总额都多。印度和中国都有大量的海外从业人员，印度人更经常地往国内汇款是因为其亲属需要。
迪利普说：“中国国内的家庭现在都很富裕，他们不需要等国外亲属的汇款来维持生计。”但是像在海湾国家打工的印度人，他们的家庭依然还很贫穷。
报道称，在海外打工的中国人寄回国内的钱更多时候用于投资，而不是资助亲戚上学或者为家里的老人看病买药。这部分钱被视为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而不是汇款。
印度常常位于汇款大国前列还因为经济学家称作的“汇款衰减”，这意味着在海外工作的人在国外待的越久，他们往家里寄的钱越少。
迪利普说：“人在海外，他与国内的联系就削弱了。”“但是印度不是这种状况”，在海外生活的印度人和国内的亲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报道认为，印度成为汇款大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海外工作的印度人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他们不仅有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还有电脑工程师以及高管。
在全球最富的国家美国，印度人在海外打工族里是最富裕的。确实，印度在全世界担当首席执行官的人数超过了中国，这是该国与中国的竞争中为数不多的胜利。（编译/李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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