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力给自己制作的长征路线，严格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孔令君
10月15日，左力从瑞金出发的第370天。这一天，在记者的见证下，他从甘肃环县县城走到了耿湾乡，走了近50公里。
他的终点是吴起镇，按计划明天(19日)到达—这几乎严格吻合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78年前的今天，红一方面军经过了环县，向最终的会师地吴起镇急行而去。何止这几天，几乎每一天他都努力严格按照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时间地点都高度契合。
左力一说话就笑，脸上的一撇八字胡一颤一颤的，他喜欢戴一顶镶着五角星的帽子，夹着三脚架，背着包，在深山老林里大步向前走。
一路上，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他一次次故作轻松地用时髦的词解释，“我是徒步爱好者啊”。他还说，自己从小就想当兵，长征是个突破口，感受军人的力量。
更多的时候，他不求理解。他说这是个人行为，能坚持到底就好。
可即便如此，也免不了引来关注，人们依旧千万次地问他，并给他的长征下“结论”。
最流行的结论，带着功利性，说是“炒作”。如同质疑2006年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电视行动《我的长征》，重走长征路。
另一种的结论，理解不了，便说是“有病”。如同，去年一位美国人潘亚当，曾骑着摩托车重走了长征路，路上迎来无数次的疑问，当他回答后对方却时常“笑而不语”。
还有一种结论，强烈认可为“爱国”。
80年前，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于都迈出第一步。而今天的他们为什么要长征？80年了，究竟是什么在强烈吸引着人们，一次次自发地重走长征路？我们追问，并在追问中感悟，感悟中纪念。
追问一：重新长征，是冲着“长征”本身吗？
2006年4月，崔永元挑选参加《我的长征》队员。他记得报名的人数达到了5千多人，年龄最大的，有八十多岁。
崔特别激动，事后接受采访时连说“没想到有这么多有理想的人”。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人是冲着“长征”这两个字来的。崔回答说，应该说也就一半人吧。但毕竟，那是个有影响力的“长征活动”，节目在央视播出，队员们可以“一年成名”。
抛弃名利，愿意这样干的人就少了。
美国人潘亚当算一个，这个有点“耿”的老外，去年骑摩托车3个月，边走边问路，重走了一遍长征路。路上他被千万次地问原因，他千万次回答：“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每次他这样说，有的年轻人听了都笑。潘亚当明白笑背后的意思—“这个美国人精神不太正常”。
同样，当51岁的左力宣布，自己要暂时放弃在深圳的公司负责人的生活，重走长征路时，身边的朋友几乎没有认同的，公司“80后”、“90后”的职员还在猜测，是不是他和合伙人闹掰了。
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干嘛要走长征路，你就这么爱国？他跟自己、跟别人解释了很多话，比如自己的“军人情结”，比 如自己读过红军的书，比如他想起更早时候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若有时间，他还想说更多，比如“换一种生活方 式”，比如“寻找精神力量”。
这些，抵不过对方一句反问：你有病吧？似乎不带着一点私欲和功利的“长征”，难有说服力。
但他默默地走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质疑渐渐没了。他的坚持，开始成为朋友中的美谈，有人钦佩他的勇气，有人赞赏他的态度，有人开始从之前的反对和不屑，转而信服他的观点。
他很难低调了。目的地一天天近在眼前，左力原想作为一个人的行动，默默结束，却发现已越来越无法收场，在终点吴起镇，已有许多朋友邀约在19日他成 功到达后一起庆祝，一起分享，而在深圳，现已约好的讲座有近30场。12月，以他这次远征为主的一个有关长征的艺术展，已开始策划……
他大小将会是名人！
追问二：物质和交通条件比当年好太多，相对容易的重走，难道不是作秀？
读过当年红军长征时的困厄，左力曾将这次行动设定为“苦行”，但没想到的是，这一路，他完全没有被“吃住行”困扰，“甚至连称得上真正的困难都少得可怜”。
“西部发展起来了，每三四十公里必有村镇。我做好计划，基本都能按时赶到休息点。”左力说。此外，还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始终通畅的网络信号和现代化 的定位软件。从今年初起，他甚至在路上开始每天“直播”自己的“长征”。即便在最贫困的小山村，左力在小卖部也能看到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边远的少数 民族牧区，游牧百姓的家里，电视也能收到三四十个频道，甚至国外的电影频道； 曾经无比凶险的草地，如今已修好了贯穿的木栈道，搞旅游； 曾经牺牲了无数 战士的夹金山雪山，如今已早没有了积雪……这些都是左力完全没有想到的。
2006年崔永元的长征队伍，走的速度也很快—原先预计需要10到13个月，实际上只用了8个月出头。崔永元在总结时，说这是“能力强”，比如翻山，能按照直线距离翻过去。这就算是艰苦的，与红军当年相比，如今的长征翻山还多了一种选择，沿着盘山公路走过去……
但即便条件好了，重新长征也是想不到的艰苦。
崔永元的队员们，在路上长虱子、被臭虫咬，脚底起了白白的大泡，拿针管往外抽，一晚上抽了200多个针管。队伍里最快的“尖刀班”，在“飞夺泸定 桥”时，曾用近19个小时走了101公里。到达泸定桥时，崔永元请他们吃饭，饭桌在二楼，七八级台阶，所有人都上不去了，最后是用手搬着自己的脚往上抬。
左力也苦。他在深圳富裕，但为了刻意体验，长征路上每天住的都是一二十元钱的小旅馆，或干脆住在老乡家里，每月花费不过一千元。
实际上，刚出发第4天，他就想放弃了。那天他走到江西信丰县的一条河边，下着大雨却怎么也找不到过河的桥，淋得透湿。到了一家小旅馆，没热水，桌上 的灰尘像积了上百年，左力湿漉漉地躺在床上，抱怨就涌出来了。他说服自己走下去，每天步行30多公里，最多的一天走了57公里。每天走过了10公里后，身 上的包裹开始越来越重，后来“好像脚上的肉都磨没了，只有骨头戳在地上”。更难受的是孤独，有时候一天也没有一句话，只能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他只有数着路 边的一块块里程碑。
即便这是一场场秀，能坚持下来，也绝对不容易。
追问三：长征精神，是否一定要重走，才能理解？
研究红军长征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常做关于解读长征的讲座，他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课件里都是他实地考察长征路线的照片。
要真正理解当年那些人，确实要走一走才行。
左力严格按着当年四渡赤水的路线，反复在赤水河周围走了两个月。河边，有游客大叫失望，这么个小河沟，红军当年来回渡有什么伟大的？但左立的感觉完 全不同—他遵照当年脚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走了近20天，500公里，在地图上，就几条线。“你能想象这时候一道命令，让我原路返回，那种想骂人的感觉 么？可是必须回去，一次次再来。那种来回穿插的感觉，你走在路上想想都会叹为观止。到底是怎样的军事奇才，才能设想出如此奇妙的路线。”左力说。
左力甚至还试过还原当年飞夺泸定桥的速度，一昼夜奔袭120公里。左力凌晨3点从安顺场出发，一天走了18个小时，离泸定还有20公里时，他的膝盖 已经严重充水，被送到医院，医生听了责备他，当年那可都是常跑山路的小伙子呦，你50岁一人怎么比得过？左力躺在病床上，暗暗叹服，“那速度，真的不可想 象”。
左力在背包里，装着几本有关长征的历史书籍，在300多个夜里，在300多张不同的床上，每晚即使再累再倦，他总会继续阅读历史，与自己的行程对照，再认识当年的那些英雄。
读过之后，他走到湘江，凭吊先烈，那一战后，五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那会是什么样的惨烈和悲壮；读过之后，他走到草地，又记起一位将军讲 给他听，一个排的战士背靠背牺牲在即将走出草地的边缘地带，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战士一具具放平，膝盖发软，那一刻安静得出奇；读过之后，他到了耿湾，一路都 在想那些已即将到达会师终点，却喝水毒倒的300位红军战士。他要仔细看一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情景。
在半夜翻越帽儿山时，左力爬着山路，总觉得周围有声音，就像自己呼吸的回音，脚步停声音停，一走旋又响起，像许多人围在他周围，那一刻突然热泪盈眶，“起初我想是回声，但后来我宁愿相信，那是有许多红军，和我在一起”。
那一刻，他仿佛已是真正参与过当年那段壮怀激烈征程的一分子。
崔永元的长征队伍里，有一名大学生叫陆昶全，他从福建宁化出发时，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说，你当然不知 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对于“80后”的大学生来说，长征，已是一个概念有些模糊的词了，可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队 员们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为了“长征”。
崔永元在路上看到很多他们的泪水，“这是为历史流下的泪，极其宝贵”。
追问四：一个人理解了长征精神，有什么用？
潘亚当在出发前想好了，他的目的不在于体验或模仿红军的吃苦精神：谁会愿意光脚爬大雪山、晚上只吃树皮？他要把重走长征路视作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机会，作为了解今天中国的切入口。他还想知道，“长征”今天能否被“80后”、“90后”接受并认同。
可他走完之后发现，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倾向于把长征定为一个“传奇”，而很少客观辩证地去真正了解它。在路上，他也很难找到能真正探讨长征具体 细节的人。比如，他接触的所有人都知道，长征是两万五千里，但很少有人知道长征准确的起点和终点；比如说，很多人会背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但大多不知道毛泽东在长征中、在遵义会议上具体经历了什么……
他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游客不多，有一次他看到—巨大的博物馆里，寥寥两位参观者，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但令人欣慰的是，“长征”依旧是个奇妙的词。
潘亚当一张典型美国人的面孔，骑个摩托车，但他一说“在长征”，老人们就毫不犹豫地“极为赞赏”。“他们把我称为‘中国通’，并和当年白求恩或斯诺 相比。”潘亚当说。在路上，有宾馆老板夸他“弘扬长征精神”，因此免费安排了一间豪华套房给他，还有好些人请他到家里吃饭，赞他：“你比我儿子还爱国。”
左力也觉得神奇。他在山区路上，警察上前盘问，得知他在“长征”，警车上的警察们一起竖起了大拇指；很多时候，他借宿老乡家，对方得知“长征”，连借宿吃饭的钱都不要了；在四川抚边乡，房主大妈在左力出发前，硬是把干粮塞进了背包，大声说：“饱饱地找红军呐！”
还有素未谋面的朋友，大老远赶来，要求陪左力一起走一段。有一次，有县政府得知他要途经此处，一宣传，就来了100多名青年一起陪他走了几十公里，全是自发的。
左力说：“一路上，常有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来说触动了他们。触动他们的究竟是什么，我并不了解。但我觉得，只要我的行动能够打动人，让大家有 了新的感觉，那都是好的。”这些都让左力发现，原来人们的内心并非死水，只是缺乏更具感染力的媒介，这也成为他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
明天，左力的“长征”，已注定不会低调地结束，对此他也释然了。那些接风、讲座、展览，他都会去的—“既然我的行动，能够让大家找到动 力，找到弥补自己内心缺失的那一部分，那就多多分享好了。”他的长征在当下的新意，就在于分享—他发“朋友圈”，借新媒体记录自己的心得，在网上与朋友讨 论；他不吝于拍摄沿途的风景，众人点赞；他把长征的影像做成微视频，更便于好奇者了解、体会。
如崔永元所说：“我个人的理念，通常是能影响几个就影响几个，当然影响更多更好，你高质量地影响了一个人，也算你没白干。”
在今天，依然需要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传承和创新长征精神。一个民族，能有一段历史、一种精神被一再重温、一再追随，能用“永远”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是难得的，可珍贵的。勿忘来路。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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