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台媒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自今年2月21日住进加护病房以来，健康状况令人关注。
台湾“中央社”曾于2月21日报道，李光耀虽年岁增长体力大不如前，但晚年生活依然自律严谨，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报道称，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虽强调生比死重要，但仍坦率看待死亡问题。他关注的是“离世”的方式，不愿陷入半昏迷状态、也不愿卧病在床好几个月，宁选“尽速了结”，“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
李光耀曾做了预先医疗指示，如果他必须依靠插管进食，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医生就得拔掉插管，让他尽速离世。
报道称，对于自己的心灵慰藉，李光耀认为是来自一切病痛苦楚终结，不要通过外在干预延长生命，让生命自然了结。
报道称，李光耀并强调，接受身体不断退化的现实，但心智功能尚可，没有退化，每天仍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活络，持续学习新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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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谢方
李光耀被评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带领众多华人、马来人使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立共和国；并大力发展经济、进行教育改革，将积弱的弹丸小国发展成富裕的花园国家。而今，虽已正式宣布退休，但李光耀仍然主宰着新加坡，其子李显龙连任新加坡总理，治国理念和手段上可谓是李光耀的继承者，新加坡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百姓，仍然对其尊敬有加，视同“国父”。
透视海外华人奋斗基因·标杆
从小接受英式教育
1923年，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这已是李氏家族在新加坡出生的第四代。早在1862年，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就从广东大埔移居到海峡殖民地，李家祖先世代居于广东大埔县，那里是纯客家区。
受英国殖民的新加坡，英式教育很发达，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和父亲李进坤均接受英文教育，尤其李云龙对西方文化很是推崇，坚持对孙子进行英式教育。李光耀自幼在家说英语，马来文和英文比中文懂更多。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李光耀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学习，并拿到了律师资格。
这种基础教育几乎影响了李光耀一生，从性格、做事方式到执政理念。李光耀从小就展露出领导才能，懂得控制周边人和事，老师曾给他这样的评语：“他决心出人头地，他很可能一生身居高位。”
1950年，还在英国的李光耀加入了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团体“马来亚论坛”，以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1952年新加坡邮差罢工事件是李光耀人生转折点。工作辛苦待遇又低，不堪忍受的新加坡邮差试图与政府谈判提高待遇。此事件中，作为代表律师的李光耀，一切全依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未动用暴力，取得罢工胜利。这使他名声大躁，不仅在工会建立了群众基础，处事方式也得到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认可，为其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再只是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
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虽然仍在西方国家殖民统治中，但独立思潮涌起，多个殖民地先后独立，这给了李光耀更大的鼓励。
1954年，李光耀联合英国归来的华人、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开始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动党也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达到其从政道路的高峰。
然而，新加坡弹丸之地，缺少土地、资源，独立发展几乎是不可能之事。李光耀积极谋求与马来亚合作，并于1963年正式与马来亚合并。但合并之后双方又在经济等领域分歧严重，李光耀更直言指责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推行“种族沙文主义”，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在1965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当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宣布独立。
在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进而到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李光耀在众多关键时刻显示了其高超的政治权术和谋略，实用主义是其一贯的行事作风，更因此被称为“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马基雅维利主张君主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说出过“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的名言。但李光耀对此毫不避讳，更公开承认偶像是马基雅维利。
也有评论家认为，李光耀的政治主张受到日军统治新加坡影响很大。1942年，日军侵占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后，残暴地选择年轻力壮的华人带去海边，令他们自掘坟墓，然后从背后枪杀，19岁的李光耀险些遇难。他由此看清了政治本质，意识到权力的重要。他曾回忆过那几年日治时期的生活，日本采取高压政策和严刑峻法，新加坡社会秩序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让李光耀开始信奉严刑峻法的力量，而新加坡也是至今唯一保留鞭刑的国家。
可以说，英日两国的统治印记给了李光耀不同的思考。他曾说：“英国人教会我用制度来治理国家，日本人告诉我，怎么通过权力（来治理国家）。”
“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
新加坡独立后，问题不少：主权纠纷、住宅短缺、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政府还得面对高达12%的失业率。
有着客家人务实精神的李光耀，从制造业着手，1968年成立裕廊工业区，建立多个轻工业基地；努力吸引外资，给予外国企业优惠。只用了十年，新加坡便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作为世界主要港口，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石油公司蚬壳石油和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政府负责建造房屋廉价提供给民众。1980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失业率低至3%，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8%。工业重心开始转移到芯片制造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旅游业和服务业也蓬勃发展。
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25年间，是新加坡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新加坡成为井井有条、规范洁净、生活富裕的花园国家。
新加坡快速发展的模式吸引了当时渴望发展中国经济的邓小平。1978年11月，74岁高龄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表现出的坦诚和谦虚让李光耀钦佩，他后来多次表达出对邓小平的喜爱，“更加务实的是邓小平……要不是他的话，中国很可能已经分崩离析了。”
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令邓小平深感惊讶，他和李光耀长谈许久，包括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企业推动经济活动和发展、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细化到培养优秀车间工人，培养大批主管、经理、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
访新回去第二个月，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向新加坡学习了多个方面，如利用人口优势发展制造业、创设经济特区，1984年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后，李光耀几乎每年都会造访深圳，探察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经验得失，经常和邓小平见面长谈。
1992年，邓小平南下深圳，做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随后李光耀迅即访问中国，促成了1993年“汪辜会谈”及苏州工业园的创建；2008年10月23日，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照面
1990年，当了25年总理的李光耀辞职，由吴作栋继任，为了继续留他为政府出谋划策，吴作栋特意为李光耀开设了内阁资政这一职务。14年后，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接任吴作栋出任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执掌新加坡的权杖再次落到李氏家族手中。其他几个子女也莫不担任要职，李氏家族势力庞大。
李显龙所受的精英教育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剑桥大学拿到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文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了公共管理硕士，还接受过高级军事训练，在军中担任过职务，文理兼收，语言上会英文、马来文和中文，这在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是一大优势。
但在新时代长大的李显龙呼吁社会更加开放和言论自由，与李光耀严厉、专制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而被认为更接近吴作栋的温和作风。
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府像家长一样，对居民饮食、打扮、啥时候结婚、生多少小孩这些私事都要管。2011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有史以来最低得票率60%，并首次在阿玉尼集选区败给反对党工人党。这给了李光耀沉重一击。他开始意识到，新的时代来了，没有经历过新加坡贫穷艰难时代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了。之后，李光耀与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会出任新内阁任何职务。
这一年，李光耀87岁，正式结束在政府内阁长达52年的生涯。这亦代表李显龙正式接班，开始更年轻一代的“朋友式”执政。然而很多学者预测，李光耀退休，并不意味着他在新加坡的影响力减弱，他的许多理念仍指导着现任政府。
李显龙的“朋友式”执政时代来临
（2015-03-17 17: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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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没有把左翼纲领当教条，这应归功于李光耀。
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通过对选举规则与选举程序的精心设计给民众支持加了杠杆，以一定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动更高比例的国会席次。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限制工会特权，让企业家敢于下注，资本存量才会增加，这最终令工资率得以提高。
新加坡建立个人自负其责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对遗产税的理性态度，值得赞扬。
在许多人眼里，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面积才716平方公里；根据官方统计，2014年人口才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才387万人。不过，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新加坡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规模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李光耀。
称李光耀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是恰如其分的。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是执政党。截至卸任的1991年，李光耀一口气做了32年内阁总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428美元，是不折不扣的穷国。1991年人均GDP为14504美元，31年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长率为12%。别忘了，新加坡人口从1957年的144.6万增至1991年的313.5万，翻一番多。
李光耀卸任后，新加坡继续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该国人均GDP突破2万、3万、4万与5万美元的年度依次为：1994年（21578美元），2006年（33580美元）、2010年（46570美元）与2011年（52865美元）。2013年为55183美元。
新加坡为何如此成功？或有人归结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扼国际贸易的要冲。不过，这些禀赋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也有，但这两国的发展就落后新加坡几条街。或有人归结为其历史上是英国的殖民地，浸润了母国的法治传统。不过，这个因素马来西亚也具备。可见，这些因素并非充分条件，李光耀本人的作为是绕不过的。
李光耀做对了什么？
人民行动党去左化
本文把新加坡归入右派威权或自由威权的范畴，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人民行动党难道是一个右派政党吗？这得从该党的历史及其奉行的理念寻找答案。
李光耀是在英国大学学法律的。1950年学成归国后，执业做律师，担任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从做工会律师的职业生涯看，不难看出早年的李左倾。李光耀由做工会律师进而走上职业政治家之路，是自然而然的。1954年，31岁的李创立人民行动党。该党为左翼也是自然而然的。
早期的人民行动党有两大纲领。一是新加坡从英国独立。这是二战后亚非拉反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人民行动党在理念上拷贝了英国工党，可以说是英国工党的新加坡版。
人民行动党也一度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那是工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前身为第二国际。1976年，荷兰工党指控人民行动党压制新闻自由，要求社会党国际将其开除，作为应对，人民行动党遂退出社会党国际。
人民行动党没有把左翼纲领当教条，这应归功于李光耀。
1959-1992年，李光耀一直为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注重实干与实效，其首要的关切是，如何在强邻环伺之下，确保新加坡的生存、稳定与繁荣，一切妨碍这个目标的政策，要么绝不采纳，要么果断放弃。即使在对英国工党政纲几乎照单全收的早期，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都拒绝追随其大搞国有化。这种务实的取向，令人民行动党的左翼色彩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淡化，令新加坡逐步夯实了繁荣的根基：经济自由。
新加坡式民主
威权主义，顾名思义，与民主是有内在紧张的。形式上，新加坡实行自由结社与代议制民主。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赢得了新加坡的每一次议会选举并获得组阁权，比五五年体制之下的日本自民党还要牛一些，后者有短时间在野的经历。自民党在日本也是长期一党独大的，但一说到威权主义，大家想到的是新加坡而不是日本，这对新加坡公平吗？
可操作性的“民主”定义，不过是说作为民意机构的议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尽管被视为威权主义，但其实新加坡并没有从程序上削弱国会的地位，新加坡国会并不是橡皮图章。假设有一天人民行动党没有赢得足够的席次，那就得让贤下野。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舞弊的手段赢得任何一次选举。
人民行动党每一次胜选的大前提仍是民众支持。在这个大前提下，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通过对选举规则与选举程序的精心设计给民众支持加了杠杆，以相对低比例的民意支持撬动更高比例的国会席次，可以把杠杆率定义为“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这个数值大于1，就是加了杠杆。
在1965年之前，人民行动党赢得了1959与1963年两次立法会议选举。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立法会议改称国会。在1968-1980年四次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全部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86.7%、70.4%、74.1%与77.7%。杠杆率就是普选票得票率的倒数。
自1984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基本是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动九成多的国会席次，杠杆率在1.5左右。1984年，其获得97.5%（77/79）的国会席次，普选票得票率为64.8%。1988、1991、1997、2001、2006与2011六次选举，其获得国会席次比重/普选票得票率依次为：98.8%/63.2%、95.1%/61%、97.6%/65%、97.6%/75.3%、97.6%/66.6%与93.1%/60.1%。
这个杠杆率是怎么来的？有一些策略容易想得到：重新划分选区，对支持自己的选区增加公共拨款，对落选的选区则减少公共拨款，这些策略在西方国家亦不难见到。新加坡特色是：以集选区制为主、单选区为辅的选区制及政府组屋按种族比例分配的社区格局。
在1984年及以前，新加坡实行单选区制，一个选区一个议席。随着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逐步下降，李光耀未雨绸缪，于1980年提出集选区的建议。随后，在1984年补选与1988年大选，引入了集选区制，一个选区4-6个议席，每个党派如果参选，得提出所有的候选人，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少数族裔（非华裔）。
与政党比例代表制相比，单选区与集选区均实行胜者全得，支持小党的普选票很难转化为议席，对小党不利。与单选区相比，集选区对小党更不利。原来四个单选区，小党有可能赢得其中的一个，但合并为四席次集选区后，让小党赢得一个席位的普选票不足以同时赢得四个席次。这种集选区制，配之以重新划分选区，让反对党赢得集选区选举的概率极低。
一个单选区，如果执政党候选人稳赢，就继续保留；如果被反对派赢了或受到挑战了，就取消后并入集选区。在集选区，执政党只要赢得简单多数，就赢得了所有的席次。
此外，新加坡政府营建的组屋是按照族群比例初次分配的。业主在转卖时，也要受到族群比例的限制，如果某一族群的配额用完，那就只能转卖给其他族群。在这种社区规划之下，少数族裔不能聚居，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以某个少数族裔为票源的政党。额外的好处是，反对党不能像台湾民进党那样以族群议题来撕裂社会、确保族群之间的和谐。
对外开放
新加坡1959年取得自治领地位，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又被迫独立。新加坡的生存能力是李光耀的最大关切。与那些持民族主义心态的新兴国家领导人不同，李光耀希望英军在新加坡能够更久一些，以便给新加坡打造国防能力提供足够的时间窗口。但非殖民化是英国工党政府的既定方针，李光耀得面对英军撤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这给新加坡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全。在李光耀及相关国家领导人努力下，1971年4月，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五国联防协议”（同年11月1日生效）。
另一个是经济。李光耀估算：“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他说：“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如何自食其力、发展经济，是新加坡面临的更大生存挑战。
李光耀清楚：“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因此，李光耀对发展经济学家炮制的“新殖民主义”与“依附”理论嗤之以鼻。这种理论说，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又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消费品，这是经济侵略、经济剥削。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就会日益“依附于”发达国家，就成了“新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是当时左翼非常信奉的理论。
新殖民主义理论当然是很可笑的。贸易是帕累托改善，交易双方都得益，没有谁剥削谁的问题。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矿产品与农产品，并从中国进口消费品。难道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身为发达国家的澳大利亚反过来搞“新殖民主义”了？
李光耀的结论是新加坡绝不能信奉这一套，只能搞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同期韩国的朴正熙及后来中国的邓小平，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李光耀认为：“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说：“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跑在第一线。1967年10月，他首次访美，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商人与企业家讲述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听众对这种“不靠讨饭钵”的精神反应良好。
局面打开之后，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
毋庸否认，新加坡1960、7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但由于契合了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进入1980年代，新加坡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政策收敛。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搞的“2014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限制工会特权
二战后，整个东南亚都面临极左与民粹风潮的挑战。194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工会在新加坡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这对秩序及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
在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李光耀告诫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为了提高工人的待遇，新加坡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放纵工会特权，就会“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
李光耀回忆说：“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
1968年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所有议席，国会在当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并修正劳资关系法令，后来又修订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还有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否则将以违法论，工会和工会会员可被检控。这就废除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再被迫参与。
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各方能承受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各方同意遵守一个原则：涨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如此，工人的待遇有保障吗？1965年，新加坡的失业率为14%，1997年为1.8%。1968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为708美元，2013年为55183美元，这45年间年均增长10.2%。逻辑上，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是成正比的，劳动生产率是与劳均资本存量成正比的。限制工会特权，让企业家敢于下注，资本存量才会增加，这最终令工资率得以提高。
中央公积金制度
一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执政后坚决不搞西方式福利社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李光耀说：“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19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在许多人看来，福利与社保是一回事。不过，新加坡建立了地球上少有的非福利型社保：中央公积金制度。
这个制度启动于殖民地时代的1955年，最初仅仅限于为雇员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强制储蓄计划。将这个制度发扬光大的是李光耀。这个制度最终演变为包括养老、医疗与住房等个人一生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
目前，中央公积金有四个账户：普通账户、专门账户、保健储蓄账户及退休账户。普通账户可用于购置住房、教育、保险与投资等。专门账户用于积累退休金。退休账户引入于1987年，资金来源于专门账户，在个人55周岁时建立，62岁时开始支付养老金。保健储蓄账户引入于1984年，为个人及其直系亲属支付医疗服务与购买医疗保险等。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强制储蓄与投资，本质上是强制每个人为自己（及直系亲属）自负其责，账户上的钱是可以继承的。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账户，任何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如给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给子女支付教育费用及让子女继承账户上的财产等，必然基于账户所有人的自主决策。每个人同父母与子女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的。
因此，在个人账户之下，家庭内部之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是有利于下一代的。推及全社会，社会代际财富转移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这是个人基因绵延与人类社会存续的基本条件。与退休者、老年人与上一代剥削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的现收现支社保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特征决定了新加坡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是繁荣的基石之一。
此外，新加坡对税收也是考虑效率、考虑长远。李光耀说：“起初我们沿用英国人的社会主义哲学，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2008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遗产税。
新加坡建立个人自负其责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对遗产税的理性态度，值得赞扬。李光耀说：“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这正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
至此，基本勾勒了新加坡自由威权（右派威权）的基本特征。其最重要的创造者，就叫李光耀。
（2015-03-17 17:26:35）
【延伸阅读】新媒析“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历史难再复制
中新网3月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文章称，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
文章摘编如下：
新加坡什么时候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在此时无法有定论。一说1990年，那是因为当时李光耀卸任总理，不再掌管国家大权。一说2011年他和吴作栋一起从内阁引退时。还有一说是老人家百年之时。
如果以第三个说法作为“后李光耀时代”的开始，那个时代到来时新加坡会像历史上一些政治强人离开后出现很大的政治动荡和变化吗？
简单地说，不会，因为不存在什么复杂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但是，变数总是有的，尽管不一定会以戏剧性的形式出现。
最大的变数或许来自人民行动党内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行动党正面临团结问题。可以说，行动党是新加坡所有活跃政党中最不存在团结问题。
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可能是所有成员都赤诚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为有个人人拜服的精神领袖。由于有他的存在，无论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见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无事。但是，一旦精神领袖不在，出现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会如此团结。
新加坡现今社会的政治和选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政党内部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是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最大潜在挑战。
一个最明显的政治和选战压力是来自社会的变迁。新加坡上世纪末已经步入中产社会，经历了这20年的经济起飞，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也转变很大，许多中青年选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辈、祖辈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发生大动荡，如横扫全球的急性传染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重大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加坡不会大落，自然也不会有大起。人们将来或许必须习惯于一个相对平庸的年代，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放缓，这二三十年来意气风发的新加坡恐怕难以再现。
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满于现状，另一方面却无力改变现状。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政党，无论谁上台，选民总看不上眼，容易形成两党或多党制。到了那时，或许很多新加坡人普遍从现在的热衷政治又回到当年的政治冷淡，历史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比如尚达曼3月5日在国会里说，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个人和集体责任相辅相成的更牢固社会契约”，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到后冷战，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但是东西阵营缺乏沟通，互相无法认识，更谈不上了解。时势造英雄，李光耀横跨东西的优势和对世界局势的敏锐观察，正好在这个信息缺乏的时代发挥作用，无论东西方的外国领导人，都很重视李光耀的观点和见解。不但李光耀之后的两任总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响力，实际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国家，其领导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英雄也造时势，新加坡借着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而提高了国际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许振义）
（2015-03-17 17:2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