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10日报道 台媒称，欧洲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其中丹麦、比利时、芬兰和法国在社福方面的支出都超过其GDP的30%，而意大利、奥地利、瑞典、西班牙和德国也至少占25%。
据台湾“中央社”4月10日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未必是经济情况愈佳的就愈高。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列表来看，在欧洲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德国，在这方面的排名甚至落在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之后。
资料显示，德国在2000年包括社会救济方案、子女教养补助费及基本的社会保险等社福项目的支出占GDP的26.2%，到了2014年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至26.2%。
在过去10几年，社福支出占GDP比例提高的欧洲国家包括爱尔兰、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平均提高了6%。德国和瑞典则有些微倒退。
【延伸阅读】英媒：社会福利缩水成日本大选躲不过的一道坎
中新网12月10日电 据路透社报道，在日本于本周日(14日)进行的选举之前，筱原弘子对首相安倍晋三在拉票过程中明显避而不谈的一个问题忧心忡忡，那就是：日本需要缩减数以百万计民众正享有的优厚的社会福利计划。
“我希望自己的养老金够用，不过我得工作尽量长的时间并存钱，以防万一，”现年67岁的筱原弘子表示。她正在照看着自家开的日式传统甜品店。
“我实在为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感到担心。等他们老了以后还会有钱留下吗？”
安倍把此次投票称为对其经济政策的公投，特别是对推迟增税决定的公投。日本上调消费税旨在控制激增的公共债务，目前该国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000万亿日圆(约合8.3万亿美元)。
不过增加税收并非唯一的问题，如何控制支出也颇费思量。日本政府支出正在迅速增长，而且随着社会快速老龄化，退休人数大增，同时劳动力减少，政府支出规模料将进一步扩大。
逐步逼近的福利缩水已经让筱原弘子这样的老百姓多存钱少花钱，这令安倍希望打破已延续近20年的通缩心态的努力面临更大困难。
日本政府的预估显示，即便安倍按原定计划在明年10月将消费税从8%调升至10%，也无法实现在未来七年内达到预算平衡的承诺。
而决定推迟增税18个月后，日本政府更需要缩减慷慨的社会福利支出，或加大增税力度，更有可能双管齐下。
“我们不能依赖高增长，而必须同时增税并减少福利支出，才能改善公共财政状况，”法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小黑一政表示。
媒体调查预测安倍领导的执政党将在周日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尽管民众对于安倍经济政策存在疑问。安倍本人则允诺将在未来数月给予选民答复，但在竞选最后阶段不会给出任何细节。
安倍所在的自由民主党在竞选纲要中表示，他们将在明年夏季前、就如何在2021财年实现基本预算盈余制定出具体计划。
日本今年的公共债务规模相当于GDP的两倍还多，债务负担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重的。
在4月上调消费税举措导致日本滑入衰退后，安倍已经决定推迟第二次上调消费税的时间，指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力撑经济，使经济强劲到足以承受冲击痛苦。
穆迪上周将日本主权债信评级下调一个级，至A1，原因在于该国实现财政减赤目标的不确定性升高。
日本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超过65岁，预计这一老龄化比例将在2050年时进一步升到近40%。相比之下，年龄在18-24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在过去二十年下降近三分之一。
日本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已经占到96万亿日圆预算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约1万亿日圆的速度自动攀升，日本人口危机正在迫近。
根据日本财务省今年稍早做出的预估，即便消费税已经上调，那么按照最乐观的情景估测，即年增长率达到3%并且政府推出进一步的举措来遏制社保支出，日本也将无法实现预算目标。
日本财务省计算，若不计入债务偿付和发债收入这个类目，日本将在2020-2021财年面临6.6万亿日圆的预算赤字，相当于GDP规模的1.1%。
筱原弘子在她位于东京北部的店铺中表示，她不想讨论是否将参加周日投票，但她明确指出她可不是安倍经济学的粉丝，迄今为止她都无法将消费税上调和成本升高的影响转嫁给消费者。“安倍经济学？我希望这一切结束。”她说道。
（2014-12-10 16:42:13）
【延伸阅读】社会福利缩水问题成为日本大选躲不过的一道坎
参考消息网12月10日报道 外媒称，在日本于12月14日进行的选举之前，筱原弘子对首相安倍晋三在拉票过程中明显避而不谈的一个问题忧心忡忡，那就是：日本需要缩减数以百万计民众正享有的优厚的社会福利计划。
据路透社12月10日报道，“我希望自己的养老金够用，不过我得工作尽量长的时间并存钱，以防万一，”现年67岁的筱原弘子表示。她正在照看着自家开的日式传统甜品店。
“我实在为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感到担心。等他们老了以后还会有钱留下吗？”
安倍把此次投票称为对其经济政策的公投，特别是对推迟增税决定的公投。日本上调消费税旨在控制激增的公共债务，目前该国债务总额已经突破1，000万亿日元（约合8.3万亿美元）。
不过增加税收并非唯一的问题，如何控制支出也颇费思量。日本政府支出正在迅速增长，而且随着社会快速老龄化，退休人数大增，同时劳动力减少，政府支出规模料将进一步扩大。
逐步逼近的福利缩水已经让筱原弘子这样的老百姓多存钱少花钱，这令安倍希望打破已延续近20年的通缩心态的努力面临更大困难。
日本政府的预估显示，即便安倍按原定计划在明年10月将消费税从8%调升至10%，也无法实现在未来七年内达到预算平衡的承诺。
而决定推迟增税18个月后，政府更需要缩减慷慨的社会福利支出，或加大增税力度，更有可能双管齐下。
“我们不能依赖高增长，而必须同时增税并减少福利支出，才能改善公共财政状况，”法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小黑一政表示。
细节要等到选举后才公布
报道称，媒体调查预测安倍领导的执政党将在14日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尽管民众对于安倍经济政策存在疑问。安倍本人则允诺将在未来数月给予选民答复，但在竞选最后阶段不会给出任何细节。
安倍所在的自由民主党在竞选纲要中表示，他们将在明年夏季前、就如何在2021财年实现基本预算盈余制定出具体计划。
日本今年的公共债务规模相当于GDP的两倍还多，债务负担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重的。
在4月上调消费税举措导致日本滑入衰退后，安倍已经决定推迟第二次上调消费税的时间，指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力撑经济，使经济强劲到足以承受冲击痛苦。
穆迪近日将日本主权债信评级下调一个级距至A1，原因在于该国实现财政减赤目标的不确定性升高。
日本目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超过65岁，预计这一老龄化比例将在2050年时进一步升到近40%。相比之下，年龄在18-24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在过去二十年下降近三分之一。
日本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已经占到96万亿日元预算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自动攀升，日本人口危机正在迫近。
根据财务省今年稍早做出的预估，即便消费税已经上调，那么按照最乐观的情景估测，即年增长率达到3%并且政府推出进一步的举措来遏制社保支出，日本也将无法实现预算目标。
财务省计算，若不计入债务偿付和发债收入这个类目，日本将在2020-2021财年面临6.6万亿日圆的预算赤字，相当于GDP规模的1.1%。
筱原弘子在她位于东京北部的店铺中表示，她不想讨论是否将参加14日的投票，但她明确指出她可不是安倍经济学的粉丝，迄今为止她都无法将消费税上调和成本升高的影响转嫁给消费者。“安倍经济学？我希望这一切结束。”她说道。
（2014-12-10 14:49:00）
【延伸阅读】青年自称失忆 以“森林少年”名义骗德国社会福利
中新社柏林9月21日电 (记者 黄霜红)一位荷兰青年自称未成年及“失忆”而获德国有关机构长期救助。谎言揭穿后，政府向其追讨3万欧元，此案在德国引起轰动。
事件的开始非常具有戏剧性：去年9月的一天，一位金发蓝眼的青年人来到柏林市政厅，对那里的官员讲述说，自己出生于1994年，因为母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过去5年间一直和父亲生活在森林中，几周前父亲也在森林中去世了，他掩埋了自己的父亲之后走出森林。该青年只会说一些英语，自称除了知道自己名叫“瑞伊”之外，森林之前的生活细节一概记不得。
柏林政府官员认为，“瑞伊”的故事具有可信性，加之按其出生年月属未成年人，于是责令青少年部接手“瑞伊”作为监护人，并为其提供住房、生活用品、零用钱及德语课等福利。
这个故事经过多家媒体渲染及连续报道，一时“森林少年瑞伊”在德国名声大噪。
柏林警方协同国际刑警组织对“瑞伊”的来历进行多次调查未果。但不久监护人却发现，“长期生活在森林中”的“瑞伊”对一些事务似乎并不缺乏认识，并且其当时携带的随身物品也没有年代久远的痕迹，遂开始对“瑞伊”身世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于是，今年6月12日，柏林警方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向媒体公开了“瑞伊”的照片，希望获得民众的帮助。
“瑞伊”的照片也出现在邻国荷兰的电视中，3天后，“瑞伊”被生活在荷兰的亲友指认，关于“森林少年瑞伊”的谜团即获揭晓。
原来“瑞伊”的真名叫罗宾(Robin van Helsum)，今年20岁。生活在荷兰Hengelo，并已有一个儿子。去年9月，在“瑞伊”出现在柏林之前，其父母已向警方报告罗宾失踪。罗宾的父亲在其远离家乡的几个月之后身亡，其母仍健在。罗宾只是厌倦了在荷兰的生活离家出走，并编造故事骗取资助。
柏林警方发言人21日对媒体表示，柏林社会福利机构以罗宾“诈骗社会福利”向警方指控，并追讨付出的3万欧元。但罗宾自从谎言被戳破并被赶出福利房后，目前又一次不知去向。(完)
（2012-09-22 03:12:01）
【延伸阅读】独家：社会福利是人类的福音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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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是造成希腊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图为2013年2月数万名希腊示威者抗议政府的财政紧缩措施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7月10日报道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得雄认为，2007年西方世界陷入危机后，很多人都在探究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西方的社会福利搞过了头，国家入不敷出，因而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俾斯麦的铁血柔情？
在谈到近代西方福利制度的起源时，人们往往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提到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1898）。他出身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家庭，以铁腕统治著称。他曾说：“德意志所瞩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威力……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他力主国王镇压革命，因此被称为“保王党中的保王党”。可是，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实现了统一，从而在德国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俾斯麦对工人阶级一贯采取压制、分化和利用的办法，有人称之为“鞭子和蜜糕”的政策。1869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成立了“全德工人大会”，消除了一些改良派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高涨。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俾斯麦在1881年颁布了《工人伤残病老社会保险纲领》，此后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法令。他希望用这些福利来缓和社会对立。在他看来，这是恩赐而不是让工人得到应得的东西。老谋深算的他还提出了一个条件：凡是领取国家救济金的人无权参加选举。这明显是想用蜜糕来换取工人的政治权利，让他们不能在选举中去支持工人自己的政党。他的这一招并不灵，工人们宁愿组织“自由互助基金会”自救，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
上世纪4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建立起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那个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从殖民地搜刮财富，以外补内;另一方面，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可以从全球市场上赚到丰厚的利润，所以有足够的财力来让国内的人也分一杯羹，来维持社会的安定。
为何总有两种观点？
一个社会应该建立福利制度以帮助病弱者渡过难关，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对此并没有大的争议。但是，是否应该建立所谓的“福利国家”，则总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尖锐的对立。
应该说，在西方世界最反感福利的是美国人，很多所谓“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一贯主张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个人发家致富，厌恶指望别人和政府的帮助。他们有这种想法毫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先辈当年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全凭自己一双手去建立新的家园。渐渐地，有的人富了，有的人穷了。于是富起来的人就说：我富是因为我艰苦努力，你穷是因为你努力不够或游手好闲，凭什么我一定要救济你？
美国人的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些大富翁宁愿把钱捐给大学和艺术博物馆，也不直接捐给穷人。他们相信：如果我让你不劳而获，实际上是害了你，如果你受了刺激也奋发起来，很可能也成为富人。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3月17日刊登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关系和国际事务教授史蒂文·珀尔斯坦的文章说：“在欢迎福利制度改革时，美国人承认：旨在帮助穷人的很多计划反而让他们长期陷入依赖和贫穷。”“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按照累进税与转移支付形式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无力无能者针对聪明能干者的偷窃行为。”
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没错，美国最初开拓者的起点是平等的，但也并不是绝对平等的，比如禀赋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学的手艺不同和遇到的自然条件不同等等。现在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并非都是勤劳致富。正如珀尔斯坦教授文章所说，有些人成功是因为“运气好”：“好在天生有合适的基因和合适的父母，在合适的环境中长大，上了合适的学校，遇到了合适的人并得到帮助，或者是在合适的时间正好处在合适的位置上。”因此，社会应该给那些并非本人不努力却没有致富的人一定的补偿。
何况今天有的人走的并非正道。
《纽约时报》今年4月在评论新书《私人帝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美国力量》时说：“仅2012年上半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利润就达213亿美元。数年前首席执行官李·雷蒙德卸任时，其一揽子退休金高达3.98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公司为什么这么牛？文章说：“不足为奇，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院外游说活动的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不仅设有人员众多的办事处，而且还与大约20名前参议员、众议员、议员助手和其他一些人签有合同。”
这只是一个例子，华尔街一些人暴富更让人触目惊心，此类社会状况使“美国梦”——“只要我艰苦奋斗，我就一定能成功！”——发生了动摇。由此引发了社会上的“左”的思潮，他们抨击社会不公，认为维护福利就是维护了社会正义。
以上两种思想体现在政策上，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争论。前者主张任由市场发挥作用，鼓励能人发大财，政府尽量少管甚至不管，福利要压到最低程度;而后者则主张政府要约束市场，实行劫富济贫的财税政策。
在如何建立福利制度时，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政府只能按照“结果”而无法从“原因”去制定政策，难以分清有人富是为什么富的，有人穷是为什么穷的。因此，总会有一些人钻政策的空子，出现一批占大家便宜的懒人。
可以说，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处在迷茫之中，很多社会矛盾不知从何下手解决。如果要减少债务达到收支平衡，就要减开支、增税收。一减支，就有人上街抗议;一增税就有大富翁放弃国籍。如果提高最低工资，立法约束资方解雇工人的权力，就打击了很多人创办企业的积极性，他们会拿更多的钱去金融投机，从而使经济更难复苏。
“安全网”变成了“靠垫”？
面对当前的困局，一些自称“真正保守主义者”的人痛心疾首：一个传统上应该人人勤奋努力的社会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保姆式”的社会？本来为弱者提供的“安全网”怎么就变成了舒舒服服的“靠垫”，而且想靠上去的人越来越多？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希腊。他们那里教育、医疗、养老由政府全包，53岁退休，占劳动人口27%的人都是端铁饭碗、吃公粮的公务员，连码头工人也是。一年有6周带薪休假。大家都穿名牌，出国旅游。德国人到那里看了目瞪口呆，原来受他们救助的人的生活比他们自己的好得多。
最近李光耀先生在新著中提醒美国，一旦慈善变成了“权利”，领取救济金的“羞怯感”消失了，问题就大了。老一辈的美国人是不屑于去领救济金和排队领免费午餐的，这种人现在几乎没有了。相反，现在看到许多美国人在争当“残疾人”。由于制度的弊病，类似心血管病和关节炎都成了“残疾人”的标准。一旦被确认为残疾人，就可以提前退休，享受与正常人相差无几的退休金。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1年2月21日刊登“美国原则工程”组织负责人弗兰克·坎农的文章说：“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非常珍视传承了数百年的道德和政治原则。他们深知创造一个健康、繁荣、运行正常的社会有多难。他们更愿意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是一遍遍地重演同样的社会动荡与鲁莽的革命。”
西方的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宗教形式传承的，上帝要求每个人勤俭。他对亚当、夏娃的教导是：“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早期的美国人最痛恨懒惰，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
但是，这些传统道德已经受到严重腐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些人投机取巧成功了，成了不劳而获的贪婪的人，这是对诚实劳动者的打击。第二个原因说起来很有点讽刺意味，竟是西方引以为傲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惹的祸。这种民主从形式上看似乎顺应了民意，导致的结果却是断送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为了竞选，候选人都竞相向选民发出甜蜜的许诺，一个比一个美妙，从而推高了选民的期望，大大超出了社会的实际能力。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西方的选举已经成为“一场永不终结的拍卖”，政客们都狂热地要用诺言击败对方。等到上台要兑现的时候，当政者因为不敢得罪资方，所以不敢增税，只能靠举债来维持“美好的生活”。所以，本来设计为“安全网”的福利制度就变成了舒舒服服的“靠垫”。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想从国家那里多拿一点，却不愿为国家增加财富出力，还能维持下去吗？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一些深层问题。李光耀说：“个人主义的想法……在走向极端的时候，就行不通了。”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假定每个选民是理性的，因而也就会选出理性的领导人来。事实呢？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高扬的理性不幸往往迷失在个人利益的桎梏之中。
有西方学者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民主常常受到西方的批评，但就福利制度而言，新加坡就比美国强，他们花的钱少，效果却更好。新加坡的政府开支仅占GDP的1/5，可是它的学校和医院属于世界一流。
发扬中国传统美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古籍中不见得有现代意义上的“福利”一词，但对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都有十分宝贵的论述。扶危济困、急公好义是一直就存在的美德，“行善”是每个人起码的行为准则。
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古人一直向往“天下为公”。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弱者要帮助，壮者要尽力。
中国古人一贯提倡对别人要富有同情心，而自己则要肯吃苦耐劳。《大戴礼记》中有这样的话：“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晏子春秋》告诫大家要：“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作为社会的一员，要牢记：“饱暖非天降，赖尔筋与力。”在徽州地区的一些老屋的厅堂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一脉真传唯勤俭，两行正路是耕读。”如果每个人都勤奋努力，同时又乐于对弱者伸手扶一把，这个社会肯定是个和谐的社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大学》里，对于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有精辟的论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其大概意思可以这样解读：努力工作的人要多，创造出的财富自然也就多了;同时，自食其力的人要多，而吃公粮的人要尽量减少;管理者要尽心尽力，兢兢业业，而国家的开支要量入为出，不能大手大脚，更不能浪费，这样，国家就永远富裕了。这样的国家就有能力为社会上的老弱病残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张开一张结结实实的安全网。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去年9月8日刊登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用欧洲的教训提醒亚洲：“亚洲一些国家在10年内将建成自己的福利国家。如果它们误入歧途，尤其是许下无法实现的承诺，它们可能毁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但是，如果它们打造负担得起的安全网，它们不仅将改善其公民的生活，也将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其他一些学者提出以下几点：一定要量入为出，负担得起;一定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变相优待富人，养了懒人;给老人发放社会保障金一定不能挤占对年轻人的投资;要鼓励创业，政策要首先考虑把蛋糕做大，同时注意合理分配;要照顾好当代人，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美好生活不但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用美德来担当精神支柱。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他们的话是及时的忠告。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人，不乏应对这种局面的智慧，相信一定能做得更好。
（2013-07-10 07:5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