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2日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4月发表了题为《西贡的沦陷：东南亚视角》的文章，编译如下：
今年是西贡（今胡志明市——本网注）沦陷40周年，与此同时，越战也在1975年4月30日结束。这是回顾上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机会。在观察该地区现在的动态时，这个视角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
4月30日对这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对海外的越南群体而言，这是第40个“黑4月”。对越南共产党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庆祝的场合。对美国人而言，这可以是一个再次自省的时机，比如近期的纪录片《在越南最后的日子》所引发的辩论。该记录片由罗里·肯尼迪指导，由公共广播公司（PBS）委托。
通常来讲，所有群体的叙述和争论都是来自其内部的。相反，这篇文章将关注冲突外部对西贡沦陷的反应：更大的东南亚地区，这片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所忽视，尽管东南亚不断倒塌的多米诺骨牌看法是美国卷入越南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在早些年是这样。无论每个人对“多米诺骨牌理论”（至今仍存在争议）的看法是什么，非共产主义的东南亚国家欢迎美国介入本地区事务，他们以不同方式促成美国的战争行为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西贡的沦陷必定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1975年4月30日是东南亚国际政治的“分水岭”。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致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够不断轰炸北越，并且没有“水门事件”，那么越共将不会在1974年发动军事进攻。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那样：“它（西贡）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事态发展，他随即的反应是“对局面崩溃的速度感到震惊”。印度尼西亚也没有对西贡沦陷感到奇怪，但也对失败的速度与彻底性颇为意外。菲律宾领导人同样也因为美国对南越崩溃的无作为感到震惊；费迪南德·马科斯同情尼克松，并认为尼克松的麻烦是由怀有敌意的媒体和国会造成的，他认为媒体和国会对他本人也不友好。
李光耀与美国总统分享了他的分析，正如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通常所做的那样，1975年5月初他告诉杰拉尔德·福特，泰国正谴责美国没有道德，马来西亚感到害怕，马科斯（时任菲律宾总统，编者注）正在应对大众媒体。李光耀说，好的事情就是印度尼西亚正“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他对西贡沦陷直接后果的分析中，他非常具有先见之明。据李光耀称，河内或许会将这次军事成功视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并有可能与柬埔寨和老挝寻求一种主仆关系，并对泰国施加压力。他指出，越南拥有训练有素和装备不错的军队。虽然曼谷没有迫近的危险，但有“让泰国镇静下来”的急切必要。而老挝是“没有希望的”。柬埔寨将成为北京与河内角力的舞台。北京将尽全力避免让河内控制柬埔寨。莫斯科将支持河内。谈及越南时，李光耀说：“这是亚洲的南斯拉夫。苏联正在支持铁托主义分子，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
其他东盟国家也在评估西贡沦陷的影响。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不用迫切担忧河内除了控制老挝以外会采取更多的举动。但据认为，越南共产党将在未来一年加紧他们在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的颠覆活动。越南共产党对美国取得的胜利在泰国与马来西亚的共产党看来是具有激励意义的。为确保越南的胜利将不会被他们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同志效仿，地区参与者认为，美国无力成为保护主义者并且需要为泰国和马来西亚提供镇压叛乱的援助。与此同时，东盟国家需要行动起来。东盟第一届国家领导人峰会最终在巴厘岛举行（1976年2月23日至24日）。西贡沦陷促使他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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