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3日下午，从台湾运往新加坡的“九辆泰莱斯AV81八轮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留。从军车上悬挂的台湾军车车牌来看，这批军车应该属于在台湾受训的新加坡“星光部队”。据台媒当时报道称，这些装甲车属于新加坡陆军“星光部队”，相信是前往台湾训练结束后运回新加坡。
“星光部队”是新加坡“星光计划”的产物，是新加坡与台湾军事情报合作的产物，其实质不仅仅是台湾对新加坡军队的训练，还包括新加坡对台湾的军事武装与情报共享。“星光计划”是旨在分裂中国的长时间、大规模、高级别秘密合作。
2016年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表态，重申中方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我建交国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包括军事交流与合作。”
中国扣留了“装甲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至今不做任何道歉，2017年1月，李显龙致函梁振英，做出了“请立刻归还我们的装甲车”的直接要求，似乎无视中国大陆维护主权安全、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意志。同时，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抬出“国际法”，称“装甲车”属于新加坡政府财产，受新加坡主权保护。直到2017年3月，李显龙还是轻描淡写地对媒体表示：我不会说我们遇上大问题，我们是面对一些问题和事件，军车是一起在两国之间发生的事件，而我们必须加以处理。
新加坡统治精英不仅不向中国道歉，只字不提“装甲车”属于军事武器，不提“装甲车”背后的“星光计划”、新台秘密军事合作剑指“一个中国”原则，反而要求中国“立刻归还”，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将锅怒甩给中国，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提及“国际法”，令人不得不想起，去年7月，新加坡对假冒伪劣的“国际仲裁法庭”关于南海争端的所谓仲裁结果表达了支持，甚至还积极推动将这一内容写进是年9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的最终文件中。一些新加坡高官在多个国际场合高调表达相关立场。所谓“国际法”在新加坡统治精英眼里，就是制裁中国的政治工具。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说，“某个国家”曾试图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给中国下绊子。
2017年2月26日至3月1日，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率7名部长访华，阵容强大而华丽，试图改善两国关系，却依旧一句不提“装甲车”事件，也不为南海仲裁案道歉。试图一边在背地里严重伤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又妄图在中国大陆继续攫取大量经济利益。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新加坡因为一系列反共反华行为，与中国的关系进入冰点时刻。2017年2月新加坡副总理的访华，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间的长期问题吗？本次中新关系改善，新加坡再一次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后，会不会停止通过新台军事合作来分裂中国等一系列的反共反华行为？稍微了解新加坡历史特征的研究人员，恐怕都不是很乐观。
一、“星光计划”：新台秘密军事情报合作
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曾向蒋经国提出，希望台湾帮助新加坡训练军队。1967年，新台正式开始军事合作的协商。1975年4月，新台达成绝密协议，签署了《训练协助协定》，拟订了代号“星光计划”的军事代训计划。协议最初有效期为一年，后来一直延续至今。新加坡每年都送新兵到恒春进行半年的野战训练，现在年龄介于二十到五十岁的新加坡男子，几乎都曾在恒春营地受训过。台湾逐渐发展成新加坡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台湾只对新加坡军人消费的物质收费，其他分文不收。据台湾“《中国时报》”爆料称，来台秘密驻训数十年的“星光部队”居然没掏一分钱的基地使用费，打靶的弹药也以低廉的“友谊价”向岛内兵工厂购买。
从1980年代开始，新加坡向台湾借用了各军种的种子教官，担任新加坡军的干部（由曾参与训练新加坡空军的前台湾 “国防大学”校长夏瀛洲披露）。20世纪80年代中期，“星光计划”到达顶峰，每年约有1.5万新加坡士兵赴台受训，军队穿着台湾军装，只有一个徽章作区别。
由于新加坡“星光部队”的官兵不准穿军服出现在台北市，“星光计划”长期在秘密中实行，鲜为人知，直到1989年4月4日，时任台“国防部长”郑为元才正式披露了“星光计划”，他表示，从1975年到1989年，新加坡已经有14万名军人曾经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3]郑为元在“立法院”受“立法委员”洪文栋质询时还表示：1975年新台双方签订的军事协定属于行政协定，所以当时不必向立法院提出。
除了部队训练，新加坡与台湾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军事会议，定名为“星光会议”，讨论内容涵盖演训和装备研发、部队训练、军事合作交流等议题。
新加坡与台湾虽无正式邦交。但是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中却一直设有武官，[4]以便于双方的军事合作与交流。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交流十分活跃，高级将领频频互访。其中郝柏村在担任台湾三军参谋长期间，曾多次访问新加坡，而新加坡的参谋总长朱维良也数度到台湾取经和视察“星光计划”的执行情况。1986年5月新加坡国防部长李显龙率高级军官来台访问，除参观军事演习外，并与台高级官员会晤及参观军事设施；[5]1988年11月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给台湾参谋总长郝柏村颁发新加坡军方最高荣誉勋章，表彰他和台湾军方对新加坡军事做出的卓越贡献。
李登辉时期，双方加大野战训练的配合程度，多次举办心态联合军事演习。如“海鲨行动”、“海猎5号”等演习，截至1999年底新加坡80%成年男性公民有在台湾接受军事演习的经历。
陈水扁时期，双方的军事训练还是依旧进行。2001年2月，台新双方就军事合作事宜，签订了全新内容的所谓“中新协议”，该协议除了继承原来“星光计划”的基础，还将新加坡的包括主战坦克、霍克防空导弹在内的武器使用人员送到台湾进行培训，而台湾则派出C—130运输机飞行员到新加坡受训。这个协议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双方的军事合作。
2004年7月10一13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显龙在就任总理前对台湾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10天后的7月24日，新加坡在台湾移地训练的“星光部队”就与台军进行了联合演习。
2006年台湾军队在云嘉南高屏地区举行旅级规模的“顶峰2006’演习时，新加坡在台训练的2500多人时星光部队以全旅，全装、全员的姿态参加了演习，并与台陆军号称“王牌部队的机械化步兵第298旅共同举行了“顶峰2006”旅级实兵对抗演习。该演习属于跨地区性的旅级对抗演习，台湾陆军第298机械化步兵旅作为防御方，与新加坡部队展开城镇巷战对抗训练。
二、新加坡充当台湾军事武器中介商、情报供应方
1、台湾依赖新加坡进行武器交易和武器更新
新台关系并非纯洁的“军事基地借用”，台湾由于“外交”处境困难，不易从岛外购得先进武器，因此新加坡曾应台湾的要求，在台湾向外购买武器方面担任过中间人的角色。
台湾无法公开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那里获得武器，就以新加坡的名义购买，然后再由新加坡转售给台湾；美国碍于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不能向台湾公开出售武器，经常暗中通过新加坡向台湾输送武器。其中台湾曾透过新加坡向西方国家购买的30“50快艇，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新加坡在轻型舰艇制造方面较为先进，因此台湾也曾从新加坡那里购进最新式的炮舰，另一方面台湾在轻武器制造方面有优势，新加坡也乐于从中采购。[8]台湾曾多次被允许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防武器展览，以促进台湾武器的对外销售。
据了解，台湾在过去经常通过新加坡获得一些先进的欧洲武器装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瑞典波佛斯40厘米快炮，不仅台湾海军的驱逐舰、护卫舰、导弹巡逻舰目前都广泛使用这种快炮，台湾军备局今年所发展出的新型牵引式防空快炮，便是将新加坡40厘米快炮整合自动化装备和中科院发展的火控系统，成为台湾最先进的国产防空系统。
一些台军军官表示，他们特别希望“星光部队”过来训练，这样就可以见识某些“只闻其名，未见其貌”的武器装备，为日后的军购提供参考。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星光部队”曾在台湾使用过一款欧洲产的探雷器，不仅轻便灵敏，而且能准确区分铁屑和地雷，比台军的老旧产品高级多了，最后促使台方订购了同型号装备。
2、台湾依赖新加坡获取国际军事情报
台湾对新台军事合作日益依赖。新台军事合作富含政治意义，作为一个非主权国家，台湾无法如新加坡一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军事合作。新加坡是少有的与台湾保持军事合作的国家之一，新台军事合作自然成为台湾重点维护对象。台湾要极力避免星光计划的中指和军事交流的停顿。
除了依靠新加坡进行武器交易和武器更新，台湾较为依赖新加坡的军情信息。因为面临“国际空间”不断收缩的局面，台对外军事交流极为有限，新加坡成为其简介获取世界先进军事观念和武器装备信息的重要渠道。例如，2014年2月台湾“国防部站”严明受新加坡官方邀请，低调参观了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据称台湾向美军采购了F-16A/B型战机性能提升案，传言美军因为军费紧缩将取消机队升级案，届时将影响台湾战机的性能升级速度。负责台方F-16战机换装AESA雷达的美国军火商诺斯罗普格鲁曼也参加此次新加坡空战，严明有机会实际了解采购案运作的风向。台湾对于双方情报交换有较大需求。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占据战略交通要道，长期作为台湾了解东南亚与南亚局势的信息来源。
3、新军协助台湾对抗大陆，台海危机时默许台军使用新军武器
台湾与新加坡还存在直接的军事技术合作， 台湾“联勤”兵工系统与“中山科学研究院”同新加坡军工制造、研发企业亦存在密切的军事合作。2004年台湾联勤兵工系统下属的202厂在新加坡AOS公司的协助下研制成功T-92型40毫米高炮；此外台湾空军还将10架F-16战机送到新加坡，改装成RF-16侦察机。在军事人员交流方面，2000年之后台湾和新加坡都不再公开双方军方高层往来的情况，外界亦无从知晓。但台湾的“敦睦舰队”每年都会外出巡洋访问，新加坡则是必经之地。2005年曾有媒体报道，“台湾舰队访新加坡被拒靠港，只能在港外锚泊，人员不可上岸”，其实并非属实。新加坡海军在海外远航任务中，也经常会途经或专程到台湾。新加坡军舰到台湾期间相当低调。
1996年台海形势紧张时，新加坡默许台湾军方，若有战事可以使用“星光部队”寄存的武器。
2006年的“顶峰2006”演习，台湾希望通过此次演习检验一下经过“精进案”改组后的台湾陆军，是否有能力抵抗大陆的“围城战”，因此在演习过程中，台湾要求新加坡陆军扮演解放军角色。由于该演习极为机密，加上新加坡“星光部队”刻意换装台军制服，外界原本无从知晓。但在4月下旬，当“顶峰2006”演习进人实兵演练阶段后，部分演习区域的台居民意外地发现，穿着台军制服的“阿兵哥”竟然留有胡子，这在台军里是不允许的。而且这些士兵有许多人皮肤黝黑，外貌酷似印度族人，操着口音奇怪的闽南语或蹩脚英文，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他们是赴台参演的新加坡部队。（《日渐黯淡的“星光计划”》作者李大光 环球军事2007年6月刊 总第151期）
4、“星光计划”实质就是反共反华、分裂中国
早在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时，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就曾表示“新加坡与台湾发展了军事联系，这同新加坡政府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矛盾”。
李光耀当然深知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令人动感情的国家统一象征问题。他们（指中国）已向美国、日本和台湾发出信号他们准备战斗。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对他们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在演戏，这是真的。”但他却公开表示，希望海峡两岸“一切维持原有的状况。台湾维持演习前的原状，实际上（事实上）台湾与中国分离。这对新加坡来说是有利的，是好处成倍的。”
国民党政权败亡台湾后，其政权合法性受到置疑，国际空间日益狭小，内部反对声不断。“星光计划”的启动和推行，密切了新台之间的关系，双方虽未正式建交，但密切程度实不亚于一般的外交关系。这一切，都源自台新“特殊关系”及台湾当局发展“实务邦交”的需要。台湾通过与新加坡的交往，产生示范作用，打破困境，与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发展实质关系。
新中1990年建交，与此同时新加坡依然与台湾保持热络的军事关系，并通过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帮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新加坡的这种做法实质上严重违背我国一直以来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我国利益。
李光耀是个铁杆的反共人物，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因为他的背后是英美情报机构控制的东南亚华人财团。实际上，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是为了抵制东南亚共产党的“颠覆渗透”，为反共服务。他从来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
新加坡与台湾关系密切，高层来往十分频繁，新台关系最重要体现是双方在军事的广泛合作。军事合作是关键，经贸合作是补充。新台军事合作，对台湾摆脱“外交孤立”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驻新机构被允许冠上“中华民国”国号，这在台湾的“非邦交国”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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