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军成立68周年到来之即，笔者有幸走进红军老兵王云清老首长家，对这位人民空军创建、发展、壮大的见证人进行了独家采访。王云清是湖北红安人，1915年10月生，1928年担任儿童团长，1931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8月入党，1956年授予空军大校军衔，中共航空机务的创史人之一，空军首任航材部长，副军职离休干部。
1956年的王云清。
1927年的黄麻起义把12岁的王云清带进了革命事业。起义成功后，他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长。1929年，14岁的他随着姑父参加了由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1年红四方面军在红安成立，他所在的鄂东军编入了红军。1932年6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从此，17岁的他跟着大部队转战川陕，跋涉两万五千里，三过雪山，两过草地。1936年长征胜利后，他所在的九军西渡黄河，与随后感到的五军、三十军及四方面军总部组成的西路军，闯河西走廊，战马匪，浴血奋战5个多月，歼灭了马步芳匪徒两万余人，后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4月底，他所在部队在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和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会合，据称，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支部队也是最后一支长征的部队。
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他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刻苦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他进的是航空队，并服从组织安排学了地勤。对于一个只念了两年私塾的人来说，要学会数学、物理、俄语等闻所未闻的东西，其难度不亚于登天，然而他和战友们居然就做到了。
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是我党现代化的火种，然而，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背叛，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牺牲，航空队集体被投入大牢，直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吾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王云清在延安治愈伤病后，根据组织安排化妆前往东北，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中共早期培养的一批航空骨干），选调的陆军官兵以及日军起义人员，在这里开始了中国空军艰难的创业。他们收集了100多架破旧飞机，又拆东补西修复了40多架。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代替；缺少机枪，螺旋桨，几架飞机合着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士兵们甚至用马拉着飞机走向跑道。就这样，东北老航校在3年多的时间里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为人民空军的简历准备了骨干。
当我把一本《中国空军纪实》呈给老首长看时，一幅幅图片，把老人的思绪拉回到苦难辉煌的长征路上，老首长追忆起人民空军走过的艰难漫长的发展历程，想起了为空军建设一起流血牺牲的战友，感慨万千！李洪春 摄
如今，这位红军老兵已经102岁高龄了。当他得知有人来访时，让家人从床上扶起，穿上军装，梳理头发，洗脸，戴上军功章，坐在轮椅车上，就像一名要赴庆典活动的老军人一样，那么认真，那么严谨，那么慈祥。
这位经历了近一个多世纪荣辱尊卑的老兵却从未后悔过，也从未埋怨过，更未减弱过对蓝天上的战鹰一丝一毫的关爱！他是一个心态平和的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职务的高低。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为国家做多少事情，却早早地休息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笔者从王云清老首长回忆录中摘抄整理了几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
穿越大草地
草地从环境上说属于丘陵地带，有些高出来的地方基本上是干的，特别低洼的地方到处都是淤泥，表面上蒙一层红颜色的臭水，有时不小心掉进水里会往下沉，而且越扒越深，如果别人不及时帮着拉起来，自己是无法爬起来的。有的体弱战士陷进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便长眠在这里。
草原的气候千变万化，有时天气晴朗，可很快说变就变了。刮风、下雨和晴天似乎是冬夏之分一样，最容易感冒。加上吃的是那种难闻的臭水，一不注意就拉肚子。夜晚露营，别说有住的地方，连块干的地方也很难找到。干的地方可以躺一躺，湿的地方只有背靠背地坐着，有的战士在小树下拉一块布单子用棍子支起来当帐篷，要是夜晚下起雨来简直是要命，又湿又冷，再强壮的汉子过一次草地也等于活活扒了一层皮。在吃的方面连野菜都吃不到，我就是吃的枪壳的皮，割一块在火上烧一下再放进水里一泡，就这样充饥。我们有的战士因为饥饿，就饿死在草地上。
然而，红军战士是人间钢铁铸的汉子，钢炼的身板！我们战胜人间少有的困难挺过来了，终于在7月底到达包座山的中心——班右，这里是草地的边沿。见到了班右的房子，我们心里为之一振，高兴极了。啊！终于过完草地了！
艰辛求学路
1937年7月，我们随西路军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安排我们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和情报等技术。我进的是航空队，学习地勤（飞机维护保障）。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根据部队人员的文化素质，考虑到红军指战员由于家贫，在青年时期没有多少文化，参加红军后频繁的战争，文化程度也没有补充和提高，因此陈云决定学习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补习文化，提高文化素质。第二部学习技术，实现“机械化”。
决心下定后，首先突击文化，按照文盲和小学生程度分别编组参加学习。为了学习文化，陈云代表抓紧拨款购买课本和找教员，课本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练字等；每周学习6天，每天学习8小时。经过8、9两个月的突击，全体人员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不识字的文盲都能认3000字以上，均能读书看报，数学达到比例、开方，最低者都可以达到四则运算，9月底结束文化学习。
在“新兵营”文化学习过程中，陈云代表通过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军事顾问巴宁将军向盛世才提出，希望利用他的汽车、装甲、火炮为“新兵营”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得到盛世才同意后，陈云才决定安排“新兵营”的第一、第二大队学汽车，第三大队学坦克，第四大队学火炮，干部队学习军事政治理论。
1983年去新疆。
1937年10月，陈云代表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预备在他的航空队里，培养我们的航空人才。于是就在“新兵营”初步物色了30名年轻干部，推荐给替他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同志。陈云回到延安后，又从抗大和摩托学校挑选了19人送到新疆。
1938年2月27日，入学前，邓发代表将研究确定的44人（全是中共正式党员，“新兵营”25人，延安来的19人）分成两个班，并成立为一个党支部，任命吕黎平为飞行班长兼党支部书记，严振刚为机械班长兼党支部书记。我被编入机械班，邓发代表一方面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同时又要求大家遵纪守法，争取模范。
邓发说，本想等待延安的学员来到后，根据年龄、文化、身体状况，统一安排学习业务。现在延安学员还未到，航校又催机械学员提前入校。机不可失，只有让你们先去入校学习机械，占领阵地，延安的学员来后进入飞行班学习飞行，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你们是我们党最大的一批航空队，你们明天就要飞天了，你们从此背负着建设“红色空军”的重任，希望你们不辱使命，不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克服一切困难，务必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但是，你们此次是在一个不熟悉，不习惯的复杂环境里学习生活，凡事要特别谨慎，为了你们学习顺利，将提出几条注意事项，望大家始终铭记和遵守。1、适应环境，保持节操。2、提高警惕，预防不测。3、守口如瓶，严守秘密。4、服从管理，做好模范。5、谨慎行动，避免意外。6、领导关系，航空部队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与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生关系。7、在学习期间，不允许谈恋爱成婚。8、不公开个人的身份，每个人都用化名（我的化名为王继富）。
1938年2月28日，我们正式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学校（简称新疆航空队）报到。第二天航空队的上校大队长张念勺来视察我们新学员，并对我们宣布了航空队的规章制度。1938年3月3日，航空队第二期机械班（30人），除去我们中共选调来的18人外，其中12人是从迪化招的中学生，第三期飞行班25人全是中共选调来的，当天举行了开学典礼。
典礼仪式由大队长张念勺主持，他首先宣布了第三期飞行班和机械班学员名单及教学计划。后由新疆军阀盛世才和苏联总教官尤吉耶夫讲话，最后由中共从西路军中选调的学员吕黎平代表学员致词。
王云清和飞机。
开课后，学习是很紧张的。我们机械班上的第一课，课目叫做“机械物理学”，老师是李鹰琪，他是新疆航空队的飞行中队长。按理讲，这门课不应该由他讲解，可是他急于教这堂课，就是想趁上课之际考察我们的文化程度。
1938年3月上旬，第二期机械班和第三期飞行班正式分班进行航空理论教育。航空理论课程复杂，内容很深，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尤其是私塾制两年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我的压力很大。学习科目有很多，有的还真什么也没听过，机械班虽然是单纯学习飞机维修比起飞行班的课目要少，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很多。飞行班的课程比机械班要多一倍，我们机械班都感到这样庞大，那飞行班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是定期分段授课，大约每段时间，都有几门课齐头并进。加上有的课没课本只能依靠记笔记，有时记不上，下课后我们大家取长补短，确实赶不上，压力很大。时间总感到不够用。这些并没有把他们吓倒，反而成了动力，使他们更加努力的学习。
航空队党支部
航空队党支部即是个战斗集体，又是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在这集体中，度过了9年学习战斗生活，完成了党支部交给我们的航空任务，成为我党的第一支航空队。
但是我们在盛世才军队中过组织生活非常艰难，因盛世才统治的新疆禁止党派活动，党代表也不便到航空队开展工作，为了加强支部领导，便于支部开展工作，党代表决定，每星期支部正副书记或支委去党代表处汇报一次工作，每月支部在党代表机关驻地召开一次支部大会。
航空队的党小组活动，有时以“反帝会”小组的名义召集，由于我党学航空的经常以这种方式开党小组会，开展的活动是经常的，所以得到表扬。
1938年3月到1946年6月得九年间，党支部活动一直很正常，在盛世才把他们投入监狱期间，先后有11人担任党支部成员，他们是吕黎平，严振刚，方子翼，陈熙，汪德祥，方华，周立范，金生，彭仁发，朱火华，黄明煌。
党中央十分关怀我党学航空的同志。1939年秋，周恩来副主席由延安去苏联治伤和次年春回国途中经过迪化时，都代表党中央亲切接见了航空队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对他们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周副主席详细询问航空队的学习情况，当听到大家考试成绩都在四分以上，已能操作、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
当汇报到43名同志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红军各部队都有代表学习飞行、学机械时，周副主席赞扬道，这样很好，每一个方面都有特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了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就会有很高的战斗力。
1940年周恩来副主席受伤时，胳膊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回国经过迪化，再次接见航空队吕黎平和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同志，告诉我们关于请苏联援助我党飞机的事情。苏联考虑到他们援助飞机，只宜按国家之间的关系给重庆国民党政府，由于我八路军名义上属于重庆国民政府，不便直接给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的期望。
王云清在东北老航校骑摩托车检查飞机。
接收起义飞机
1947年3月15日，我奉中央组织部命令，从延安去东北航空学校工作，一路由各兵站护送，在山东烟台办事处住了20多天，于7月21日化装成苏联运粮食的大船到大连，又从大连乘船到朝鲜平壤，从平壤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坐车于8月19日到牡丹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被任命为机务处公务科长。1948年初，因原财务科长调走，我又被任命为兼财务科科长。7月初，航空局指定我负责全盘工作。这时，二野已进军西南，南京由三野接防。航空局由三野副司令员粟裕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把上面提的两个机场与工厂，航空仓库接管过来，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还接收了由地下工作者保护的一部电台和仓库，收容了一千多名报到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讲解党的政策，教育改造他们为我军服务，其中一部分后来转到学校、场站搞专业，多数人都为新中国建设做了有意的工作。
9月14日，航空局电告，从台湾起义来的一架C-47飞机，在当天12：00左右到南京明故宫机场着陆。我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粟副司令员，粟副司令员告之要好好接待。中午11：30，我就上指挥塔台等待着，12：05飞机到达机场上空，飞机员请求着陆，我下达指令可以降落。飞机落地后，我看见飞机上只有一个人，就将飞行员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与飞行员细谈。飞行员介绍说，自己叫李尚志，是浙江人，给蒋介石开过专机等等，于是我立即将此情况用电话报告了粟副司令员。下午，我带着飞行员来到粟裕副司令员办公室，粟副司令员立即与飞行员握手，说，欢迎你，你的大概情况王云清同志已经告诉了我。
接收苏联飞机
1949年11月11日中央批准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并编设了空军工程部器材处，曹麟辉任处长，我任副处长，共设调拨科，采购科，仓库科，军械科等4个科。12月，曹处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我就接任了器材处长。
1950年2月12日，我接到通知到空军司令部刘亚楼司令员办公室领受任务。赶到刘司令员办公室后，刘司令员说：“现在派你为全权代表，带两个翻译和20名苏联同志，由枷科夫队长负责，他们是六航校地勤人员，去满洲里接收苏联援助我们的三个空军原建制师，他们各师都是米格-15型喷气式飞机，各师的飞机及空地勤人员与设备都来。接收后第一个先去上海江湾机场；第二个师去武汉王家墩机场；第三个师赴北京杨村机场。你们今天就走，具体情况你去满洲里办事处与刘凤梧同志在火车站联系，要注意巡视车站情况。此地有两个车站，北头是苏联的停车站，南头是中国的停车站，由于铁路轨距，中国比苏联的要窄九厘米，故东去火车必须在时换车。”
我带领这支队伍从北京乘火车赶到满洲里后，住在空军办事处，由于办事处条件有限，苏联人吃饭不便，我只好安排到当地一个叫“秋林”的小食堂包饭。由于中苏的铁路路轨宽窄不一样，人员和装备需要换车。换车是比较麻烦的，列车进站后停在站台边，将车上的东西先卸下来，然后再装到我国的列车上，飞机和大炮还要用吊车吊。一个列车经过卸、装、固定等，需要五至六个小时。
1950年2月20日早晨，苏联第一列火车装载着米格-15飞机20架及设备和空勤人员开进满载洲里站，苏联派一名上校叫季维西诺夫，一名中校叫亚柳斯基（负责油料）前来移交。据那位上校讲，他们的任务是负责移交这批部队的人员、飞机和物资，共有九列车，交完后就回莫斯科。中国空军从第一列车至第九列车的换装押运，每列都是派两名机械师、一名翻译随车分别赴上海大场、北京杨村、武汉王家墩机场。
由于是原建制转来，所以设备比较多，什么东西都带来了，如：黑板、小铁凳，腌菜桶，厨具等，甚至连一辆旧马车（未带马）也带来了。三个师共有米格-15飞机190架，设备及备份器材箱，只是按件记。
老首长今年102岁了，右手已抬不起来，坐也坐不稳了，为了这次采访，老首长推迟了两个多小时进餐，当听说空军建军节即将来临，努力用右手抓住扶手支撑住身体，慢慢抬起左手向空军节致敬！ 李洪春 摄
换装工作是很紧张的，主要由办事处运输股负责，装卸工人是从火车站雇请。为了保障换装及时，不分白天或夜晚，列车随到随换。二月的天气在满洲里还是很冷的，气温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有时还有四五级的大风，所以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工作速度很快，从没有人叫苦。为了确保安全，当每列列车换装完之后，我就和办事处刘主任带着保卫干事，再把列车全部检查一次，如发现有不安全的因素或捆绑加固不牢，就速采取措施。当时的满洲里比较复杂，来往的人也很复杂。有一次，保卫干事就在一个火车皮的车轴加油处检查发现了一个小定时炸弹。所以每次换装，我和办事处主任、保卫干事、运输股长，几乎是寸步不离。
1950年2月26日，整个接收工作顺利结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天中午，我在一家山东饭馆订了一桌饭，为苏联季维西诺夫上校和亚柳斯基中校送行。虽然饭食不很丰盛（满洲里只有那一家饭馆，东西也很少），但是苏联的同志还是吃得很高兴，说能吃到中国饭，又是中国境内吃的，真是荣幸。
3月1日，我和周翻译及巴甫洛夫队长，还有两个苏联机械师回到北京。3月2日上午，我向空军王秉章参谋长做了全部接收工作的情况汇报。后来按照协议规定，苏联人员回国，这三个部队的飞机和各种设备、器材，就全部作价移交给空军了。我还记得谈判移交时，是在北京南池子小苏州胡同招待所，参加的人员包括苏军空军总顾问，工程部顾问，三个部队师长；我方有空军王秉章参谋长，工程部薛少卿部长，外场处长张开帙处长，器材处当时属工程部领导，我也参加了，还有中国空军新任的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当时只谈了飞机与设备的作价总数，具体移交由各师组织实施。【李德威根据王云清回忆录摘抄整理 李洪春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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