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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 | 沉默的中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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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中士(下)

作者:王凯

接上篇

……

自从看过张建军的信,我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去车场。轮到我值班时,我只是让排长去车场检查。我是个军官,没理由被一个下士搞得心烦意乱,可是我依然不能坦然地面对张建军。

可他依然是我的士兵,我不能在精神上抛弃我手下的任何一个士兵。我常常觉得李二明活着的时候,常常处在被我抛弃的状态,这让我后悔莫及,我不能再犯下这样的错误。

那天刚吹过熄灯哨,修理排长向我报告说马小磊不见了。而晚点名的时候,他分明还在连里,可现在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马小磊,一个刚从司训队回来的新司机,一个平时挺听话的江苏籍列兵,一个眉清目秀到十二月八号才满十七周岁的小男孩,他有什么理由和胆量不假外出?

他可能正蹲在厕所的某个坑上。我说。

没有,我看了。没人在拉屎。排长说,我怀疑这小子跑了。

不会,要跑在新兵连就跑了,不会等到现在。我说,问问车场。

两分钟后,排长向我汇报说,真在车场,不过他好像喝酒了,不肯回来。

我本想让排长去车场把他带回来,可是话被舌头和牙齿篡改了。我说我正好去车场看看,你去休息吧。

深秋戈壁的夜晚已经很凉,月亮倒是很明亮。值班室的桌子上放着些花生、榨菜和火腿肠,还有两瓶“草原风情”,一瓶已经打开。马小磊坐在床上,手里端着个一次性塑料杯,里面有半杯酒。张建军则像平时那样坐在桌前,拍着马小磊的肩膀。见我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心里不痛快,想喝点酒。马小磊红着脸,一股酒气向我冲过来。

他父母离婚了,他想不通。张建军在边上向我解释,事情过去很久了,他还是不敢看我。

指导员,你来得正好,张班长不喝,我跟你喝。马小磊举着杯子,他们离婚啦,没人要我,我就想喝酒庆祝一下。

我从没见过一个新兵敢这么跟我讲话。怪不得上战场总得喝喝壮行酒,这种液体真是可以壮胆。我应该接盆凉水兜头浇下去让他清醒清醒,不然他搞不清自己是谁。可是我看到这个列兵红肿的眼睛时,心软了。

屁话,谁说没人要你了?连队要你,我们要你,面子够大了吧?我坐了下来,来,把酒倒上。

马小磊给我倒了半杯白酒,我和他碰了碰杯,一饮而尽。等我放下空杯,发现马小磊只喝了一半。

我喝完了,你才喝一半?我说,你还能认出我是谁吗?

你是指导员。

那还不赶紧给我喝掉!

马小磊吓了一跳,赶紧把杯子里的酒喝光。

喝掉大半瓶以后,我略有点头晕,而马小磊则躺在床上开始傻笑,笑了一会,又开始抽泣,最后发出了细细的鼾声。我想明天早上他醒来时,应该会好一点,那时我再跟他谈谈。

指导员。我听见张建军叫我。刚才他一直低头坐着,默然不语。

嗯?

马小磊高了,我陪你喝吧。他抬起头,注视着我。

你?我愣了一下,你也会喝酒?

是。

我没见你喝过,我已经有点晕了。我说,再说,你没必要跟我喝。

有。张建军说着,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我喝完,指导员你随意。他向我举了举杯。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张建军已经把杯子喝干了。

我嘴笨,不知道说啥。张建军打开第二瓶酒,又给自己倒满一杯,指导员,我感谢你。

谢我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觉得你是个好领导,觉得你跟我们很亲。

我举起杯跟他碰了碰,我只喝了一口,而他跟喝凉水似的,又喝下去一满杯。

好了,你不要再喝了。我说,今天到此为止吧。

最后一杯,我敬你。我从来没给你敬过酒,今天补上。

我想阻止他,但是晚了。三杯酒至少有八两,但我看不出张建军的脸有多大变化。

指导员,你没事吧。他问我。

没事。我说,你比我能喝多了。

我也有点晕。他说,我四年没喝酒了。

李二明在的时候,你应该跟他喝喝酒。我说,他对你不错。

是。

可是再没机会了。我说,他在的时候,我对他是不是太坏了?

不。李班长在的时候老给我说,连里他就愿意听你的。

别蒙我了。我苦笑一下,我天天训他,禁他的假,他会喜欢听我的?

真的。张建军说,他说你对我们好。

我无言。我被我的士兵表扬了,我从未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在乎他们的表扬。过了好一会,我问张建军,你呢,怎么看我?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其实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好兵,我也希望你一直做一个好兵。

我不是。张建军看着我说。

算了,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说,你还跟那个刘霞联系吗?

不联系了。

有些事是没办法的,我希望你明白。

我明白。张建军吃力地说。

 

 

很久后的一天下午,我在车场值班室同张建军聊天。同往常一样,还是我讲他听,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杰出听众。正说着,外面传来铁器的撞击声,走出去一看,大门外围了十几个农民,一见到我们,立刻用本地方言破口大骂起来。

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感觉紧张。群情激奋的村民们拿铁锹奋力拍打着大门,发出“咣咣”的声响,在这种重金属的伴奏下,他们七嘴八舌高声嚷嚷,并痛斥我为“狗官”。我正试图解释,一团东西飞过来打在我的军装上,定睛一看,竟是一只沾着血污的羊蹄子。

这时候,又有一些村民跑来看热闹,把我们两人团团围住。车场的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今后怕也不会这么热闹。从他们愤怒的指责中我听出他们怀疑我们杀害了他们的羊,并把羊头和羊蹄等残肢埋在了车场附近的戈壁中,刚才飞来的羊蹄无疑就是最直接的血证。我拼命喊着让他们听我说话,但毫无效果。群众的眼睛是否雪亮我说不好,但群众的情绪令人恐怖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拒绝与我对话,并且从最初的一边倒的指责转变为肢体冲突,局势很快失控。我的军装被撕扯得乱七八糟,可我始终没有还手,首先是寡不敌众,其次是不想火上浇油。我竭力想护住瘦小的张建军,而他看上去也想替我抵挡些拳头。然而我们最终还是被分开了,四周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我脸上肚子和后背挨了许多拳脚,腮帮子火辣辣地疼,嘴唇也肿了。就在我担心自己即将窝囊地死去时,周围的人却像是听到口令一样,突然全部散开并且安静了下来。

我捂着脸,看到五六米以外,鼻孔淌血的张建军一手抓着刚才领头中年男人的头发,另一只手则紧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而刀锋正架在那人的脖子上。张建军的胸膛剧烈起伏,两只发红的眼珠瞪得几乎要爆出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我都认不出这是张建军了。

退后!他吼道,全部退后!

周围的人慢慢往后挪动着步子,所有的眼睛都盯在匕首上。

告诉你,我们没杀你的羊。张建军凑在男人的耳朵边叫道,你他妈的听到没?听到没?!

我朝张建军走过去,我现在不担心被别人干掉,反倒开始担心我们会干掉别人。我还没走到他跟前,张建军突然移开匕首,用刀柄冲着那男人的脸猛击一下,对方的鼻血顿时喷溅出来。

我再说一遍,你们找错人了,我们没见过你们的羊。张建军说着,把手里的匕首递给对方,你要是不信,那你现在就捅死我。来,刀给你。操你妈拿着呀!捅呀!

在场的人都呆若木鸡,包括我。几秒钟后,一个声音在后面喊,哎呀,算了算了,就是一个羊嘛,我们找他们领导赔去,不跟这些兵娃子说了。

人群渐渐地散开了,走远了,消失了。张建军走过来问我,你没事吧指导员?

我没事,你呢?

没事。他脸上都是血,但他却笑了笑。

我没发现你这么厉害。我说,我都觉得不是你了。

我打点水,你洗洗脸吧。张建军说。

这事咱们知道就行了,不要说出去。往值班室走时我说。

是。

还有,这把匕首是哪来的?我忽然想起了这个问题。士兵没有理由私藏刀具。

李班长的。他去内蒙出车的时候买的,复员以前怕连里要点验,就让我帮他先拿着,结果他……

把它给我。我说,刚才你的动作太危险了,以后决不能再这样干,明白吗?

是。张建军说。他们要不动你,我也不会这样。

我拍拍他的脑袋。嘴巴很疼,但我还是笑了。

后来经过查证,偷羊的事是干部灶的几个兵干的。他们把肉留下,把剩下的头角蹄子之类拉到车场附近的戈壁滩上埋了,于是客观上造成了嫁祸于我们的事实。团里扣发了几个小子当月的津贴作为赔偿费用,给领头的上士一个警告处分了事。团里没人知道一只羊差点酿成一起严重的军民纠纷。被张建军扣作人质的那家伙还不错,专程骑着摩托车来连里向我道歉,并请我和张建军去他家里喝酒。起初我谢绝了,可这厮很倔,但凡在路上遇到他,必定会遭到他的邀请。事情都过去几个月了,有天我去团部开会回来时,又在路上遇到了他。

你们不去我心里咋也过不去,今天你们非去一下不行。他强调说,非去不行。

我同意了。那天是十一月一号,李二明的忌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那天我是开车去的,本来不打算喝酒,而且我发现他老婆做的羊肉面卷比饭馆里卖的好吃多了,我得腾出空间多装点这东西回去。但没想到在聊天的时候,女主人竟然说起了李二明。

你们那个姓李的小伙子不错,还给我们的摩托加过油呢。女主人说,最近咋不见他,是不是回家去了?

对。我停止了咀嚼,好一阵才回答。

他一直叫我给他兄弟找个对象。他说他兄弟腿不太好,小儿麻痹症还是啥,在家说不上对象,叫我在水青给他说一个。水青的女子都不想嫁到那么远的四川去,说那地方到处都是山,不如我们水青好,我到现在还没找上合适的呢。

女主人说完这句话,我端起杯喝了那晚的第一杯酒。

张建军依然滴酒不沾,人家最后都喊他“老哥”了,他仍然坚持着不肯端起面前的酒杯。

离开村子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和张建军回去的时候,谁也没说话。我把车开得飞快,转弯时差点掉进沟里。酒精可以消毒止痒去伪存真把沉在心底的东西都泡出来,泡得我心里火辣辣地疼。我大声跟着录音机里的许巍唱《我的秋天》,唱得我皮肤发冷眼睛发热,只想找个人大打一架。张建军则坐在旁边忧虑地看着我,右手放在胸前,像一个悲天悯人的牧师。

 

 

我刚干指导员的时候,觉得四年的时光漫长得像四个世纪;当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时候,觉得四年短暂得像四秒钟。这是感觉的相对论。军队的职务晋升人事安排永远都是热门的话题,所以在正式任命以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将去政治处任保卫股长。这听上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我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连队是个奇异的组合,一张张命令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集合在一起,你必须要接受他们,适应他们,融入他们,然后学会爱他们。我觉得我接受了,适应了,融入了,也爱了,可是,就像我必须到来一样,现在,我必须离开。

那几天,我又轮流在每个班里睡了一晚。我也想去车场睡一晚,但车场只有一张床,只好作罢。住在班里的那几个晚上,我和士兵们躺在床上,小声地聊着天,这是我四年任期内唯一一次允许并参与他们熄灯后的谈话,放在以前,熄灯后讲话的宿舍会被我猛地推开,然后被我训斥。

不想睡了是吧?不想睡现在就起来去打扫猪圈!老兵们告诉我,这是我在发现他们熄灯后讲话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听到他们惟妙惟肖的模仿,我们都不禁在黑暗中轻笑起来。

我听说军士们正在暗中策划给我的欢送仪式,这让我觉得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四年的连队生活有太多缺憾,最主要的是,我还没有尽我所能地关心爱护他们,尽管他们都是些不求回报的棒小伙,而且我似乎也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但我并不能就此认为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比如李二明。然而,这一切已然无法弥补了。

虽然没去车场睡一晚,但我还是专程去车场同张建军告别。现在的张建军已经戴上了漂亮的中士军衔,并获得了汽修班副班长的任命。虽然他是连里住得离我最远的一个兵,但我一直很喜欢这小子。

这次我真的要走了。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对张建军说。

张建军没说话。

我没想到一直让你值了两年多的班,我不相信你真的愿意在这里值班。我说,来汽车连以后,你去过几次水青?

张建军依然沉默。

我好像告诉过你,我问你话的时候你应该回答。

我说着,又转回身看他。这时我才发现,张建军的眼睛红红的。

两次。他一说话,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的心变得像戈壁上空的云一样柔软,从前我一直觉得他是我手下的兵,而现在,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的兄弟。

别那么没出息。我说。

是。他赶快擦掉了泪。

如果让你选择,你想干什么?

我?张建军沉默了一会儿,要是有仗打就好了,我想去打仗。我想跟着你出生入死,在最危险的时候,我要替你挡住一发子弹。我老是这么想,我觉得我最想死在战场上。我谁也没告诉过。

我想笑,可是没笑出来。我头一回听见张建军一口气说这么长一句话,也是头一回在我的士兵口中听到这样书面的语言,而且是语无伦次的答非所问的场合不适的无头无尾的书面语言。我觉得奇怪,也有点别扭。这他妈的不像是真话,但我却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就是真话。

以后没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说。

是。

你干得不错,我希望你继续好好干。

是。

还有什么事吗?

你的大衣还在我这里。

拿来。我说。

我在大衣衬里写上我的名字,把它送给了张建军。

离开连队那天,士兵们披挂整齐,在三月初寒冷的漠风中列队,请我作告别讲话。那会儿我脑袋木木的,这可能跟我前一天晚上喝得太多有关。炊事班为我的告别会餐精心准备了极好的菜肴,可我只吃了几个花生,胃里的空间全被啤酒填满了,说不定我的血管都被灌进了啤酒。我跟连里每个人至少喝了一杯,活了快三十年没喝过那么多酒,最后喝得大醉,不知道怎么回去的。早饭时,连长笑说你挺能装,这几年我一直以为你没我能喝呢。我说我本来就没你能喝。连长说还装,昨晚喝那么多酒回来还在连部跟大家聊了一个多小时,还酸不溜秋地引用了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唐诗宋词。我说扯蛋,昨晚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时光宛如一架磨床,把长久以来堆积的附着层全部磨掉,剩下的只是记忆这种材质本身闪亮的光泽。连长请我在队列前作告别讲话,事实上,我在前几天也认真地准备了一篇自觉文字优美感情充沛催人泪下的演说稿,可当我站在我的弟兄们面前,望着这些无比熟悉无比亲切的面孔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记得当时我张了张嘴巴,没吐出一个字,眼泪却很不体面地流淌下来。我觉得比较丢人,可是,靠!我真的忍不住。那是我四年任期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细节。我张着嘴巴在队列前站了半天,最后敬个礼走开了,什么也没说出来。

老贾作为连队资深的专业军士,在队列前代表全连弟兄发言。他高度赞扬了我的英明神武丰功伟绩和高尚情操,听上去感觉即使没有上善若水最起码也准备厚德载物,搞得我几乎人将不人。最后,老贾真诚祝愿我早点找个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喜爱做饭会生孩子的姑娘结婚,因为弟兄们都在同情我至今赤贫的爱情——真他妈的让人受不了。讲完后,他赠给我一本纪念册。里面有全连所有弟兄的照片和留言,遗憾的是,李二明加了黑框的照片下面是空白。队伍解散后,司机们把大大小小所有的车都开了出来,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车队送我。

我走了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我说,跟他妈送瘟神似的。

我们要让你一辈子记住今天。老贾说。配合他的,是士兵们“嗷嗷”的起哄声。

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我的阻止。我坐在由连长驾驶的切诺基里,走在车队最前面。长长的车队以五公里的时速缓慢开进,先绕着连队营院转了一圈,又驶向车场,在围着车场绕行一周后,开往团部大院。经过车场时,我看到张建军以标准的军姿站在大门口,向车队敬礼。他的右手一直举在帽檐边,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切诺基的后视镜里。此起彼伏的喇叭声震碎了戈壁宁静的空气,所有的车载录音机反复播放着许巍的《在别处》,他们知道这是我喜欢的唱片,可我不知是他们中的谁想出的点子。车队经过时,三三两两的路人们驻足观看,那感觉仿佛是一场婚庆,抑或是一次葬礼。其实是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已成为我此生最为荣耀的一次出行。

 

 

离开连队,我正式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讲,机关与连队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它不再需要我怕谁会在夜里跑出去,不再需要我担心晚归司机的安全而无法入眠,不再需要我每天午夜起来去查铺查哨,不再需要我惦记着给“副场长”带点肉骨头,不再需要我常常安慰或是训斥我的士兵……妈的,我不再需要一天到晚地去为谁操心了。我轻松,轻松得有些沉重。

一个月后的四月四日,星期六的早晨,我正在睡觉,电话响了。主任通知我立刻到会议室开会。我急匆匆地赶到时,会议室已经坐了好几位领导,居中的上校我见过一次,是军政治部保卫处长,他旁边的少校则是保卫处刑侦干事。此外,还有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

王股长,政委问我,你是汽车连出来的,知道有个叫张建军的兵吗?

知道。我莫名地紧张起来。

是这个人吗?一个穿便装的陌生人递给我一张一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头发很长,穿着件领口松垮垮的T恤,嘴角挂着幼稚的冷笑。

是他吗,是张建军吗?处长焦急地追问。

是。

那就没问题了。他们相互交换眼色,处长说。

这个兵……妈的,他根本不能算是兵……平时表现怎么样?政委问我。

很好。我说。我想起不久前自己亲手给他换上中士肩章时,他浮现出的腼腆笑容。

这小子九四年涉嫌在北京参与了一起抢劫杀人案。杀死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了两百块钱。之前没有前科,作案以后他就回了老家。其他人继续呆在北京。同案犯前段时间入室盗窃被捕,把他供了出来。

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这时我才知道那两个穿便装的陌生人,是北京某公安分局的刑警。然后,大家开始研究抓捕方案,而我的脑子却乱成了一锅粥,晃的全是张建军那双尼古拉斯·凯奇式的眼睛。

听听王股长的,他带的兵。他们商议着诸如拒捕、自杀、脱逃等可能出现的情况,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政委又点我的名。

我不知道说什么。似乎过了好久,我才开口。我说,不用那么多人,我一个人就够了。

扯蛋!你是零零七?出了这事,团长必定觉得很没面子,言语间火气很大。

让这个小伙子说完。处长摆摆手制止了团长。

他一个人住在车场,你们把车停到门口,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他即使要跑,也跑不了,而且,我相信他不会跑,也不会拒捕。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处长问。

他是我带的兵。

让他跑他也跑不了,刑侦干事说,戈壁滩没地方跑,再说我们还带着枪。

对,如果要跑,就先打腿。副政委补充道。

我默默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厌恶。对他们来说,张建军不过是一本卷宗一个名字或者一张照片,还他妈不是彩色的。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士兵,我的兄弟,是我一天天把他从列兵带到中士的。他们不明白这一切。

那就这样。王股长,你马上给连里值班干部打电话,就说军里来人突击检查节假日情况,让他们全部呆在连里,任何人不允许外出。处长看着我说道,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自然,明白吗?

是。

接电话的是新任指导员。当我说到务必让张建军呆在车场准备迎接检查时,他却问我,张建军是谁?

你们的车场值班员。我说,那个瘦瘦的兵。

噢,好像是有这么个人。他嘻嘻地笑着,我认人认得慢,现在光能叫得上几个干部的名字。

挂了电话,我又直接给车场打了过去,这次用的是免提。张建军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很兴奋。

你什么时候来连里啊。张建军说,这么久不见你,我真不习惯。

马上。我说。

当张建军问我要不要准备纸杯和茶叶时,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盯着我,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不用,你准备报告就行了。说完这句话,我立刻挂了电话。我明白,处长赞成我的想法是因为他不想把动静搞得太大,最好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把张建军带走。而我这么做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面的几个人正在检查武器并把锃亮的子弹压进弹匣。张建军来连队的时候是完好无损的,他走的时候,也应该完好无损。

你有把握吗?处长问。

我点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处长问。

他是不是会判得很重?我问。

什么意思?你心软了?处长逼视着我,这不是心软的时候。你要觉得不行,就换别人。

没有。我冷冷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他能判多重。

这个不好说,看法官了。处长缓和了口气,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他是入伍前作的案,所以应该移交地方司法机关处理。不过他作案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所以枪……处决肯定是不会的。处长看着我说。

五分钟之后,我开车到了车场。张建军果然很听话地呆在值班室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立刻起立,立正,敬礼。

上尉同志,雷达团汽车连副班长张建军正在值班,请指示!报告完毕,他咧开嘴笑道,指导员,我这么报告可以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无法回答。

你怎么了指导员,脸色这么难看,身体不舒服吗?他吃惊地问,仍称呼着我从前的职务。

你在北京打过工吗?我死死地盯着他,问道。

刹那间,张建军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他瘦削的脸变得像纸一样苍白,看上去像秋天的树叶一样伤感。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凋落。

短时间的沉默后,我从裤兜里摸出了手铐。张建军呆呆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颤抖着。那一刻,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希望他像上次一样拿出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或者,干脆就刺入我的心脏。然而,什么也没发生。我只是看着他慢慢地向我伸出双手,那双冻疮尚未痊愈的手。

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张建军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着,眼泪流得满脸都是。我正想对他说点什么,门开了,张建军被带了出去。

我呆立在车场值班室,这小小的房间在一瞬间变得辽阔而空旷,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苍茫的戈壁中回响。

——本文原载于《当代》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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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里的叶绿素

文/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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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里的叶绿素

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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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里的叶绿素

文/王  

王凯,1975年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长于河西走廊军营,1992年考入空军工程学院,历任学员、技术员、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曾在《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著有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导弹和向日葵》及小说集《指间的巴丹吉林》《沉默的中士》等。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全军中短篇小说评比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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