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 怀念与审判(4)
南部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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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暮晓
后期:淡颜
作者:阿贝尔
七

孟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当我父亲知道他就要死去时,他却只是哀而不善。
我父亲的哀是所有垂死者都有的哀。惊恐。惶惑。凄楚。少言。暗自的流泪。背地里的低泣。父亲的哀来自人求生的本能,更来自幸福生活的痛失。父亲刚过六旬,儿大女成人,不愁吃穿,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从成都回来,父亲就抹下了手上的金戒指。父亲知道,他这一辈子跟金银财宝的缘分完了。抹金戒指是我父亲最深的痛,而抹金戒指的父亲又是我最深的痛。父亲最最想不通的就是,上天为什么要在他正享福的时候收他,为什么不再给他十年二十年的期限。
哀之余,父亲依然继续着他的言不善。父亲的言不善是针对除开妹妹之外的他的亲人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大哥大嫂的。父亲说我们三弟兄在串通一气整他,整我母亲,我们三弟兄他是一个都靠不到了。父亲说:“是我不怕,我还有两三万块钱,你们不管我,我不信拿钱还找不到人管,钱花完了,我不会问你们要一分的,我晓得自己想办法。”命在一点点离开父亲,而我靠传统培养起来的感情也在一点点离开父亲。父亲是父亲的掘墓人。父亲不止戴着面具,还包裹着画皮,画皮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酷、自私、变态的心。父亲一见我们就开始数落我大哥,数落得牙齿铮铮响,说哪回哪回给别人发烟没给他发,哪回哪回请人吃饭没请他,哪回哪回给他拿了只值五六块钱的苹果蛋蛋,哪回哪回给他吃了球头子……数落变成了诅咒。父亲甚至说,他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我大哥。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我大哥竟然有足以诅咒的深仇大恨。如果说我大哥真有什么坏品性,比如小气,比如自私,比如贪心,那也是来自父亲他的遗传和影响呀。
父亲对我的不善只是一种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在我父亲看来,或者说在我父亲的想象中,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块钢,一块好钢。我从小学习优异,文章写得好,又是学生干部,可以说是德才皆备。然而我没有成为父亲眼里的钢,我甚至连铁都不是。我父亲眼里的钢是科长局长,是经理大款。我父亲眼里的钢是务实。而我却选择了务虚,且永不改悔。父亲不懂务虚,也瞧不起务虚。他说文章要是不能挣钱,就连狗屎都不如。父亲听说我写东西是为了给后人看,就骂我是鲜端生(我们当地旧时著名的秀才乞丐)。父亲一辈子打鬼随鬼转,自以为很成功,也要我打鬼随转。我大哥打鬼随鬼转了,成功了,他又瞧不起。我不打鬼随鬼转,他也瞧不起。我父亲要死了,我天天都在对他好,陪他,伺候他,和他说话,让他快乐。但我父亲不在乎这个,他依然只在乎钱,到死都只在乎钱。当我暂时拿不出他分摊给我的那份医疗费时,他又骂我是鲜端生,骂我不打鬼随鬼转,骂我不务一点实,尽务虚,弄到现在还穷得响叮当(我父亲的存折上可不是没有钱啊)。骂人的时候,父亲的眼睛又喷火了,脖子上的蛇又蠕动起来。
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这次住院回去再疼他都不医了,他自己晓得想办法。父亲说的想办法就是自杀。我母亲说,你老子给我说,回去好好儿地洗个澡,把衣裳换了,然后喝一瓶老鼠药下去,死了,儿子些回来,也莫说是喝老鼠药死的。说着说着,我母亲就哭了。我说妈,莫听他的,他真想喝毒药就不会说,说了,他就不会喝。当着母亲的面,我说了我父亲的不是。我说了他的凶,他的恶,他的自私,他的小气,他的独裁。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得了癌之后,我们想的全都是他的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亲在临死之前必须接受的审判。读卡夫卡时,我想到了这一点。卡夫卡在小说里审判了他的父亲(父权和专制)。我想,我们对父亲的评判也是一种审判。我不只一次对大哥二哥说过,要是我们都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出发,从小时候所受的虐待出发,从内心所受的压抑和恐惧出发,我们三弟兄都可以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拿手指戳着他的脊梁数落一通,并且他是绝对的罪有应得。然而,因为血缘,因为道德,我们似乎又必须取消这个审判。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审判父亲是大孽不道的。
八

我父亲没有像科学预言的那样很快地死去,而是苟延残喘了一年有余。反复地住院,从不间断地吃药打针,从不间断地补充营养,是我父亲赖以缠绵人世的保障。我父亲不想死,他在等待奇迹。
然而,我的父亲没有奇迹。我的父亲不配奇迹。在自以为是的奇迹消失之后,我父亲睡在发黑的蚊帐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目也完全改变了。站在父亲的床边,我从不喊他,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或者悄悄地帮他。死神已经靠他那么近了,说话又有什么用呢?我甚至连悲痛也没有了。一个雷电火闪、凶猛如虎的人竟然被癌吃成这样,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感慨?
父亲三天没吃饭了,他吃不下,稀饭水果也吃不下,他说他想起有些东西就打颤,想吐。他说的是肉。父亲说他药也不想喝了,前几天中药熬好都没喝。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变得不真实了,不像是他的声音了。父亲的舌头也像是大了,在嘴里挛不开。父亲像是真的要走了,人已开始恍惚,整夜嘴里唧唧咕咕不知在说些啥。我们要他再输些液,他坚决不输。他说药吃了几箩兜,液输了几大桶,钱花了几大捆,反正是医不好了,再医也医不好,不如几个三下死了,免得既折磨活人又折磨死人。父亲躺在蚊帐里,说出了他的绝望。我站在一旁,变成了哑巴。面对死亡,生命竟然如此脆弱。我知道这是上天在制造我们的时候就安排好的结局,我知道这是造物主对生命的高贵与快乐的讽刺。
父亲自杀过三次。一次是拿剪刀劐腕动脉,一次是拿菜刀割颈动脉,一次是吃安眠药。都没有得逞。吃过62片安眠药的父亲躺在木楼上,鼻子里还有游丝一样的气息。62是他的岁数。木楼上的屋子很小,窗户紧闭,光线暗淡。好在房梁上的亮瓦刚洗刷过,还能透点天光进来。屋外没有太阳,屋里光线惨白。父亲没有了一点阳气,面色蜡黄,眼睛微闭,只是偶尔虚开。父亲已经认不到人了,水喂到嘴边也不知道咽。父亲没有了咽水的力气。母亲以为父亲这一回如愿以偿了,叫我扯下他床上的蚊帐。我没有扯。我知道,扯了蚊帐,父亲的最后一点魂就会像麻雀一样飞走。
我没有想到,医科教授也没有想到,甚至我父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竟然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此地依依不舍,如此地缠绵悱恻。
九

盖棺论定了。太阳出来了。疼痛结束了。春天也来了。我父亲睡在密封的生漆棺材里,永远地属于了黑暗和宁静。沾了春的阳光从竹梢落下来,落在我父亲的棺木上,落在送葬的人的头上,无比地干烈和嘹亮。没有风。没有哭泣。只有习俗制造的肃穆。
盖棺定论是一个简短的仪式。棺是早在黎明前就盖了。论也由我前一天在电脑上定了。人们停留在竹林里的土路上,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似乎不可省却的、我父亲生前一再乞求的仪式。我在给予我父亲的定论中说,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身上却有着并不普通的品德、才干和气质,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社员,一个好人”
仪式是我父亲最后的逗号。我父亲的句号在一个叫大柴林的山脚下。送葬的人们走出竹林,走上了通往我父亲句号的土路。阳光白花花的,鞭炮声白花花的,纸钱白花花的。枯木光秃秃的,挂不住一绺阳光。春天来了,枯木就要发芽,但枯木还没有发芽,零星的残叶在阳光中颤抖。青菜晒着太阳,椿树晒着太阳,送我父亲上山的人们都晒着太阳。惟有我父亲在停驻的漆黑的时间里,再也晒不到太阳了。我的一个叫王金德的堂兄说,太阳真好。他说的不是我们有太阳真好。他说的仅仅是太阳本身好。他说的是天气,与他自己无关。他说的不是他的感受。就算他说的是他的感受,对于我父亲又有什么用?他是活人,而我父亲已经死了。
坟墓是一件艺术品。棺材是一件艺术品。还有那些器皿,那些禁忌,那些碑文和雕花。倘若我父亲能留住一些时间,成为木乃伊,我父亲也是艺术品。我父亲在棺材里。棺材在坟墓里。坟墓在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里。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在我父亲生前的选择里。
黄土流下来,再流下来,一点一点掩埋了我父亲的棺木,掩埋了我父亲,掩埋了我对我父亲的记忆。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太阳、蓝天和乡亲们也目睹了这一情景。铁锹在手,泪水在流,疼痛在心。曾经,我们是那样地诅咒我们的父亲死,而今他真的死了,我们又是这样的揪心。
现在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我和我父亲的所有的缘分都了结了。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我在怀疑我父亲的同时,也深深地怀疑我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历史的国度,作为一个集权与专制的受害者和反思者,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现在真的好了。我父亲一个人躺在远离我们的泥土里,不再威胁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我母亲,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了面,都不再提起他。我们挣钱,花钱,睡觉,即或偶尔思索,都不再涉及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