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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文 | 吴安臣
色西南联大已成绝唱！这所只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里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足以彪炳千秋！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更是让后来者“高山行止，景行行止”。
每当从一二一大街走过，我总会在西南联大的旧址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门口驻留一会，凝望着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总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伤感。
踏上“联大路”，我总会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着前行。联大路往西，步行不远，路右边砚池旁的广场上便矗立着闻一多先生的雕像。每次经过，我都会向他脱帽致敬。虽然联大有很多如闻一多一样治学严谨且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但在联大的精神地图上，闻一多先生堪称联大的“地标性建筑”。
后来，机缘巧合，与闻一多先生的侄孙女闻冰轮成为了朋友，当我得悉这位美女兼才女多承闻一多先生的家学渊源时，顿时对著作颇丰的她肃然起敬。一次她邀约去看舞台剧《红烛颂》。舞台上，长沙临时大学因为日军迫近，分三路跋山涉水迁往昆明。山长长，路迢迢，闻先生与学生们历尽艰辛，共患难于险途之上。
幕布大开大阖，胡须如乱草的闻一多先生出场了。忽然间，成千上万支正在燃烧的红烛和熊熊烈火构成了一个悲壮的场面。在闻一多、红烛与烈火之间，在黑与红、动与静中构成了一个完整又和谐的画面。“燃烧自己，放出光明”，这红烛不就是闻一多的化身吗？那一刻我收获的不仅仅是震撼，更让我穿越时空遇见联大，其精神火炬烛照我的内心，让为现实所困的我在那一刻找到了一个出口。
蔚为大观之大师，巍巍然处于中国教育史的塔尖之上，所教学生自然精英奇才济济一堂，各得老师真传。
第二位在书里遇到的联大人，是被文学界戏称为联大“坏学生”的汪曾祺。汪曾祺在昆明待了七年，有五年是在联大度过的。体育和英文不及格导致他无法正常毕业，联大学制四年，而他读了五年。
生性洒脱无羁的汪曾祺认为，西南联大给了他最自由的空间，他感兴趣的科目才去上课，多数时间都在昆明游荡。虽然吃住的条件极差，包括教室都是茅草屋，但是在汪曾祺的笔下，五年联大生活，给他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他不但在此收获了爱情，也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名师出高徒，因师从沈从文，更是让他获益良多。
我与这位联大才子最初相遇在《昆明的雨》里：“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坐了下来。……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这写的是他与挚友朱德熙在莲花池外喝酒的情景。行文至此，那情那景似乎就浮现在眼前一般，甚至能嗅到小酒店木香花的味道。雨不骤，风不疾，闲散的旧时光如此令人怀恋，乃至于汪曾祺四十年后仍记忆如新。
西南联大成就大师，自由的学习氛围亦造就妙人。在我眼里汪曾祺不是联大的坏学生，而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唯有联大才能给这样的妙人以生存的空间，黑白颠倒的读书生涯和看似无目的地的游荡，让他的身心得到了最大的舒展。
今日再走进联大，在原来的教室前，我默默朝里张望。记得那次和云师大的教授，著名的诗散文作家淡墨（陈朝慧）老师在教室门前合影时，我还傻傻地问，“不知汪曾祺坐在哪一张课桌？”淡墨老师笑言，以汪曾祺之无拘无束秉性，想来肯定不会有鲁迅先生那般固定在桌子上的韧劲。他的课桌在街上，在昆明的巷陌里，在那些各色人等集聚的茶馆里。细思之，果然如此。不然汪氏散文之空灵，何处得来？有怪才亦有精英，联大可谓群星闪耀。
虽然头顶有敌机的轰炸威胁，时局动荡不安，生活异常艰苦，但联大依然弦歌不绝，真可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师们在焦土之外，心无旁骛，治学成果不断；更有热血学子奔赴沙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血沃高原，滋长着不屈的灵魂。
松柏青青，站在烈士墓前，耳畔似乎还回荡着他们的呐喊声。“与民族共患难，为国家争未来”——联大不止给大师们以土壤，更给学子们以坚挺的精神支撑。乱世之外，联大自有宁静心灵营造的大后方。
电影《无问西东》就是对大师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邓稼先等的致敬之作。电影中给时任西南联大校长的梅贻琦镜头虽然不多，但是其风骨和风采却是让人观之不忘。正如他所言，“西南联大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在我看来，梅校长对于学子们在时代精神和个人精神冲突而陷入人生困境时以点拨，便是影片表现之重点。在时代洪流冲刷中，青年人需要的正是拨正人生的风向标。
生命中的每一次遇到也许是注定的。遇见联大，幸逢经典：从治学严谨之大师到联大学子，从一部舞台剧到一部电影，时光漫漶已逾二十载，独属我的联大剪影在脑际像标识清晰的路线图，永远铭刻着。联大给无数后来者的精神根脉输送营养，更给莘莘学子望向高远时设立起一座精神的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