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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庭湖区走出来的女兵
文 | 节延华
她曾经是一位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里一位名符其实的女兵。而我们之间的相互认识，虽不能称着是什么传奇，但现在看来，确有不少纯属偶然的因素，甚至偶然到让人会怀疑其中的真实性。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71年的秋天。当时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新闻写作训练班，一共只有五、六个人，而除了省军区一位带队兼教员的曾干事外，其他都是像我一样从各个部队抽上来的才当了两年兵、军装上依然还只有两个口袋的报道员，准确的称呼是“新闻战士”。我们先是在长沙集中了一周，学习一些新闻写作的理论知识，然后打起背包下到基层部队去边采访边学习新闻写作。
我们下部队的方向是洞庭湖区。那里驻有两个按野战军编制的步兵师，是湖南省军区引以为自豪的野战部队。本来，省军区是地方部队系列，但两年前在“要准备打仗”的大背景下，才刚刚组建起这两个师，而且全部放在了洞庭湖区，边从事生产边进行军事训练。我们头天晚上从长沙湘江码头上船，第二天下午到了位于北洞庭湖的A师，一周后我们又乘船赶到了位于西洞庭湖B师。到B师那天晚饭时，师宣传科黄科长告诉我们说，师部晚上在大操场放电影，《南征北战》，位置已经给诸位留好了。他还说，饭后让我们在营区转一转，他就不能陪了，因为电影放映员是一个刚从基层单位调上来的新兵，业务还不是很熟，他这个当科长的得去盯着。
这里不像A师。A师师部后面便是一条高高的大坝，登上大坝便是一望无际的湖面，波澜壮阔，水天一色，是最好的晚饭后散步的去处。而B师驻地西洞庭湖，原是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现在全驻扎上了部队。我们几个人在营区转了一圈，身边是一队队刚收工回来的着装五花八门的战士，远处是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的稻田。没有地方可去，我们便很快转到大操场。操场的一端已经挂好了电影幕布，操场的中间，黄科长和一个女兵正在安放电影机。
见我们过来了，黄科长停下手中的活，指着身边的一位小女兵，对我们说：“她就是吃饭时我说的新来的放映员。”曾干事走过去亲切地问道：“小鬼，叫什么名字呀？”可能是羞怯，或许是胆怯，小女兵没有马上回答，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抬，黄科长急了，催促她道：“问你呢，叫什么名字，快向首长报告。”小女兵涨红了脸，这才仰头看了看曾干事，什么也没有说又把头低了下去。黄科长更急了，口气中还了几分严厉：“都当半年兵了，勇敢一点嘛！”这时她才又一次把头抬起来，很笨拙地向曾干敬了个礼，然后用在队列里操练的口气，说：“报告首长，我叫江扬。江，就是‘湘江北去’的江，扬，就是，就是——”或许是因为太紧张，她竟一时想不到合适的词了，只好求援似地把目光从曾干事脸上移向了黄科长，黄科长赶紧替她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扬。”曾干事听罢，连声赞扬，说：“江扬，江扬，好，好名字。”边说边走过去把她一直还保持着敬礼姿势的右臂放了下来，接着又问：“江扬同志，十几岁了？”或许是担心她又会卡壳，黄科长提前替她回答了：“小江同志档案里填的是十五岁，其实是上个月才过十四岁生日。”
黄科长的话我也只信一半。按当时我的观察，估计他说的十四岁还是虚报的呢。看她这个头，多说也就一支半自动步枪那么高，两根半截筷子长的羊角辫子，像两把刷子从军帽后檐穿出，硬梆梆地翘在脑袋后边。一身显然过于肥大的军装，把她尚未发育成熟的身材，趁托得更加玲珑，或者叫着瘦削。唯独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传递出些许属于女孩子的信息，让人过目不忘。还有她那羞涩中带有几分天真的目光，像一泓山间的清泉，纯净得让人平生出几分爱怜。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真正的萍水相逢。如果，仅到此为止，江扬，何许人也，早该在我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会出人意料地向前发展和延续，或者生出些戏剧性的变化。当时谁会想得到呢，后来的四十年间，我以一个她的战友、兄长的身份，目睹了当年的这个小女兵，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洞庭湖区走来，走到长沙，走到广州，走遍全国很多很多地方；然后，她又走向境外，香港，美国，以至世界很多很多地方的角角落落。我的目光也仿佛透过了时空，一直在追随着她的身影，看到了她身后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就像一粒粒的珍珠，在她人生漫漫的长途上，闪闪发光。同时，我似乎还能听到，听到她的每一次用脚板敲击大地的声响，就像一个个高亢的音符，在她华丽的生命旋律中跳荡，时而像小桥流水般温柔、细腻，时而又像大江东去般壮阔、豪放。
1976年的初夏。湖南省军在长沙郊外的教导大队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负责学习班的仍是我的老领导曾干事。那天报到时，曾干事向我介绍说，这个班一共二十个学员，其中一半是干部，一半是战士。二十个人分为两个小组，一组是文学组，主要写小说、散文、诗歌；二组是演唱节目组，主要创作歌曲、相声、常德丝弦、独幕剧等。我还被曾干事指定为一组的组长。
和曾干事正说话间，突然有人大声喊“报告”，曾干事说声“进来”，然后我们俩同时把目光移向门口，我发现是一位女同志。曾干事这时站起来，朝她说：“快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说罢好像突然又想到了什么，说：“不对呀，你们应该认识嘛。”她看了看我，摇了摇头；我瞄了她一眼后也摇了摇头。曾干事笑着又对她说：“你认不出他，情有可原。而他要说不认识你，肯定是装的。”我马上表示反对：“首长说话欠妥，我绝对不是装的。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如果真的认识，干么要装着不认识呢？”
“问你自己呀，干么装着不认识呢？”曾干事一脸的坏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又说：“再想想，西湖B师，大操场看电影——”
“哦——，江扬！”我顿觉眼前一亮，几乎是惊叫了一声，但马上又带几分怀疑地问她：“你真的是江扬？”
“对呀，我就是江扬。”她回答得干脆利落，表情也落落大放，找不出一丝当年的羞涩。
我再问：“莫不是‘湘江北去’的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扬？”没等她回答，曾干事接着说：
“江扬，你听到没有？我说他装的没错吧？现在全招了。”江扬马上说：
“可是，我没有装，真的没有见过他？”
“你不是没有见过他，而是你没有留意他。”曾干事说：
“当年那时候，他就是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大头兵嘛。”
人说女大十八变。将近五年的时间，从15岁到20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仅从形象上看，变化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简单说吧，现在我眼前的她，不再是洞庭湖区的一只丑小鸭，而是长沙军营里的一只白天鹅，婷婷玉立，光彩照人。其实我知道，她原来所在的B师，两年多前就从西洞庭湖调到了湘南，不久又成建制地解散了。至于她，曾干事后来告诉我，她随B师从湖区调防到湘南，B师解散后，她才又调到了长沙郊外的XXX医院。先是当了不长一段时间的护士，现在是医院放影员兼广播员。因为她能歌善舞，又能写点文艺节目，还是省军区业余文艺演出队的骨干。曾干事说：“这次叫她来班上学习，我还指望她能写出有质量的节目，我们好拿到广州参加军区的业余文艺汇演呢。”
创作班只有短短二十天，我们又不在一个组，平时很少在一起例如讨论作品什么的，没有太多的接触与沟通。创作班结束那天，我们握手告别，她笑着对我说：“以后欢迎到我们医院来。”，我也开玩笑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希望我生病吗？那我可不想。”听我这么说，她着急了，说：“哪里呀？难道只有生了病才去医院吗？到我们那里去玩不行吗？再说了，我们医院，一边是湘江，一边是浏阳河，风光可好了，去看看就知道了，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我说：“那好，一言为定。但要备着好酒好菜哟。”她说：“放心，没问题。别忘了你说的，一言为定啊。”不过，话虽是那样说，谁会没啥事专门跑到她那里混顿酒喝呢？而且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从市区到她们医院，尽管距离不是太远，但没有公共交通，骑车要将近一个小时。
1979年的春节刚过，中越边界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没几天，我和另外四位战友作为文学创作骨干，被广州军区文化部点名赴参战部队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批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已经到了长沙的驻军医院。上面要求我们接到具体出发时间的命令之前，先到驻军医院去采访伤员，我这才第一次到了她们医院。长沙这里虽然离战场十分遥远，但因为伤员们的入住，整个医院笼罩在强烈的战争氛围中。我们在医院采访了整整一天，她也陪了我们整整一天，至于几年前喝酒的约定，自然是谁也不可能提起。在我们离开医院时，她突然小声地对我说：“我好羡慕你们。”我一下子没有明白她什么意思，问她：“羡慕我们？为什么？”她说：“羡慕你们可以去前线呗。”她说这句话时，是一种很轻松的口气，但从她热切的目光里，我读到了她内心深处那股军人才有的刚烈之气。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同时还是个军人。若干年之后，她果然实现了到边防前线体验生活的机会，而且，像一个真正士兵一样，蹲在猫耳洞里抽烟，对着水壶喝酒。这是后话。
1980年，她告别生活了九年的三湘大地，来到了广州。第二年，我也正式调到了广州。她在广州军区政治部俱乐部任图书馆管理员，我在文艺团体当专业创作员。两人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同属政治部文化部的直属队，又都住在一个家属院，一个大门进进出出，一个饭堂排队打饭，真正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在图书管理员任上的四年多时间里，她完成了人生中的几件大事。一是结婚；二是生孩子；三是读书。她参军时年龄小，初中还没有毕业，所以，她心里一直有种要读书的强烈渴望。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选择了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在军区一级大机关里，显得最平淡不过了，可她看重的是图书馆里那些浩如烟海的书籍、报纸和杂志，而且工作相对轻松，给自己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时间。也是赶上了好机会，她上任后的第二年，军区政治部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办了个不脱产的大专班。每个星期政治部请大学老师来上两个半天的课，另外，政治部还每周给大家安排两天的自学和做作业的时间。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当时机关的年轻干部几乎都报了名，她自然是最积极的一个，而且在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听课还是完成作业或者每次考试，她是班上公认的最好的学生。
毋容置疑，正是这四年的刻苦学习，为她以后所从事的新闻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她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新的工作单位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主办的月刊《黄金时代》，她既是编辑又是记者。《黄金时代》是青年杂志，时逢广东改革开放，率先在全国公开招聘记者。她是经考试后被录用，而不是由军转办分配去的。这在转业干部中，是极个别现象。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她才算真正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她上班的地方就在军区机关附近，而且虽然转业了，但仍住在原来政治部分给她的宿舍，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依然很多。每次看到她，除了没有了那身军装外，没发现她有什么变化，而且她新的工作使我们似乎变成了同行，交往也好像还更频繁了一些。在她转业不久，我被调到军区文化部分管全区五省、区部队的业余文学创作，每年我要主办一至两期创作班，时间都在一个月以上，地点在五省、区范围内选择，三十名左右的学员，都是各部队已经小有成就的业余作者。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表作品的机会，每期我们还请一些熟悉的军内外文学期刊与报纸副刊的编辑，到班上指导和组稿。《黄金时代》非纯文学刊物，但因我们之间老战友的这层关系，她经常也在被邀请之列。或许是因为她毕竟有过十三年的军旅生涯，感情深处还一直凝聚着军人的情结，她每次到班上，都能很快和年轻的业余作者建立起感情，之后还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让他们个个踊跃地为她的杂志写稿。我经常给她开玩笑说：“我们是在免费为你们《黄金时代》培养通讯员呢。”
说起她的军人情结，还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与钦佩。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他在边防一线蹲猫耳洞的经历。
那是1987年，南国边境战火硝烟未散。通过她多方的努力，一线驻防的英雄X师同意了她去采访。当时她还带了一位同事，像她一样的女记者。为了消除她们和战士们之间的那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一去她就提出先到一线连队去体验体验，首长们答应了。进到了猫耳洞，一句话没说，有战士就把一只水壶递了过来。她毕竟当过兵，马上意识到里面装的是白酒，但她没有推脱，接过水壶就灌了一大口。接着又有一位战士扔过来一支烟，她照样接过来就抽。距离马上缩短，他们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往后的采访十分顺利。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她采访到了被誉为“彝族五雄鹰”中的两位英雄。
在师部、在医院她还采访了一组女兵的群像。其中有一位叫梁子，是宣传科摄影干事，整天穿着迷彩服，携着照相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假小子样，特有个性，后来我与她成为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梁子现正在非洲摄影和拍片，最近北京《旅游卫视》刚播出了“梁子非洲十年”的30集纪录片。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午夜零点了，她强烈要求随师参谋长到零公里处迎接从阵地上换防下来的战士。那是个漆黑的夜晚，加上要灯火管制，他们坐的吉普车不能开灯，全凭司机的技术和经验在黑暗中行驶，耳边还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到了零公里处，参谋长要过桥去看看战士们下来没有，她一步不拉地和参谋长并排走在前面。夜幕中，她依稀可以看到所谓的桥，长只有三十来米，宽最多也就十几米，桥中间还留着几个炮弹炸开的大坑。参谋长小声问她怕不怕。她小声但很坚定地回答说，不怕。其实，她心里十分清楚：这座桥是通往激战区的必由之路，不仅常有越军特工队出没，而且落在这里的炮弹从未间断。只要跨过去，就有可能同死神握手。她没有胆怯，甚至瞬间的犹豫都没有。跨过桥之后，他们在一个隐蔽处静静等待一会，有几个人影突然近距离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几乎就在她的眼皮底下。当时她一下子惊呆了：眼前的人头发披到肩膀，胡子足有一寸长。他们赤着上身，穿条裤衩，腰间扎着红腰带，手里握着“光荣弹”，身上散发出一股极浓的汗味。参谋长告诉她说，他们在阵地上坚守了八十多天，没有洗过脸，没有刷过牙，更没有理发和洗澡。听了参谋长的话，再看一眼面前的战士们，她的心灵仿佛被受到了猛烈地撞击，泪水夺眶而出……
离开前线前的那晚，师首长为她们设宴饯行。之前她已有所耳闻，凡是上过他们宴席的记者，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不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她知道今晚这顿酒，对她们俩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面对主人的热情相劝，面对无数可敬可爱的将士，她像在零公里处一样，没有丝毫的胆怯。开始是用一两的酒杯，三巡过后，她提出这样不过瘾，要与师长用碗喝。英雄师的师长，自然不会被她这个“丫头片子”唬住。于是，一两一杯，连倒了五杯装满一碗，她和师长连喝三碗，也就是每人一斤半的五粮液。看她还像没有事的样子，这时，参谋长悄悄对她说，不能再喝了，因为这是前线，随时都可能有情况，师长不能喝醉。其实，她心里明白，她也不能再喝了，再喝可真要“横着出去了”。到此为止，还算好，虽有点飘飘然，但她还能在参谋长的口令下，胡乱地向左转向右转，坚持自己“竖着”走出去。回到房间后，主人们都离去了，她躺在沙发上，放肆地大哭了起来，而且还不敢哭得太大声，怕被门外不远处站的哨兵听见。
她从前线回来后，把这一段经历告诉了我，我不解地问她，你在别人面前显得那么刚强的一个人，为什么背后又哭个什么呢。她的解释是，半个月的前线采访，感受太多，太深，她所看到的，听到的，与之前自己的想象，反差太大，她是要借着当时朦胧的醉意，为长眠在边境的英烈而哭，为战争的幸存者而哭，为自己对世界对人生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和体验而哭，为在人生中能有这样一次与前线将士的聚会而哭......
不久，她完成了中篇报告文学《战火中的女兵》，受到读者的好评。这篇作品后来收在了她的《关于他和她的故事》一书里。
在《黄金时代》编辑部，她前后工作了九年。如果说，在军区图书馆的四年，她博览群书，完成了丰厚的文化知识的积累，那么这九年编辑、记者的生涯，让她在实践中熟练掌握了新闻采访的技巧，练就了较高的写作水平。九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
1993年6月，她居家迁往香港。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命运再次向她发出了挑战。
到香港后，虽然她顺利地被《文汇报》聘任为记者，但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不少港人瞧不起大陆人，也不承认大陆的学历和职称，再加上她不会说广东话，只能听懂一部分，工作中困难重重。港文部采访主任每天派给她的采访任务，几乎都不在发生重要新闻的港岛，而是牛头角、马头围，或者荃湾、屯门等偏远地区。她与报社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搭巴士、转地铁、再乘小巴，路上花的时间比实际采访的时间还要多。晚上写的稿子第二天常常见不了报纸，因为根本不是重要新闻。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她都很苦闷，碰不到有价值的新闻，根本找不到过去在大陆做新闻的感觉。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过太长时间，机会终于来了。机会来自这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红楼梦文化艺术展》，报社非常重视，组织了专访组，她是其中一员。
开幕那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到场参观。在场的香港所有媒体都跟着他跑。这位毕业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的周南社长，不仅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红学爱好者。他对前呼后拥的记者们说，自己“在五十年代就托朋友花四十块大洋买了《红楼梦》的甲戌本，虽然还不够二十回，却读的津津有味”。他又说“每隔两年就读一次《红楼梦》，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他还说“要了解中国的现在，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的过去”。记者们都津津有味听他说话间，他却话锋一转，“突然袭击”地问大家：“你们读过《红楼梦》吗？”好一会没有人回答。这时，站在周南社长身旁的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读过。”周社长他转身望着她，欣喜地又问她：“《红楼梦》中哪首诗词你能背得下来？”她也毫不怯场，脱口而出：“葬花词。‘花飞花谢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周社长连声夸奖说：“不错，不错。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京韵大鼓的黛玉葬花。”
接下去参观展览。步入妙玉的禅堂栊翠庵，周南开口就问：“妙玉喝茶的宝贝杯子有没有啊？”在场专家指着绿色的杯子说：“那就是”。她也指着旁边的白色杯子问周社长：“这不是刘姥姥喝大碗茶的杯子吗？”周南回答说：“是的，喝完她就扔掉了，不要了。”旁边的专家和记者都为周南对《红楼梦》的谙熟而鼓掌。
在锦人“宝黛读书”像前，周南边指边向大家介绍起来，说：“这是宝黛共读的《西厢记》。有个故事，说的是‘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她突然觉得，这不正是采访的大好时机吗？于是随即问周社长：“这个情节您怎么看？”周南哈哈大笑，说：“这个情节就是打破传统，贾宝玉就是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他爸爸贾政要他考科举，做官去，他誓死不从。所以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说曹雪芹的思想超前，起码超越了他那个时代。”
就这样，她与周南社长边参观边聊，氛围十分自然和谐。周社长对“红楼梦文化艺术展”里的所有内容不仅熟悉，而且都有自己的看法，令她十分感叹。最后她又问周社长：“请问社长，您一共读过多少遍《红楼梦》？”他随口答道：“十几遍吧。”她说：“那么您应该背的下来了。”他说：“所以我才考你呀。”接着，周南社长又对周围的记者们说：“你们都要经常看《红楼梦》，以前没有看过的更应该找来读一读。”
当晚她就写了篇题为“周南趣谈《红楼梦》”的特写。第二天报纸出街后，报社总编辑就接到香港新华分社的电话，说周南社长喜欢这篇特写，要报社送去30份当天的报纸。据说老总受宠若惊，说是周南社长从来没有向报社要过么多的报纸。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到《文汇报》工作半年之后，她被任命为高级记者，从此不需要再跑那些被称为垃圾新闻的采访。报社所有重大新闻的采访都有她一份，从采访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每月在北京的会议，到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从专访董建华、范徐丽泰、梁爱诗、曾钰成等到霍英东、李嘉诚等政界、商界知名人士；从香港区议会选举到香港立法会选举等等，她写了大量的人物专访和重大新闻报道。1997年，香港《文汇报》出版社为她出版了《九七香港风云人物》报告文学集。之后，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她出版了《岁月不曾带走》散文集。
虽然刚开始来时那半年，跑得很辛苦，但因祸得福，让她很快地熟悉了香港。许多地方她都清楚是坐地铁快或是坐巴士更方便。同时她的广东话也很有进步，到她被任命为高级记者时，她已经完全可以用广东话进行采访了。
1999年春天，她被晋升为香港《文汇报》的首席记者，这可是在记者这个行业中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但出乎报社所有人的预料，一个月后她向报社提出辞职了。不为别的，她要到美国，去陪儿子读书。当她把自己的理由向社领导说明以后，领导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让她想不到的是，报社破例为她做出了停薪留职的决定。停薪留职这个词在内地，耳熟能详，可她没想到香港也会有。不过她很快知道了，这是报社为她首开先河，以前是从没有过的。辞行时她再三向社领导表示感谢，领导对她说，说感谢的应该是报社，报社感谢你六年来的优秀表现，如果单从工作上考虑，报社无论如何也是舍不得你离开的，但对你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前途，这种精神，大家十分钦佩。最后分手时，领导还郑重地给她留了一句话：三年之内什么时候回来，你都还是我们的首席记者。
1999年之前她曾两次去过美国，那都是匆匆去匆匆回，而这次来有很大的不同，她是儿子的陪读，但她又不仅仅是陪读，她要借此机会好好补习补习自己的英语和大学课程。
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她第一次到社区大学上英文课那天，她越听越不明白，一堂课下来大概只听懂了百分之十。当时她心里很难过，不知自己的英文水平原来这么差。
强烈的求知渴望和当年军旅生涯锤炼出的刚强性格，令她在任何困难面前也不会却步。从那天开始，她像一名高中生那样每天到学校上课，从最基础的ABC开始。她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想干，只要努力，没有学不好的。半年过去，她的英语水平直线上升，后来她又到社区大学选修了英文写作课程和英文语法课程。过了语言这一关，她感觉到自己真的开始融入到这个曾是那么陌生的国度了。
在美国几年，让她重新回到了学校，重新去做个学生，她深切感觉到，生活是那么地愉快，心灵是如此的充实。在学习英文的同时，她还有计划地安排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了美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和经济，这对她后来的写作，有了极大的帮助。在以后她发表的大量作品中，几乎有一半的内容写的是美国，而介绍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的大学的散文，又占有很大的比重。
本来她是可以在美国一直待下去的，也许是出于对《文汇报》领导的感谢或者是回报吧，三年后她又回到了香港，在报社工作了两年后，这才又心安理得的全部辞去了报社的工作。等她再次回到美国，依然没有放弃她钟爱的学校生活。她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大学里读完工商管理课程，获得了硕士学位。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她，已与当年洞庭湖区的那个小女兵，有了质的区别。当然不仅是年龄的变化。或者说，主是不是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
她常说：“读书的感觉真好。”或许是因为她太爱读书了，她对美国一座座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更是无限地向往与倾慕。她的“走进美国顶尖大学”系列散文作品，接连不断地发表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走进美国顶尖大学——柏克莱大学》、《小而精——加州理工学院》、《文化冲突的奇迹——史丹福大学》、《政治家的摇篮——耶鲁大学》、《首重本科教育——普林斯顿大学》、《神话的缔造者——哈佛大学》，等等，每一篇都会令人眼前一亮，每一篇都会给人以心灵的启迪。
她还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在这样一种思想的驱动下，多年以来，她从不放弃走向外部世界的一切机会。是旅游，但她又不等同于一般的游客。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尽可能的把这一地方的历史、人文、地理、物产、风光、气候等方方面面，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结合自己的实地感受和所见所闻，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然后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从黑龙江漠河的北极村，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粤北的丹霞山到海南岛上的七仙岭，从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南极，到与我们山水相连的越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由中国人建中国人居住的美国小镇，到缅因州阿凯迪亚国家公园……
当然，她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现场笔记，也不是实景拍照，而是经过她深思熟虑后的精心剪裁和巧妙构思，最终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再现。她在我们的眼前，呈现一幅幅大自然美丽、生动画卷的同时，也在我们的心灵里，留下一束束燃烧起来的无限激情，或引吭高歌，或仰天长叹，或蓦然感悟，或久久思索。例如，她写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观感，选择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角度：“由舞蹈去认识一个民族”（《桑巴与探戈》）；写漠河的北极村，她是从夜空的繁星下笔，显得轻松自如（《留住那晚的星星》）；在韶关丹霞山，她展示的是“那一抹艳丽”（《丹霞那一抹艳丽》）；在湖南衡山，她抒发了抗战英雄的忠烈浩气（《忠烈浩气荡衡山》）；在著名小商品集散地福建石狮，她让我们闻到了“狮”味（《石狮的“狮”味》）；而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托斯卡纳省，她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异国他乡的气息（《托斯卡纳的气息》）……
其实，她的散文不仅重艺术剪裁和奇妙构思，而且语言也是那么样的纯朴与细腻，读起来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比如她作为散文集书名的那篇《留住那晚的星星》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当夜幕悄悄降临，我迫不及待地从屋子里跑到院子中间。抬起头的那一刻，我几乎喊出声。满天的星星像无数颗珍珠洒在碧玉盘上，显得那么明亮，那么繁多。我睁大了眼睛，像小时候一样的数著北斗七星、猎户星座、白鸟星座……几乎全部清晰可见，就像挨住了我的头顶一样。可惜的是我的相机无法拍下这些镜头与读者分享。流星飞渡，星光灿烂，我被这久违的奇妙景象深深吸引。八月的北极村，晚上的温度只有5度，冻得人不停的上牙打下牙。可是我不愿进屋去，静静地停立著，生怕这慑人心魄的满天星星被任何一丝响动所破坏。”
读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了四十年前，在洞庭湖区的那位小女兵，天真，无邪，两只大眼睛，不停地扑闪着，似乎是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装进她的脑海里。
不过，她也给了我一点遗憾。我很想读到可一直也还没有读到一篇她写洞庭湖的散文。或许，她还没有找到回一趟洞庭湖区的好机会，或许，她还没有到怀旧的年纪，不过，真的我很想知道，如果哪一天，她再回到那片曾记录了她美好的青春，留下过她第一行军人的脚印的洞庭湖区的时候，她该怎样展示她今天这般成熟的魅力，该怎样施展她今天这般横溢的才华？
节延华，1969年2月，河南省上蔡县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干事等职，同时坚持业余诗歌和小说创作。1981年12月调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任专业文学创作员，2009年4月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任上退休。期间有五百多万字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河湾旧事》《绿颜色》，长篇纪实文学《逝水沧桑》《1927—国共最初的较量》《驻军香港十年》(合作)《澳门驻军十年》(合作)；长篇电视剧《广州起义》(合作)及报告文学集《绿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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