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前左），圆满完成首席试飞回到地面喜及而泣。
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
“这辈子，很幸福”开栏的话
任何一个国家，想建立强大的航空工业，都离不开一支优秀的试飞员队伍。一款新型战机，从设计论证到列装部队，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漫长时间。试飞员的使命，就是驾驶这些尚未定型的战机在各种极限条件下进行飞行性能测试。有人说：战机不仅是设计出来，也是试飞员“飞”出来的。
试飞员，一个极具风险挑战的职业。飞越雪域高原，掠过巍巍群山，他们的航迹尽显凌云壮志；挑战极限飞行速度、最高飞行升限，他们的工作如同在刀尖上起舞。在中国空军，就有这样一批舍身为国的试飞员，他们飞着别人从未飞过的战机，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险情，空中停车、油箱起火、带弹着陆……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自己的生命，在蓝天之上划出了一道道壮美航迹。从本期起，我们开设《试飞英雄》栏目，带您走近中国空军试飞员。
有人问雷强：“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雷强回答：“从物理学上说，飞机是借助升力飞起来的。从精神层面说，飞机是靠试飞员的勇气和智慧飞起来的。”
何谓勇气？何谓智慧？雷强用30余年的飞行岁月作答——
出国受训，他签下生死状，打破飞行手册上的极限纪录；
蓝天试剑，他曾9次经历空中停车，直到发动机故障完全排除；
昔日战友长空殒命，他壮志依旧，继续飞行挑战极限。
“千金不求，万死不辞！”这是雷强用生命体验飞行的姿态。飞行是他毕生的事业。
雷强，歼-10首席试飞员，一个把战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人。
“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
他是许多军迷眼里的“明星”。
他是试飞员心中的“雷头”。
祖籍陕西绥德的雷强，在空军试飞领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雷强的父亲也是一名飞行员。儿时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里早早种下了一个梦想：“做一个像父亲一样优秀的飞行员。”
良好的家教、优秀的基因，雷强成为飞行员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第一次招飞报名的前夜，兴奋的雷强彻夜难眠，在翌日的视力检测中被淘汰。
带着满心的懊恼，雷强来到一个偏僻的农村下乡插队。一年的田间劳作，让他的身体和意志都得到了磨炼。第二年，雷强抓住了“幸运之手”，走进了空军飞行员的行列。
来到航校不久，雷强的飞行天分逐渐显露出来。从初教机到高教机，他都是第一个放单飞的人。航校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作为年轻飞行员，雷强飞遍了所有高难课目，在当时空军部队像他这样的飞行员不超过10个人。有的战友对他说：“你都飞到这个地步了，以后还能飞出什么‘花’来。”
没想到，能把飞机飞出“花”的机会真的来了。1983年，一位部队领导慧眼识英才，在挑选试飞员时，用笔在雷强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他父亲是搞飞行的，我知道这小子飞得不错，最适合干试飞。”
当时，雷强对试飞员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报纸上看过“科研试飞英雄”王昂、滑俊的事迹。从小就崇拜英雄的雷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挑战，一脚迈进中国航空界最尖端、最具风险的领域，成为一名试飞员。
那时候雷强年轻好胜、脾气倔强。到了试飞部队，他才真正感觉到试飞员不是那么好当的，当“试飞英雄”更难上加难。
看了雷强飞行，老试飞员和专家们居然说他“不会飞”。专家要求他保持姿态不变，连续直飞5分钟，结果试了好几次，飞行记录数据显示过载太大，没有达到平飞要求。一位老试飞员语重心长地对雷强说：“你只知道要这么飞，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飞。”
那个深秋的傍晚，雷强内心深受刺激。望着远方，他陷入沉思：“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并不等同于一名合格的试飞员，试验飞行与战斗飞行，完全不是同一种评价标准。”
此后，雷强调整心态，转变飞行理念，苦练飞行技能。每次任务返场时，他通过身体感受飞机姿态、速度变化，以此来寻找“人机合一”的感觉；下了飞机，他还要把飞机示波器的记录结果打印出来，拿到操场跪在地上边看边分析飞行动作。
时间一长，他的飞行技能突飞猛进。战友们称雷强是“飞行天才”。雷强回答：“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
一次，某型战机进行某项性能试飞，连续十几次起落都没有达到要求。该型飞机的列装计划迫在眉睫，工厂技术专家找到雷强。雷强二话不说，准备好后就来到机场，只飞了一个起落，就飞出了全部数据。工厂技术专家们竖起大拇指：“你小子，真行！”
“为了成为最好的飞行员，我到了作战部队；为了飞最好的飞机，我到了试飞部队。”雷强如此总结自己的飞行人生。
“一定要保住飞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国际航空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
在30多年的试飞经历中，雷强自己都记不清遭遇过多少次特情险情。那年，他驾驶某型飞机进行高空试飞，在打开加力爬升过程中，飞机推力骤降，油量表指针迅速下滑。雷强意识到可能是飞机燃油输油系统发生了故障，这是试飞员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况之一。
雷强心里明白，这架飞机凝结着科研人员的心血，一旦坠机，损失不可估量。
“一定要保住飞机，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雷强此时心中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到达机场上空后，飞机几乎失去动力，雷强艰难地操纵飞机着陆。飞机在连续颠簸后，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事后，机务人员发现，由于发动机温度过高，整个后机身和垂尾都被烧得变了形。
对试飞员来说，有的特情是意外，有的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执行某型飞机发动机选型试飞任务中，两次试飞都出现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科研人员始终没有查明原因。
为了找到问题“症结”，雷强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第三次试飞。不出所料，飞机刚刚达到1.5倍音速时，发动机又停车了。雷强死死抓住驾驶杆、用力蹬舵，用尽全身力气操纵飞机，终于把飞机控制住了。在飞机安全落地后，战友们打开舱门发现，雷强的头盔已被撞裂……
为了把这型发动机的故障找出来，雷强前前后后起飞了9次、经历了9次空中停车，最终查明故障原因并配合科研人员成功排除，为飞机最终定型搬开了“绊脚石”。
在K-8教练机上飞尾旋，雷强从8000米飞到2000米，把正过载飞到10个G、负过载飞到5个G，落地后飞机的大梁都变了形。试飞“枭龙”战机，着陆阶段放起落架时前轮突然飞掉，轮子滚出几百米远，他保持滑跑方向使飞机安然降落。说起这些重大险情，雷强表情淡定：“试飞不仅考验一名试飞员的智慧和勇敢，更考验一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有幸参与并见证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腾飞，“很幸福”
在世界航空史上，从二代机到三代机是一个大跨越，它所带来的是设计理念、作战方式的巨大变革，对试飞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不仅要完成各种试飞任务，还要全程参与飞机的研制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研制第三代战机——歼-10。雷强作为试飞小组成员，从设计阶段介入一直到首飞，用了整整10年时间。
为了歼-10试飞，雷强曾赴国外一家飞行试验研究院学习培训。当时，一位国外专家傲慢地问：“中国有试飞员吗？”雷强用行动给予了他答案——他把高难度飞行动作“眼镜蛇机动”飞了44次，还攻克了小速度斤斗等一系列高难度试飞课目……
结业典礼上，院长对雷强竖起大拇指，说：“你能把飞机飞得跟玩具一样，中国试飞员，一流的！”
学成归国后不久，战友卢军在一次尾旋飞行中意外牺牲。此时，该项工程的首席试飞员中，能够完成尾旋飞行的只剩下雷强一人。
老朋友私下里悄悄地劝他：“你也别再飞这个了，太危险了。”雷强说：“只要需要，我还会飞。”
1998年3月23日，终于迎来了歼-10首飞的日子。
一般来说，新机研制时采用新品率通常只有30％，作为跨代飞机，歼-10却有60％以上的高新技术。新品率越高，风险性越大。
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
那一天，一向稳重的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动情地对雷强说：“飞机准备好了，就看你的了。”
一头银发的宋文骢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这些年，他看着宋总从一头黑发到两鬓微霜再到满头银发。雷强一边戴头盔一边说：“宋总，您放心！只要飞机发动机还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也会把飞机给您飞回来。”
雷强紧了一下扣带，微笑着说：“就是摔，我也要把飞机摔在跑道上！我要让您知道，我们这些年的心血、努力，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宋文骢热泪盈眶，他疾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雷强的手。
塔台距离歼-10飞机只有200多米。那天，雷强穿着特制的橘红色飞行服走向飞机，感觉这200多米的路是那么漫长。每迈出一步，雷强感觉心中热血沸腾。这是一条再熟悉不过的路，他整整走了13年……
跨进座舱，雷强看到在送行的人群中，一位老者眼含热泪挥手致意。回忆当时的场景，雷强说：“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有人在我飞行前流泪。”
当座舱盖关闭的那一刻，雷强一下子变得异常镇定。在他看来，能首飞这种“国宝级”新型战机，是他一生的光荣，“就是缺胳膊断腿，也一定把战机飞回来”。
20分钟，一次堪称完美的首飞。飞行很短暂，但对于雷强和科研人员来说，却是那样的漫长；对于中国航空事业来说，是那样的弥足珍贵。当这架浸透了千千万万航空人心血和汗水的战机平安落地那一刻，现场沸腾了。
喜极而泣。想一想10年来大家付出的艰辛，雷强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行，我国从此有了自主研制生产的第三代战机，我国的航空工业和空军力量建设从此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歼-10首飞成功后，雷强将现场录像带回家给年近八旬的老父亲看。那一晚，半个小时的片子，参加过抗美援朝空战的老父亲看了一遍又一遍……
在试飞界，雷强大名鼎鼎——首批“空军级试飞专家”“空军功勋飞行员”“歼-10首席试飞员”。
以他的飞行技术，如果到民航公司工作，可以轻松拿到高薪。有人问他：“干试飞，亏不亏？”
“不亏！”雷强干脆地回答，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活着，还在飞行。
对于试飞员来说，生命的幸福在哪里？就在于能够迎来一个中国航空工业“井喷式”发展的伟大时代。
“过去几年飞一个型号，现在一年飞几个型号。”雷强说，有幸参与并见证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腾飞，“这辈子，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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