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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椅子（下）
文 | 王凯
7
我看过军用地图，搜索队距离团站机关直线距离50多公里。假如不迷路不被晒死不被风沙掩埋，按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匀速前进至少也得步行十个小时，所以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见过高洋。没有高洋的日子让我明白了两件事。第一，我追不到荆淑绵不能怪高洋，她现在和干部灶的司务长搞在了一起，那感觉简直跟林青霞和成奎安搞在一起差不多。第二，高洋其实也没我想的那么烦人，他一定把我当成了可信赖的朋友，而我对他有点太冷淡了。所以高洋有个周末突然来找我，我竟然还有点惊喜，拉着他去家属院新开的“大漠香”吃饭。那里的腊肉、豆腐和老板娘都挺不错。吃饭时我很想听他讲讲搜索队的事，可他看上去不怎么想说。
天天开着个破车四处乱跑，找到残骸就装车上拉回来。高洋心不在焉地说，没啥意思。
要是找不到呢？
找不到就再找，再找不到就去[求]。
高洋这么一说，我也索然无味，只好闷头吃菜。直到老板娘派女儿过来问我们菜做得怎么样时，高洋似乎才有了点精神，摸着小姑娘的头笑眯眯地说，你几岁啦？
四岁半。
四岁半就长这么高了呀。高洋还想表现得更慈祥一点，可惜表情夸张得有点过分。等把小姑娘吓跑了，他说，丛俊，我想求你帮个忙。
高洋说这话时我不知怎么搞的就想起了当初他找我借两块钱的事。我担心我这辈子都忘不掉那该死的两块钱。按说当年那些表情和语气早就不存在了，然而记忆却如水中倒影，一块石头扔进去打碎了的影像在水面平静后又一一浮现，永远无法真正消解。
你能不能帮我调回来，随便哪个单位。他停了停说，我在搜索队实在待不下去了。以前我还能过来找你说说话，现在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按说我应该帮帮他，可高洋给我出的却是个难题。我只是团站政治处的一个副连职干事，除了抽什么牌子烟和穿什么颜色内裤之外，我屁都决定不了，更别说帮高洋调动这种事了。何况他还在搜索队。那地方驻地偏僻工作艰苦无人愿去常年缺编，类似医院重症病房或者监狱重刑监区，一般进去就别想轻易出来。跟这事相比，我倒宁愿他再向我借一次钱，哪怕两万都行。
你一定得帮我。你是干部干事，认识的人多，哪怕帮我牵个线也行。见我不吭声，高洋又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再待下去非疯了不可。
我很想告诉高洋，这事根本不可能。先不说他和我不属一个团站，仅就和指导员打架那事，他就绝难翻身。领导好事未必记得住，这种事一定忘不了。如果他在搜索队痛改前非拼命表现倒有可能让领导回心转意，可看眼下这样子，他在搜索队混得也不怎么样。可说实话历来比说假话难，因为大家都爱听假话。所以听我说我会想办法帮他找找人时，高洋立刻高兴起来。
你也别太着急，这事没那么好办。我怕他兴奋过度，赶紧把话往回收，你不能天天想着搜索队不好，再差的地方也总有点好处吧。就跟这鬼地方一样，你要天天跟分到北京的同学比，那他妈就别活了。
对对对，你说得对。高洋说，搜索队也不是没好处，伙食好，大棚里还种了好多菜，下次我给你捎点。
你其实应该多主动和别人交往交往。我说，人嘛，熟悉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噢。高洋说，我也试过，可我觉得特别费劲，和人打交道太累了。
慢慢来嘛。我说，还有，你绝对不能再跟人打架了。再有这么一次事，那谁也没法再帮你了。
是是，我明白。他很认真地说，绝对不会了。
吃完饭，高洋为了不让我付账，硬是把我推到门外，然后自己又跑进去结账。我在门外等他，听见他把老板娘逗得咯咯笑，这让我多少松了口气。我仍然不喜欢高洋，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这感觉从来没变过，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
和高洋分手后，我并没有去为他的事找过领导，只是又给他们团站的干部干事打了电话，问问高洋有没有可能从搜索队出来。他在电话里笑了几声，问，丛俊你自己说有没有可能？我想了想说，好像没有。那不就对了。他又笑了几声，我实话告诉你，搜索队都找了几次主任了，想把他弄走，可是你想想，谁敢要他？
这个电话说穿了不是为高洋而是为我自己打的，这样一来，至少不能说我一点工作都没做。对一个落水呼救的人我既然无法视而不见，那自然也会报警喊人或者找根绳子木棍扔下去，然而我不可能跃入水中施救，因我自己就是只旱鸭子。那顿饭吃完后很长时间我都为这件事感到纠结，我还在电话里给余峰说过。
管他干屌啊，不都是他自己折腾成这样的吗？余峰说，学校里他能把自己折腾成中队长，这会儿就应该能把自己折腾出来。
我认为余峰说得有点道理，高洋到现在也是咎由自取。他比我还大一岁呢，我没什么义务去帮他，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不过我还是担心高洋会追问我事情进展，而我完全没想好如何回答。在我看来这事根本无所谓进展，因它从未启动过。好在那次见面以后，高洋又很久没和我联络。像一头鲸鱼偶然出现，朝天上喷了喷水，又消失在大海中。
接下来那半年，我集中精力去追我们站刚分来的一个姑娘。那姑娘刚开始分在技术室，可她学历低，技术方面的问题基本抓瞎，待在那儿很难受。我就积极帮她运作，想把她调去计量站。当然这和高洋的事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她长得人见人爱，也没和领导打过架。在帮她调动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很有可能谈了场恋爱，证据是她经常来我宿舍煮挂面给我吃，还让我吻她摸她。可等她真去了计量站，就不肯理睬我了。再过了段时间，她又调到了基地装备部，走的时候连说都没说一声。这事让我感愤成疾，在卫生所打了好几天点滴。好了以后我给姚丽荣打了个电话，托她给我买一套考研用书。那时她已经留校并结婚了，不过老公不是那个长得像万梓良的博士，而是郑大航。他俩结婚时给我寄过请柬，不过我远在沙漠，无法去闹他们的洞房。我们闲聊了一阵，姚丽荣突然问起了高洋。我把高洋的情况简单向她介绍了一下，然后说，怎么想起问高洋了，我看你当时不是挺烦他的吗？
谁说的，我才没有！姚丽荣立刻否认，他当时给我表白过好几次，我不喜欢他，可也不想伤害他，就说我要考研，不想谈。我记得最后那次在楼下，他看我还是拒绝他，突然就哭了，然后又跪下来一下子抱住我的腿，快把我吓死了，拼命把他甩开跑了。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其实挺单纯的，至少比郑大航单纯。
看着姚丽荣寄来的书，我考研一举成功。走之前我给余峰打了电话，没给高洋打。我认为高洋大概不希望听到我考上研究生这个消息，就像我认为一个吃不上饭的人，不喜欢有人同他讨论吃红烧肘子的时候要不要用荷叶饼。
读研那两年多时间里，我没有高洋的任何消息。余峰倒是常和我联系，可他并不和高洋来往，跟他始终拒绝和他前女友来往一样。余峰说他只接过一次高洋的电话，大概是在我上学之后不久。
他问我能不能找人帮他调出搜索队，我说我不认识政治部的人，办不了。余峰说，他还跟我套了半天近乎，真鸡巴脸皮厚。我给你说过没，干部处处长就是我老乡，一个县的。换任何人我都可能帮忙，唯独他，永远也别想。
如果当初高洋也对我出手，也许我会更加理解余峰的感觉。或许高洋那一拳击中的不是余峰的肚子，而是他的灵魂，由此引发的羞耻感和无力感不但没被时间磨灭，反倒像皱纹和铁锈一样与日俱增，直到失去最初的面目，难以辨认无法廓清。
8
经过徒劳无益的折腾之后，毕业后我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基地原来的团站继续当我的副营职干事。原来的政治处主任已升任团站政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伯乐而我是千里马，一直对我不错，回单位第一天下午就找我谈话，充分肯定了我学成归来报效基地的做法，并勉励我好好干，不要松劲，有了更高的学历更有利于今后发展，后面如果有正营的岗位一定先考虑我。我谦卑地表示，我之所以要回到基地是因为很难再遇上政委这么好的领导了，在政委手下干是我的福分。政委听了很高兴，告辞时还扔给我一条烟。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反正他不可能知道我毕业前绞尽脑汁想留在城市，而不是这片该死的沙漠。
从政委办公室出来，我直接去了“大漠香”，机关的几个兄弟约好了在那儿给我接风。快走到生活服务中心，一个大高个拉着辆装满了土豆和白菜的两轮车从里面出来。他虽然穿着大衣，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高洋。我喊他，可他像是没听见，快步不停地往前走。我走了几步再想喊，服务中心里又出来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隔在我和高洋中间。这下我就不大好喊了。高洋想调动的事我根本没帮忙，他不想理我也正常。正这么想着，那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却面向我停了下来。她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和牛仔裤，戴着围巾和口罩，等我经过她身边时她才摘下口罩，笑着喊我：丛大干事，你回来了？
我愣了两秒，马上认出了麻莎。她虽然年过三十却依然漂亮，一口川普悦耳迷人，很有女人味儿。她要是个未婚女干部我肯定要追她(不过真要那样估计还是轮不上我)，问题在于她只是离异并有一女的“大漠香”老板，所以还是算了。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还行。接着又说，你刚才在喊高洋？我说，是啊，我同学，你认识他？麻莎笑着说，认识，还不是一般的认识。我忽然觉得麻莎笑得有点奇怪。这时候她女儿松开麻莎的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冲着前面高洋的背影喊，高洋爸爸，等等我！
那个场景如此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年后耳边仍能听到那小丫头柔嫩又尖细的声音。我并非认为麻莎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高洋和她其实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我相信高洋也清楚这一点，不然他不会故意避而不见。那天晚上在“大漠香”吃饭时，我想叫高洋一起过来坐，可麻莎说，他身体不舒服先回家了。
我吃了一顿饭，差不多什么都知道了。这些事比任何文件传达得都快，不漏一人不留死角。据说高洋有段时间经常请假跑到麻莎的饭馆，一个人坐在那里吃菜喝酒，往往熬到打烊才被麻莎劝走。然后有一天，打烊后高洋也没走，再往后他就经常不走了。我算了一下，那大概是我读研走后第二年的夏天，那时候高洋和麻莎穿得当然也比较少。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一到夏天我们就要开展防雷电防中暑防奸情教育。高洋没事就在“大漠香”出没，时间一长就传到了他们团站政委耳朵里。他马上把高洋找去谈话，严肃指出高洋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实属建站以来未之有也，错误严重影响很坏。但政委还是给他指了两条路让他选，要么立即断绝与麻莎的不正常往来，要么就把同麻莎的关系合法化。我相信他们政委的本意是让高洋别再和麻莎来往，可没想到高洋很快就递交了结婚申请。那份申请在政委办公桌上压了差不多三个月，其间又把高洋叫去谈过几次话，但最后政委还是签了字。高洋领证后并没有举办婚礼，不过大家还是知道他结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有人说是麻莎去找了领导，总之高洋婚后就被调回了技术室当工程师。那地方总体比较轻松，高洋可以下班之后帮麻莎买买菜或者看看孩子。
高洋一直不好意思和我见面，其实我比他还不好意思。撞见别人偷情也许比自己偷情还要尴尬些。基于这种感觉，我好长时间都没敢再去“大漠香”。我总是想着有天高洋会给我打电话，丛俊，来我这儿吃饭吧，有你爱吃的腊肉炒香干和麻婆豆腐，我做东。可我想了那么久这屌人也没给我打。麻莎倒是有几次碰上我时问我怎么好久没去她那里吃饭。她什么都清楚，可是很会装傻，这才是聪明的女人。那时候我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过来，我郑重地告诫自己，我无法接受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结婚，也许只能说明我是个肉眼凡胎，而高洋和麻莎拥有的没准才是超凡脱俗的爱情，只是凡俗如我者无法理解罢了。
高洋不想和我打照面，我不得不采取主动。我计划让我们在一个尽可能自然的时刻相遇，我主动和他打个招呼，进而展开交谈。其实我并没想好和他谈什么，我们之间的话题向来比较短缺，我只是想和他修复一下这漏洞百出的关系。问题是他仍然明目张胆地躲着我，有时在路上遇上他，他会立刻拐弯，不惜走出好长的冤枉路。有一回在勤务连到技术室的路上迎面看见他，这屌人竟然直接钻进了路边的锅炉房，仿佛我腰里别着菜刀准备砍死他一样。我在锅炉房门口抽完一根烟也不见他出来，气得我拔腿走进去找他。我绕着院子里的煤堆找了一圈没见人，又进了锅炉房里找他，可那里除了两台炉火熊熊的取暖锅炉之外，仍然找不见他的踪影，我想不出他能躲在哪里，只好怏怏离开。
从锅炉房出来以后，我决定再也不去主动找高洋了。他又不是未婚女干部，根本不值得我挖空心思去接近他。没想到我下定决心没几天，却在办公楼卫生间里遇见了他。他本不该出现在这里，估计是从“大漠香”去单位路上一时内急才跑来此处蹲坑。按说我不可能知道隔间木门里蹲着高洋，狗也许能凭味道分辨，我不行。可他恰逢其时地咳嗽了一声，我本来都系好裤扣走到门口了，又转身折回来。
高洋！我喊他。可没人吱声。我敲敲靠窗那个隔间的木门，还是没反应。我一把拉开门，高洋这下没处躲了，他瞪我一眼，可还是不吱声。
你他妈躲我干吗？我说，啥意思？
谁躲你了，我用得着躲你吗？他连目光都在躲我却还死不承认，你把门关上！我忙着呢！
就不关！我说，躲不躲你自己清楚。我告诉你，我不过就是想问问你过得怎么样，你要不想说那就算了。
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屁关系！高洋思索了一下说，你以为你是谁，来管我的事！
高洋所言极是。我跟他不是有屁的关系，其实连屁的关系都没有。我“咣”地摔上门走了。厕所相遇以后我认为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这样最好，他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有他或者没他，对我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9
副营职干事干满三年，我急着调正营，可是没位置，搞得我那段时间挺郁闷。有天政委把我找去，挺高兴地告诉我，隔壁三号那边的政治处副主任转业了，目前还没合适人选接替。正好基地首长要求各团站干部加强交流，他已经向基地推荐了我，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很快就可以调整。
按说我舍不得你走，不过作为一个领导我也不能太狭隘是不是？政委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考虑你的发展进步。
政委说得我确实挺感动，感动途中突然反应过来，三号就是高洋他们团站的代号，顿时又觉得有点美中不足。转念又想，反正我俩早就恩断义绝，何况我又不直接和他打交道，所以赶紧强压心中暗喜，向政委表达了不舍之情。
后来我发现，换了单位其实也有好处。不换单位我可能就认识不了安伦。她是楼下财务股的助理员，比我晚分来几年，跟当年扣高洋工资那事毫无瓜葛，历史比较清白。其实她长得不漂亮，好在基地已经明令废除了乱扣工资的土规定，于是财务股的形象又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这次我十分确定我是在谈恋爱，而以前我在和姑娘交往时始终都不大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谈恋爱，也许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谈。
和安伦好上以后，我们经常去“大漠香”吃饭。其实我不想去那儿，主要是不想见到高洋，可安伦和麻莎是老乡，又喜欢吃那里的毛血旺，况且除此之外我们也没地方可去。每次去我都背对着吧台坐，至少这样可以不用看到高洋。可后来我发现只有麻莎一个人跑前跑后，有时她女儿都会跑来帮忙，却从来没见高洋在店里出现过。有几次麻莎和我打招呼，我也没什么可说的，随口问她高洋在忙什么。忙个屁，她很不高兴地说，天天就窝在家里看电视！起初我以为她只是女人的嗔怪，渐渐觉得她真是很恼火。
我就觉得他们一点也不合适。我说，高洋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什么啊，那是你们男人的问题好不好？安伦却站在麻莎一边，我看高洋就有病，你看着吧，麻莎非得跟他离婚不可。
我认为离婚倒不至于，让安伦别瞎说。可安伦却说，不是我瞎说，这是麻莎亲口告诉我的。我还是不以为然。每个人每天都说好多话，也没见几句是真的。可见鬼的是，安伦说完这话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俩正在宿舍里亲热，突然有人使劲敲门，把我们吓得不轻。那会儿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我想不出会有谁来找我。我俩一动也不敢动，试图营造屋内无人的假象，可安静了几秒钟，门外有人开口了。
丛俊，是我，高洋。我知道你在呢。
安伦捂着我的嘴让我继续保持静默，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起来应了一声，惹得安伦很不高兴。我们穿戴齐整，理了理头发和发烫的脸颊，然后打开门。高洋站在门口，脸色灰暗，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安伦沉着脸，从他身边挤出门走了。我问高洋有啥事，高洋嗫嚅着问我能不能在我这儿睡一晚。我问他为啥不回家，他却说他刚从家出来。我说，你这个点赶得真不好。他就不说话了。我差点说我这儿没法留你住，事实上也是，我房间就一张床，虽然是张双人床，那我也不愿意跟他挤在一起睡。可最后我还是心软了。
行吧，你住这儿吧，我再找个地方。我走到门口又说，不过就一晚啊，明天你赶紧回家去。
从宿舍出来，打麻莎手机，好半天她才接。我问她是不是和高洋吵架了。麻莎口气硬硬的，说，不是吵架，是要离婚。我说，不是挺好的吗？麻莎没说话，却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哭了好一会儿又说，其实早就没法过了，他天天下班回来就坐在电视跟前，啥子事都不干，连句话也不说。我说，这也不至于离婚吧？麻莎又沉默了半天，说，丛干事，说了也不怕你笑话，我们一年多都没过过夫妻生活了。我愣了愣问，为啥？刚结婚那段时间还可以，到后来他就不行了。麻莎说，不是说我非要这个，问题是他自从不行了以后，变得跟个死人一样，我忙死忙活他不管，跟他说话他不睬，经常叫他吃饭他都不动，我是想吵架，可我说啥子他都没得反应！
那我劝劝他吧。我说，身体有问题也可以去看呀。
劝不了。她说，你要真想帮忙，就劝他赶快离婚吧。店我也不想开了，离了婚，我也准备回老家去。
在路边发了会儿呆，我又回宿舍去找高洋。我想趁他辗转反侧的时候和他谈谈，可还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巨大的鼾声，震得门板都哆嗦。我气急败坏地打开门拉开灯，他衣服都没脱，被子也没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酣睡。
高洋！我叫他一声。
咋了咋了？和当年在九班宿舍一样，他立刻惊醒过来，谁叫我？
你跟麻莎是不是要离婚？
不是我，是她要离。
那你呢？
我离不离都行。
你他妈什么毛病啊，我说，你认真点行不行？
我挺认真的。高洋揉了揉眼睛，她特别喜欢说话，可我不知道该跟她说啥。她说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有一堆苍蝇在叫，我一点也听不明白。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那一瞬，我突然感觉高洋有些不对劲。他坐在床上一个劲盯着自己的腿，像个自娱自乐的婴儿。
算了，先不说了，你睡吧。我离开宿舍没几步，身后又传来高洋的鼾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从军校开始我们都觉得高洋有点怪，可这却是我第一次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我赶快晃晃脑袋，像一只羊抖掉身上的水一样想把这种念头抖落。我宁愿相信他只是情绪过于低落。正如很多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可绝大多数人还是决定活着。我相信坏情绪跟沙尘暴一样，来的时候有点吓人，过去也就好了。那晚我去安伦宿舍睡了一晚，安伦说，高洋肯定有病。我说，不会，他一直就这样，对我们来说有点怪，对他其实是正常的。我还和安伦打了赌，我说，如果明天早上他把我床铺收拾好了，正常去上班，那就说明他没什么事；如果他没这么做，那我给你洗—个月内裤。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宿舍，高洋已经走了，还带走了他装着洗漱用品的塑料袋。床铺收拾得很平整，桌上还给我留了个条：丛俊，谢谢你收留我。我很痛苦，可惜无法表达。高洋。
我想高洋就是放在桌上一千块钱也没这张纸条让我高兴。我高兴的是他很痛苦。他要不知道痛苦了那他妈的才是真的有病。
10
高洋、麻莎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特向组织申请离婚。高洋、麻莎(签字)。
高洋的离婚申请一共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像一颗子弹，直接就把婚姻击毙了。我让新来的组织干事提醒高洋处理好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组织干事说，我给他说过了，他说他什么也不要。我不高兴地说，什么叫什么也不要？军装不要？皮鞋不要？背心裤衩不要？组织干事见我发火了，赶紧又去给高洋打电话。过一会儿又来汇报说，高洋说他跟麻莎说好了，他就要个人生活用品和一台电视机。
操，要个电视干吗？我说，还不如要个洗衣机呢。
就是。组织干事附和我，电视机又不能洗衣服。
高洋办完离婚手续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丛俊，我有个电视送给你吧，我看你宿舍里没电视。好几千块钱的东西，我自然不能要。可他很坚持。到后来我扛不住了，说，要不这样，你先放我这儿，等你把住的地方收拾好了我再给你还回去。他想了想说，那也好。
高洋把电视搬到我宿舍以后，又有好一阵没见他。“大漠香”虽然还在营业，可门口已贴上了转让的告示。有天我和安伦在那儿吃饭，竟然看到高洋和麻莎有说有笑地从厨房出来，让我很惊讶。我问安伦他俩是不是又重修旧好了，安伦悄悄说，麻莎亲口告诉她，离了婚以后高洋又来找她，一晚上要了她好几次，跟他们结婚前一样，让她都有点受不了了。我说你们女人怎么什么事都说啊！安伦捂着嘴哧哧笑。
这说明高洋没什么问题嘛。我说，你说他们会不会复婚？
应该不会。安伦摇摇头，我也问她了，她说不可能。别说别的，她跟高洋结婚这两年，就去过一次高洋家，可高洋爸根本不让他们进门，连夜就走了。后来麻莎才知道，高洋根本就没给他爸说过这事。
送走麻莎那天晚上，我正在宿舍看新闻联播，高洋来了。我以为他要跟我聊聊，可他什么也不说，进门后慢慢地环视一圈，然后坐在电视机跟前，一言不发地晃着椅子。两条后腿着地的椅子被他晃得吱呀响。我问他吃饭了没？他说哦。我说，麻莎送走了？他还是哦。我说，你没事吧？他先哦了一声，然后又说没事。我有点不高兴，可电视是他的，他看看自己的电视我也不能说什么。
这时候安伦打我手机叫我去散步。我得出去一下，我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要不我找人把电视给你送回去吧。
不要不要！高洋站起来紧张地看着我，千万不要送，放这儿就行。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说，说个话怎么那么费劲！
我没事。他说，我就是不想说话。别人一说话我就觉得特别吵。
就你还好点。见我没说话，他又补充了一句。
第二天晚上，高洋又来了。然后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他不是临时起意来我这儿看电视的，那似乎是个长期的计划。他每天吃完晚饭就会来我宿舍，一言不发地坐在电视前。最初我以为他喜欢看中央一，后来发现他一点也不挑台，进门时电视是哪个台他就看哪个台，也许他根本什么都没看到，他只是很享受坐在电视机前晃椅子的感觉。当然电视必须是开着的，有一次我故意把电视关掉，他立刻放正了椅子，露出困惑的神情，好像发生了什么难以理解的状况。开始那几天我要出去找安伦时，都会让他先回去，他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像只听话的熊一样慢吞吞地离开。后来我也不管他了，只要他一来我就走，把他一个人扔在我宿舍。如果我熄灯号响以前回来，他肯定还在那儿晃着椅子，电视播放的肯定还是我走时的那个台。如果熄灯号响以后回来，他肯定已经离开，只有电视还开着。有两次因为应酬，我下了班直接就去喝酒，晚上回来时他竟然还在我宿舍门口站着，我不得不给了他一把钥匙，为此安伦还不高兴。我说反正给不给他都在我那儿耗着，再说，他毕竟是我同学。安伦说，那我们结婚了他还天天来家里，我们还过不过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怎么反驳。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有天晚上熄灯号吹过，我从安伦那儿回来，一开门发现高洋竟然没走。他正站在屋子中央，呆头呆脑地看着地上那张散了架的椅子。椅子两条后腿在椅面连接处断开，露出白色的茬口。
扔那儿吧。我说，你赶紧回去休息，不用管了。
高洋看我一眼，又看了看摊在地上的椅子，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我找营房股又要了一把椅子。我试了试很结实，就又摆在了电视机正对面的位置。我能帮他的也就这么多了。我甚至认为，我已经习惯了高洋每晚在这儿晃椅子，那其实需要很好的平衡能力，反正我是不行，我怕我会摔得人仰马翻。唯一的问题就是比较费椅子，第二把椅子没几个月也被高洋晃散架了，他摔倒时还把右手蹭掉了一块皮。
等高洋晃塌第四把椅子后，营房股长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丛副主任，你是不是天天跟我们小安助理在椅子上亲热啊？你不嫌硌得慌吗？实在不行我给你弄个沙发算了。我没法给他解释，只好说我喜欢晃椅子看电视，时间久了就容易坏。
那这样，他想了想说，我给你弄个结实的，保准你用一辈子都不坏。
必须得能晃啊。我比画着，就是两条后腿着地那样晃。
吃过午饭我刚躺在床上看书，门口有人喊报告。打开门，只见营房股一个兵拉着个小推车站在我门口，车上放着一把椅子。等他把小车拉进屋里，我才看清那是把暗绿色的铁椅子。四个腿都是结实的三角铁，末端有厚实的橡胶垫，椅面和椅背都是人造革面，上面有几个裂口，能看见里面绽出的黄色海绵。从颜色和样式上看，很像是从哪个古老的装备车上拆下来的。我坐上去试着晃了晃，尽管沉重却不会发出一点声响。
高洋显然很喜欢这把椅子。有几回我提议把电视和椅子都搬回家属院他家去，反正麻莎走后就他一个人住。可他死活不干。我无法确定他要在我这儿待多久，这让我有时也会发愁。当然安伦的担心也有点过头，我和高洋总有一天会分开的，谁也不会跟谁永远待在一起。
11
本来接高洋回来并不是我的事，可就跟半年前送他去医院一样，政委说谁叫你是他同学，你还是政治处副主任，你不去谁去？不得已，我只好带着技术室主任和基地医院一个医生去接他。我包里装着医院发给基地后勤部卫生处的函件，上面写着：你部高洋同志在院表现良好，经治疗已痊愈，请派专人接回为盼。
那所军医院其实和其他军医院没太多区别，只不过门窗上多了些铁栏杆，病床上多了几根束带罢了。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一个护士带着高洋进来了。他穿着病号服，看上去脸色不错，一眼就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名字，上来就要和我拥抱。我四肢有点僵硬，可还是和他用力拥抱了一下。他从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举动，这让我很高兴。
高洋，你可以出院了，一会儿把出院手续办一下。一个面容和善五短身材的医生对他说。我记不清半年前送高洋来医院时是不是他接的。那时高洋一路上一言不发，但食欲很好，我买了两只烧鸡他吃掉了一只半。到了车站，医院来了辆救护车，本来表现温顺的高洋看到车上的红十字情绪大变，手抓着车门无论如何不愿上车。我记着好像就是面前这个医生，拿出一支电棍轻轻一点，高洋立刻瘫倒在地，被拖进了车里。不过眼下高洋倒是笑眯眯的，看上去轻松又愉快，和在我宿舍里晃椅子时的高洋判若两人。
你相信我有病吗？在返程列车的车厢连接处，高洋问我。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其实我是有点信的，可想了想还是说不信。
其实我根本没病。刚来这儿我天天跟他们闹，他们就给我打针，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在这地方，你越说你没病，人家就越觉得你病得重。高洋左右看看，凑近我低声说，所以他们叫我干啥我干啥，不过给我发的药我吃下去再吐出来，我才没那么傻。
我看着高洋，觉得有点发毛，可事实上他表现得无比正常，至少比在基地时正常多了。何况我认为他的逻辑是正确的。所以我无法判断高洋到底是在说真的还是在胡说。要么他真的没病，要么就是比我想象的病得更严重。这让我感觉恍惚。
那你为啥在办公室搞那些名堂？我问他。
什么名堂？高洋疑惑地看着我，过去有些事我真记不清了，可能是刚去医院那几天给我打针打的。
你不记得自己为啥来医院了？
真不记得了。他说，我本来就没事，非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陈群记得吗？
记得啊，他老说我坏话。
余峰呢？
记得，不就在通信处么。
你记得你打过他不？
其实那也不算打吧，其实就一拳，打得也不重。
姚丽荣呢？
姚丽荣我怎么可能不记得，我还老梦到她呢。
莫黛尔？
你真会开玩笑，同学你就别问了，咱们九三级一共二十六个同学，二十一男五女，什么都忘了这个我也忘不了。高洋笑一下，我知道了，你这是在考我，看我是不是真有病对吧？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真没事。
没，我考你干吗？就是闲聊。我说，站长政委你记得不？
高洋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外号，然后说，两个傻×。
我笑了，松了一口气。他可能真记不得自己为什么来医院了，就像在电脑里找不到某个文件一样。它也许还存在硬盘某处，只是失去了可供索引的信息罢了。再说他不记得也好，省得想起来难堪。别说他，连我都不好意思提起这件事。我和安伦私下讨论过，也许是麻莎走后高洋又怀念起她的好来了。麻莎本身就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哪怕是最冷的冬天，也会忍不住让人去想象那厚厚冬装下面美好的身体。我也想过。当然这事不能告诉安伦。对高洋来说，麻莎是他唯一真正体验过的女人，当这个女人离开后，高洋也许会产生很多无法控制的混乱想法。也许就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某个思绪迷乱的时刻，他才会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解开裤扣去摆弄属于自己却不宜示人的身体的那一部分，直到从他身边经过的女同事惊声尖叫起来。
对了，麻莎和你还有联系吗？我把烟头塞进烟灰盒，正准备叫他回去时，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麻莎？高洋愣了愣，摇摇头，这是谁呀，我怎么没印象？
我忽然觉得堵得慌。列车驶入隧道，我看到车窗玻璃上映出我们俩的影子，高洋正看着别处，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
回到站里，我去向政委汇报。去之前我在电话里问政委要不要带着高洋一起去他办公室，政委说算了。听我汇报完，政委说，这小子是不是真好了？不会是医院在忽悠我们吧？
不会，我和他聊了，挺好的。我说，真比以前好多了。
好了就行。政委说，不过不能再让他回技术室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反正到了年底就得安排转业，再待下去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
那就搜索队吧。我说，他在回来的路上给我说他想回搜索队。
他自己说的？政委有点惊讶，他当初不是死活不想在那儿待吗？
可能想法变了吧。我说，我看他愿望还挺迫切。
这还不好办吗？政委点头，你别说，还真是没有比搜索队更好的地方了。
晚上我没叫安伦，单独请高洋在“大漠香”吃饭。麻莎走后，饭馆由另一个家属接了手，陈设如旧，甚至连招牌也没换，只有饭菜变得很难吃。我像个导游似的四下指指点点，试图让高洋在这儿找到点丢失的记忆，可看来没任何用处。高洋一言不发闷头吃菜，间或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无法让观众发笑的相声演员。
吃完饭回到宿舍楼前，我问高洋要不要去我宿舍坐会儿。高洋想了想说算了，他还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好去搜索队报到。我俩在楼门前的花池矮墙上坐了会儿，我抽烟，高洋看星星，都不说话。抽完第二根烟，我站起来拍拍屁股说，不早了，你赶紧回吧。高洋像是没听见，还在仰头看天，好像他第一次发现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似的。我不好就这么走了，只好也抬起头看那星光璀璨的夜空。
过了一会儿，高洋突然问我，丛俊，你在军校的时候是不是帮我抹过痱子粉啊？我愣了一下说，对啊，你以前不是老说这事吗？他想了想说，操，我现在记忆力真是有点问题，老是记不清到底是你真的帮我抹过痱子粉呢，还是我见你给别人抹痱子粉的时候，也希望你来帮我抹一下。
12
那晚跟高洋在宿舍楼前分手后，我再没见过他，事实上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我那时一天到晚都在十分认真地忙着很多现在一件都想不起来的事，所以没空想起他。只有一次在楼道里，我遇上了来机关办事的搜索队指导员。我随口问他高洋怎么样，他说挺好的，能吃能睡，干活儿也挺积极，见了人也是笑眯眯的，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眯眯熊”。
这外号不错啊。我笑笑，有个外号不是坏事，说明大家还关注他。
不过他就是不爱说话，每天吃过晚饭就喜欢一个人去八号山散步。停了一下后指导员说，我找人陪他，他不肯，他是老同志了，我也不好说啥。
那就让他自己去散步好了，他挺喜欢独处的。我说，那样他可能觉得比较自在些。
就是，我也发现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有的人是心情不好了才想独处，不过我感觉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倒还挺高兴。
挺高兴就行。我想了想说，你得多注意点他，他有时候像个孩子。
是是，丛副主任你放心，我肯定是很上心的。指导员知道高洋是我同学，所以说起话来很小心，对了，他年底能转业吧？
应该差不多。
最好能顺顺利利地走。指导员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还是不适合在部队干。部队讲究集体观念、整齐划一，特别连队更是这样。说老实话，在连队他还是显得太独太另类了，要是转业回地方，没准对他更好些。
我听了这话虽然有点不舒服，可我清楚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只能点点头。
高洋去搜索队三四个月后，有天清晨实弹射击时一发弹引信出了故障，不接收起爆指令，发动机动力耗尽后从高空坠落到八号山后面的沙丘上。导弹战斗部没起爆的情况比较少见，处理起来也比较危险，所以负责试验的基地首长坐车到了残骸落点附近后，先派了一个负责战斗部的工程师去看看情况。他爬上沙丘围着残骸检查了一下，回来说引信变形了，一时半会儿拆不下来，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找人运回来拆解了就行。这事当然归搜索队，首长就让搜索队派人把残骸从沙丘上弄下来。可队长指导员问了一圈，一帮人都不吱声，最后只有高洋慢吞吞地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高洋为什么要举手。在军校时，教员上课提问他从来没举过手，至少我从来没见过。要么就是他想挠挠发痒的头皮，结果被误认为是在举手，这也不是没可能。有一次我休假时跟安伦在一个挺大的生态农庄吃饭，大厅里有人在拍卖自己的画作，也就是花开富贵猛虎下山那类，一幅三五百块钱，但没人应拍。有一瞬我可能抬手摸了摸安伦的头，结果一个家伙就兴奋地冲过来把画往我手里塞，还祝贺我抢拍成功，害得我费了半天口舌才得以脱身。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测，也许高洋就是想自告奋勇去处理残骸，他和我们不一样，我没法揣测他那一刻在想什么，当然，他可能什么也没想。
高洋拉着一根细钢丝绳爬上了沙丘，他的任务是把钢丝绳固定在导弹残骸上，然后再用卡车把它拖下来。那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办公室忙我手头的事，所有这些都是我在事后整理材料时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搜索队队长给我说，那天天气晴好，他在望远镜里看见高洋把钢丝绳固定好后往回走，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然后又重新折回到残骸旁边，用力拽了拽钢丝绳。紧接着一声巨响，沙丘上腾起一团橘黄色的火光。
我再拿望远镜看，啥都没了。队长说，全炸没了。
我们都清楚，战斗部起爆后，会飞出数千枚高速金属碎片，可以把一架战斗机炸成蜂窝，所以费了很大劲，才把零零碎碎的高洋找回来了一部分。这事来来回回调查了将近一年，来了好几个级别不同的工作组，最终认为，高洋在返回检查钢丝绳固定情况时瞬间引发静电，从而激活了导弹引信，导致战斗部突然起爆。高洋牺牲虽然属于事故，但就跟雷锋同样也死于事故一样，他最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个人一等功。我作为高洋烈士生前的军校同窗，专门被指派接受新闻记者团的采访，我给他们讲了不少高洋的事，比如他在军校担任中队长时是多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他是如何扎根大漠忘我工作而忽视了家庭导致离婚的，他是怎样不怕艰苦主动要求到搜索队工作的……我说了好多，而且我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
过了一段时间，有次在电话里余峰说，高洋这下成为咱们班第一个有结局的同学了。
可我总觉得高洋还在某处游荡，所以即使已经和安伦结婚了，我还是坚持把宿舍里那把铁椅子搬到了家里，为此还和安伦吵过一架。她认为这椅子并不代表什么美好的回忆，又不是她送我的信物，比如一个钱包一条皮带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人的遗物。我也不再跟她争辩，而是把椅子搬到了阳台上，空闲时我也会坐在上面看书，间或也晃一晃。当然了，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高洋晃得那样平稳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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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男，1975年生于陕北，1992年考入军校，历任排长、指导员、干事等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若干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及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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