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品
远山的烛光
图文 | 王雁翔
正午的梅坪村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山坡上错落稀疏的宅院里，偶尔传出一两声鸡鸣狗吠。然后，又归于寂静。
明晃晃的烈日下，60岁的古槐基安静地坐在教室门口，四周高山连绵，头顶的天空瓦蓝瓦蓝。对面山坡上就是他家的老宅。
七月里，他已经填了退休表，但没有人愿到这个偏远大山里来，秋季一开学，他又回到了山里。他说：“没人来，我走了，还有两个孩子，年龄那么小，到哪里去上学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37年里，古槐基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他一次次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是无奈，还是担当？如果退伍那年不接那个茬，咬咬牙走出大山，古槐基现在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
都说山路十八弯，但进梅坪的盘山路远远不止18道弯。山路崎岖狭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车子在路上颠上颠下，忽左忽右，摇晃颠簸得人心直往嗓子眼里蹦，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陪同我的惠东县民政局副局长罗永茂说：“以前进出山是一条不足1米宽的黄泥小路，遇到暴雨天，时常发生山体滑坡，道路泥泞，村里人有时几个月都无法出山，这条水泥路还是在古槐基的带领下修的，２００９年７月才通车。”
抵达安墩镇水美小学梅坪教学点已是正午。传说中的“草根英雄”“广东好人”――古槐基，站在教室门口，背微驼，鬓发微霜，一身迷彩服，透着军人气。
梅坪是个自然村，位于广东省惠东县安墩镇最北部，这里海拔１１８６米，层峦叠嶂，近处是山，远处还是山。村里孩子到山下最近的水美小学上学，要走7公里崎岖山路，村民想买点日常用品，也要早出晚归，跑到山下11公里外的安墩镇洋潭村去。
古槐基一脸开心地介绍：“看，这是梅坪的第三代教室，去年县上专门拨了30万元，年初刚落成！”
烈日当空，白墙灰瓦的新教室显得非常孤独、耀眼，教室里5张铁课桌，是山外一个慈善组织捐赠的，斑驳破旧的小讲桌，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产队会计用过的。
从教室里出来，他抬眼望着寂静的村子说：“上学期有五个学生，三个升三年级的，开学去了水美小学，现在只剩两个一年级的学生。”
门前不远处，有一块不大的水泥平地，是村民的打谷场，也是学生的操场。一副崭新的篮球架，是古槐基去年专门跑到县体育局要来的。
水美村支部书记张职良领着我们爬上山坡，走进一家空旷老旧的宅院，“这是老村长古兆权家，他这段时间从县城回山里避暑。”
77岁的古兆权一见古槐基，满脸慈祥，笑着拉住古槐基的手往堂屋里的上座上让，俩人像多日不见的兄弟。
“他有文化，如果当时不接那个茬，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生活。”聊起37年前的往事，古兆权语气里透着沉重、感动和钦佩，他看着古槐基轻轻地说：“但谁能想到，这担子你一下子挑了37年！”
１９７０年冬天，18岁的古槐基差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但他向往军营生活，怀着梦想走进了军营。当兵第三年，他当上了班长，入了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5年后，古槐基光荣退伍，揣着一摞荣誉证书又回到了大山，但他的梦想和追求在山外。他打算在家里陪几天父母，就到县城去联系工作。
一天傍晚，古兆权摸黑来到古槐基家的老宅，几句寒暄过后，就没了言语。随后，来了10多个村民，都一声不吭，闷头坐在天井边抽烟。沉默了一阵，几次欲言又止的古兆权说：“代课的老师又走了，20多个孩子没学上，村里数你文化程度最高，又当过兵，见过世面，能不能帮忙顶一顶？”
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屋子的人都沉默着，静静地等着古槐基的回答。贫穷、偏远、闭塞，使得这个客家山寨家家户户穷得连煤油灯都点不起，村里几乎没有几个读书识字的人，孩子们的启蒙教育，只能从山外聘请老师。请来的老师时间长的一个学期，短的个把月就走了，来来去去请了20多个，走马灯似的，总也留不住。
“让我想想，过两天给你回话。”送走村长，古槐基一夜辗转难眠。
他试着征求父母意见，话没说完，父亲就骂开了：“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为了啥？你吃尽苦头读书又图个啥，不就是为了让你能走出大山闯个好前程吗……”
“我也知道山里生活难挨，折磨人，为了走出大山，我翻山越岭求学，吃得那些苦一辈子都不敢忘。”他不敢看父亲铁青的脸色，“山里人没文化，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辈子都飞不出大山。我走了，改变的只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在心里苦苦挣扎了3天，古槐基答应村长，并一再叮嘱：“我先顶一段时间，最长只干3年，等请到了老师，我就走！”
二
当年，简陋的教室是生产队的一间粮仓，上边存放谷物，孩子在下边上课，20多个学生，是一、二、三年级复式教学。课堂上，古槐基同时上三个年级的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他一肩挑。
生产队给他的代课费是，每月18块钱，50斤稻谷，记30个劳动日的工分。
山里人的生活要说多难就有多难，许多孩子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即便两三块钱的学费，都东挪西借凑不齐。开学了，看到谁家孩子没来上学，古槐基就一家一家去劝：“再穷，也要让孩子念书。没钱，我垫着，先让孩子来上课。”
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像村里的无名河，不舍昼夜，流去不再回头。老村
长一趟趟去山外请教师，每次都失望而归。古槐基也一年接一年，用军人的忠诚与山里人的坚韧守望着老师的岗位。
大山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１９７６年初春，古槐基去山外赶集。在泥泞的山道上，碰见邻村一个赶集的姑娘挑着两筐猪崽走得吃力，他主动把她的担子接过来挑在了肩上。从此，俩人相识相爱。年底，他与这个叫唐月娥的姑娘走进了洞房。
一晃3年过去。他们在大山里有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3岁，小女儿刚满百天。妻子敬老爱小，勤劳善良，古槐基没黑没白，一心为学生忙碌着，尽管日子贫穷而艰辛，但一家人感到很幸福。
然而，１９８０年，苦难突然而至。
一天，妻子从田里回来，感到身体不舒服，古槐基扶她躺下，拔腿就往山下跑。山路崎岖，他跌跌撞撞一路狂奔，平时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不到半小时就冲到了山下。
“医生给她打上针，还没顾上喝口水，人呼吸就停止了。”说着，他抬起头，满脸泪水，“她才25岁，连患了啥病都没来得及搞清楚，命运为什么那么残酷？”
我们愣愣地坐在他对面，不知如何接他的话。
痛苦像一把钢刀，撕碎了古槐基的心，上有60多岁的父母和80岁的奶奶，下是一双年幼的女儿，他该怎么办？
“大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停地生病，我一趟趟背着她去山外求医，走在山路上，女儿哭，我也哭，但哭能解决啥问题，心撕碎了，拼起来，日子还得往前过。”说着，他别过头去，静静地望着窗外，“大女儿的心脏病一直拖着，没钱看，２０００年临产时，那病还是要了她的命，死的时候只有23岁。”
“那时，日子太苦了，但岳母对我非常好，每年端午节前后，家里揭不开锅，我就去她家挑一点红薯回来。”他脸上的表情慢慢地亮堂起来。
他的痛苦和艰难，村长古兆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１９８１年，古兆权当“红娘”，让古槐基与邻村一个姓戴的姑娘又组成了新的家庭。但贫穷像一座山，仍压得他喘不过气。
每天天不亮，古槐基就与妻子摸黑上山，把林业工人采集的山货，赶在孩子上课前先挑到家里，下午五点孩子放学了，夫妻俩安顿好一家老小，再接着把山货往山下挑。崎岖泥泞的山路上，俩人挑着上百斤重的山货高一脚低一脚往山下赶。货送到水美村，回到家常常已是深夜。而夫妻俩起早摸黑跑15公里山路送一趟货，还挣不上2块钱。
有时是一担松脂，有时是两捆锄头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跋涉在坎坷的山路上，身材瘦小的古槐基心跳如鼓，气喘如牛，肩膀红肿，扁担一碰就痛得钻心。一次，他在山路上滑倒，又被挑着的锄头柄重重地砸到了头上，当场昏死过去。看着躺在泥泞中的丈夫，束手无策的妻子用树叶接来山泉，一滴一滴喂进他嘴里，他竟慢慢地醒过来。
村里年轻人一拨一拨走出大山，去广州、深圳寻找新生活，古槐基心里也起了涟漪，他一遍遍问自己：就这样当个代课教师，一辈子守在不通路不通电的大山里过生活？就这样一辈子接受贫穷与落后的抽打吗？他心里很矛盾，坚守，活在穷山里太受罪；走，又放不下孩子上学的事。父母和妻子一次次问他，你到底心里啥打算？他总是不说话，忍不住了，就吞吞吐吐地说：“再过一阵吧，孩子上学是大事，是山里人的希望。”
那时，村民们散居在河沟两岸。河上没有桥，几块大石头上面垫几根木头或破木板就是桥了。一到雨水季节，山洪肆虐，桥没了踪影，河水齐腰。古槐基每天早早候在河边，将孩子一个一个背过来，接到教学点，放学，再一个个背过去，送回家。
南方大山里，多雾又多雨，每到雨季，村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涨水的河里，身材瘦小的古槐基像一条小小的渡船，背着孩子一趟趟在河水里往返。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５日，古槐基正在上课，突然狂风暴雨呼啸而至，教室摇摇欲坠，他赶紧把孩子往安全的地方转移。孩子们刚刚跑完，简陋的教室瞬间被洪水冲走。
“教室没了，就让孩子到家里上课。”他把家里的门厅变成了教室，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像温暖的炊烟，从他家的宅院里一阵一阵飘出来，在大山里回荡。
半年过去了，教室仍没有着落，古槐基写了一份申请，拄着棍子翻山越岭，跑到县财政局要了1万元重建款，回到村里，又动员村民筹集了一点。但对大山深处的梅坪村来说，困难的不仅仅是钱，山高路远，沟深坡陡，钢筋水泥要运进山比筹钱还难。
古槐基找村民们商议：“山里人过日子，靠的就是肩膀和腿，既然建筑材料运不进来，咱们就从山外往回挑。”每天下午放学，古槐基就跟着收工的村民一起从山外往回挑钢筋水泥，整整3个月，他和村民们硬是用肩膀为孩子挑回3间教室。
三
坐在院子里聊天，我问古槐基：“你从山里送出去220多个学生，有5个考上了大学，10多个上了中专，自己的孩子却早早辍学了，你后悔过吗？”
“没有，耽误了孩子，我心里很内疚，但有啥法子，顾了这头，就顾不上那头。”心直口快的古槐基忽然沉默了，他仰头望着蓝天，半天不说话。
这时，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了进来，约摸七八岁的样子，浑身是土，小脸黑里透红，怯生生地看着我们。古槐基把两个孩子拽到怀里，给我介绍：“这是古银，这是古靓妮，都上一年级。”和学生在一起，他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瞬时灿烂起来。
“叔叔从很远的路上来看咱们，给叔叔唱首歌。”他摸着两个孩子的头，“就唱前两天刚学会的《一分钱》吧！”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大山里一派寂然，两个孩子用清亮悦耳的童声唱起了《一分钱》儿歌，歌声像波浪一样，一层层荡开，在空旷的大山里回响。
山里孩子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有层层叠叠的山峦、茂密的山林和田地里的辛苦劳作。尽管他们没出过山，也没见过警察叔叔，更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怎样的热闹与繁华，但这清亮亮的歌声，也许已悄然为他们幼小的心灵打开了梦想的翅膀。
古槐基是这个偏远山寨唯一拿工资的人，工资从每个月的18元涨到20元、25元、30元……可是，一家老小八口人，两亩山坡薄田，产量很低，不仅全家人的生活都担在他的肩上，他还得为村里贫困家庭的孩子垫付学费、买一些学习用品。艰辛与贫穷给古槐基的折磨比村民们还多。
１９９８年，古槐基从代课老师转正为公办教师。但他心里却痛得夜不能寐，默默坚守，让一个个山里孩子实现了读书的梦想，而他自己的孩子却辍学了，大儿子古瑞浩初中没念完，15岁就出门打工了。
几个在地方当领导的战友给古槐基捎话：“山里日子太清苦，如果你愿意，我们几个战友帮忙把你调到县城来。”
古槐基第一次打了工作调离报告。水美小学校长张立冲歉疚地说：“这些年你守在山里不容易，确实该换一个好点的环境了。”
村民听说他要走了，傍晚都到他家里来坐着，不说话，挽留之情难以出口，但古槐基看在眼里。他在心里安慰自己：“一家人都在城里，自己患腰椎间盘突出，有时腰疼得厉害，躺不下，坐不住，不走咋办！”
山里孩子朴实得像山野里的花朵，听说老师要走了，五六个小学生围在他身边，什么话都不说，光一个劲地哭。看着孩子们的眼神，古槐基心如刀绞。山村的夜晚很静，眼热心痛的古槐基心里很乱。他心里清楚，自己走了，没老师来，几个孩子没法去山外上学，就只能辍学。
第二天，天不亮他就上路了，急匆匆地去了山下。老战友在电话里一听他变了主意，不愿往外调，立马就火了：“调不调你自己拿主意，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说完，电话咣的一声挂了。
顶着满天星光走在弯弯的山道上，他心情无比沉重，双腿沉得像灌了铅。
妻子戴素芳苦苦企盼的幸福宛如一弯水中之月。那天晚上，这对恩爱夫妻吵架了，吵得很厉害。妻子一边哭一边把他往门外推：“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儿子想想，这些年你窝在山里苦还没吃够，这个家你不要，就别回来了！”
古槐基说：“谁不爱自己的妻儿，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只考虑自己。”
他把我们拉到院门前：“你看山坡上这些房屋，就能想到那时村里人生活有多艰难，这么贫穷偏远的地方，谁会来，我不出山，孩子们才能走出大山。”
“其实，当时咬咬牙走了，说不定问题会有办法解决，你身体不好，一个人留在山里，没人照顾你，咋生活？”我问他。
“拍屁股走了，我良心上过不去啊！” 他看着我，眼睛里蕴含着太多深沉的情愫。
妻子去惠东县城跟儿子一起生活，古槐基没有走，他独自留下了，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老屋，守着梅坪教学点的几个学生。琅琅读书声每天依旧在大山里准时响起。
四
大山里的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古槐基静静地坐在门前，听着潺潺的流水声。
站在他家门前，能看见村里几星灯光，尽管显得昏暗微弱，却让人觉得群山环抱的梅坪少了一点空旷与绝望，多了一点生命的气息与温暖。
在这样的静夜里，只要俯下身仔细谛听，可以听到生命沉重的呼吸，河流欢唱，草木吸吮露珠，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在暗夜里低吟浅唱，它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欢唱生命。
“梅坪是偏远山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首先要解决电的问题，有了电，山里有水，有林业资源，可以建发电站……”２００４年冬天，古槐基拿着自己在煤油灯下写好的报告，去了山下的安墩镇供电所。所长曹荫锋看完报告后，立马答应：“好，剩下的事我去跑，村里抓紧筹两万元买电线电杆。”
踏着夜色归来，古槐基深一脚浅一脚，挨家挨户把村民叫到一起商议筹钱的事，一屋子的人都默不作声。古槐基说：“咱得拿出一股子自己救自己的心劲把电通上，不能像父辈一样点一辈子煤油灯。”
说了半晚上，村民们东挪西借只凑了1﹒7万元，还差3000元，要打一张欠条，村民都不愿在上面签名。古槐基说：“我签吧，实在凑不上来，我来交！”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３日，梅坪开天辟地第一次用上了电，结束了这个客家山寨祖祖辈辈靠点松脂、煤油灯过日子的历史，村里热闹得像过大年，家家灯光通明。
通了电，古槐基又开始盘算修路的事。有人劝他：“村里人慢慢都走光了，你费那个劲干啥？”
“我当过兵，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说，“通了公路，将来开发建设进出就方便了。”
黄泥小路要拓展成能进出车辆的水泥路，会影响沿途村民稻田、山林和房前屋后的菜地、果园。古槐基和村支书翻山越岭，一家一家做解释工作。沿途村民工作做顺畅了，钱也是头痛事。他睛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四处奔走，通过村民集资、找人捐资等多种途径，忙碌了一年多，亲戚朋友，凡他认识的人他都找了一遍，少的几十元，多的上万元，终于筹集了60多万元修路资金。
２００７年春节一过，沉寂的大山里就急匆匆响起了隆隆炮声。经过两年紧张施工，２００９年７月，一条水泥路像一条飘带，从山下的水美村绕进了梅坪。
电通了，路修了，古槐基又跑到山下找水美村支部书记张职良：“村里年轻人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全是老人和孩子，有个急事联系不上，你看能不能找找电信部门，给梅坪架一个移动信号发射塔。”
拉光纤的工人在山里施工没地方吃住，他乐呵呵地说：“我家屋子空着，吃住都放在我那里。”
２０１０年春天，远山里的梅坪又迎来了新生活，有了手机信号。
但谁知道，就在古槐基为梅坪通电、修路四处筹钱的时候，在惠州商业学校读书的小儿子古伟松却交不起学费。看着17岁的儿子含着泪水离开学校去深圳打工，古槐基背过身，心里痛得不能碰。
在县城，我问古伟松：“你心里埋怨过你父亲吗？”
“刚辍学那会，我非常痛苦，觉得他没有本事，心里老是想着别人。”
“那么多艰难痛苦他挺过来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不都一件件带着村里人干成了吗？”我说。
“你想想，我好不容易考上，只上了一年，啥都还没学到。”他低头看着地，想了一会儿，又笑眯眯地说，“1年学费1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不能怪我爸，他这一辈子不容易，如果能体检合格，今年冬天我也准备去当兵。”
也许，他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他渴望拥有的东西。
五
山下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后，梅坪教学点取消了三年级，只剩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教学任务轻了，古槐基反倒觉得日子比过去更熬煎了。
白天一心为孩子们上课忙碌，到了晚上，时间就显得有些难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寂寞让他常常不知所措，有时他会在呼呼转动的风扇下写一首古体诗，有时，他会在一块小黑板上写板书，擦了写，写了擦。
“梅坪村原来有3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条件稍好一点的，都陆陆续续搬到县城去了。现在村里只剩下5户人家，也许再过几年，梅坪村就消失了。”他说着忽然叹了口气。
一条拇指粗的水管从屋后的小溪里通到门前，清澈的泉水是古槐基洗衣做饭的生活用水，门前的一丛三角梅在阳光下开得蓬蓬勃勃。
黄昏，太阳慢慢地从山顶上沉下去，火红的晚霞在山林、稻田、场院间弥散。古槐基静静地坐在老屋门前，望着对面山坡上的教室，一语不发，表情恬静。他像一尊守护神，在孤独寂寞里看日落月升，日子一天天过去，记忆一点点沉淀。
男人们吆喝着牲口从稻田里归来，妇女在场院里大声说笑，孩子们追打嬉闹，粥的香味，如缕缕炊烟，弥漫着，升腾着，整个村庄，从早到晚都听得见笑声，热闹如集镇。山村里这些曾经温馨而寻常的场景，眼下，古槐基只能一遍一遍在脑海里回味。
村里一些人家搬走后，土地便闲置起来，长满了荒草。老屋门前的菜园也荒芜了，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古槐基想下地打理出来，种一些蔬菜，却一日日挨着。懒得打理，除了自己患有腰间盘突出，腰疼得蹲不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吃苦受累种出菜没人吃，就烂在了地里。
在爱的庇护和炊烟的笼罩下，一茬茬孩子在梅坪接受启蒙教育，不断从山里走向山外，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的成了小老板，都在他乡燃起了炊烟。
现在，古槐基的宅院里，一只黑狗，一只灰猫，几只鸡。每天回到家里，他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有时会有一两个邻居到他的老宅里来坐坐，唠一会家常。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太寂静了。
“我喜欢安静，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他笑着说。在静得出奇的黄昏或者清晨，他喜欢坐在老宅门前，让这个村庄的一些飘渺记忆在脑海里时隐时现。
“我是个平凡的人，当兵，教书，一辈子就这两件事，真没啥好写的！”我一提问，他总这么回答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天，我发现他常常显得手足无措，对报道毫无兴趣，甚至隐隐有一些焦躁。
２００９年３月，1岁多的孙子古鹏不小心被烫成重伤，大儿子古瑞浩打电话想让他回家帮着照看几天。古槐基匆匆下山，只在家里呆了半天就急急忙忙赶了回来。他说，孩子上课不能耽误。
平时，他一个月回一趟县城，先骑一辆老旧摩托出山，把车子存放到洋潭村老乡家里，坐中巴到惠东县城，再转公交车回家。有时点赶得不巧，回一趟家在路上会折腾差不多一天。
在家里享受一天天伦之乐，然后，带上妻子为他做的咸菜和鱼丸，又一个人默默回到山里，为孩子上学忙碌着。
老宅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简陋的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相框，里面是他穿戎装的单身放大照。“这是我专门跑到山外边做的，那时候年轻，还蛮帅气。”我转身看他，古槐基站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满脸自豪和笑意。
他心里还珍藏着40多年前的光荣与梦想。
王雁翔，甘肃平凉人，作家、资深记者，现居广州。诗歌、散文作品见诸《解放军文艺》《前卫文学》《天涯》《作品》《山东文学》《广州文艺》等刊。作品曾获第十三届、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年度精品一等奖，长征文艺奖等，已出版《穿越时光的河流》等作品多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监 制：王雁翔
责任编辑：罗 炜
实习编辑：黄智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