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6日报道 英国《新科学家》网站近日刊载题为《美国梦消失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的文章称，所谓的“美国梦”是指无论一个人出生时的地位如何，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社会层次的提升。但最新数据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表明美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受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文章称，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迈克尔·豪特研究了1994年至2016年间收集的2万多人的数据，并按照社会经济指数（SEI）来进行排名。他结合职业人士的薪酬和资历，给他们一个从0到100的评分。从事法官和外科医生等职业的人得分接近100分，而低收入、资历少的人，比如看门人、备餐工人和洗衣工的得分则在9分至15分之间。
文章称，豪特对所谓代际传递的社会流动情况尤其感兴趣，因为这表明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如何受其父母、祖父母等人所从事的工作的影响。
文章称，他发现，一个人的SEI得分与其父母的得分有很大关联，父母的得分每提高一个点，子女的得分平均就会提升超过0.5个点。这是因为出生在父母SEI分数非常低的家庭的孩子往往会比他们的父母拥有更高的SEI分数，反之亦然——这中间的趋势往往呈线性。因此，对SEI分数为10分的父母来说，其孩子的SEI分数有望达到30分左右；而SEI分数为20分的父母，其孩子的SEI分数可能达到35分左右，以此类推。
文章认为，另外也存在着性别效应。譬如说，父亲SEI得分在90分左右的，儿子通常得分为70分左右。但假如他生的是女儿，女儿的平均得分一般在62分左右。
文章称，这项调查得出的代际传递程度高于近期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后者通常侧重于收入而非职业。豪特说：“在此类研究中，这项调查揭示的不平等程度是最高的。”
文章称，从1994年到2016年的22年间，这种代际传递并未发生改变。这项研究还显示，在单亲家庭中，代际传递的程度要低得多。
文章援引豪特的话说：“美国人所讲述的‘机遇之地’的故事意味着，代际传递近乎为零。”过去的研究估计它在0.35至0.45之间，而最高分为1（即如果每个人都从事与父母一方相同的职业的话）。豪特说：“我的估计是高于0.5，那意味着美国人的代际传递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高得多。”
【延伸阅读】BBC揭秘特朗普祖父拼搏故事：少小离家成就“美国梦”
参考消息网8月5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31日刊登题为《特朗普的祖父少小离家 拼搏成就“美国梦”》的文章，讲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移民美国后，成就“美国梦”的经历。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看上去和当时的其他移民没什么不同，老特朗普经过长时间坐船海上颠簸后来到纽约，想在那里挣钱寄给留在德国巴伐利亚老家的母亲和四个兄弟。和其他许多移民一样，他不会说英语，在比他早到美国的姐姐家住了好几年，不过他和其他移民不同的是，在老特朗普到达曼哈顿岛南部的“城堡花园”移民中心122年后，他的孙子唐纳德·特朗普成了美国第45任总统。
一路颠簸到达美国
1885年10月19日，16岁的弗里德里希·特朗普第一次看到了纽约湾，当时在海湾的“自由”小岛上，自由女神像仍然在建造之中。老特朗普乘坐的邮轮SS Eider号从德国北部的不莱梅起航，大约10天后越过大西洋抵达纽约。
老特朗普乘坐的船舱在最底层，也就是装货物的那层船舱，相当于后来的三等舱。他并没有自己的船舱，旅途间只能和其他旅客一起在公共空间休息。《特朗普：三代建筑者和总统》一书的作者关达·布莱尔说，“他只有个能睡觉的折叠床，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才能吃一顿饭，食品也很简单。”
对老特朗普来说，那次大西洋上的航行不大可能轻松愉快，三等舱的旅客在两周左右的旅途中没有厕所或淋浴设备。晕船的时候，他们就在睡觉。抱怨新旅客气味难闻，司空见惯。老特朗普单身一人旅行，并没有成年人陪伴，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到达彼岸的目的。
《特朗普》一书的作者布莱尔说，“毫无疑问，他是个精打细算的移民，他自己说过他移民是为了挣钱帮助自己的母亲，他和他姐姐都往家寄钱。”布莱尔还说，不久老特朗普的另外一个姐妹也来到美国和他们团聚。
特朗普的老家是德国巴伐利亚的小村卡尔施泰特，他们家在那个产葡萄酒的乡村拥有一小块土地。但是在老特朗普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家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母亲被债务困扰，加上养家糊口的压力，她不得不让老特朗普去附近的小镇去做理发学徒。
老特朗普起早贪黑地干了两年半，每周7天，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钱支付理发手艺培训，当返回卡尔施泰特的时候，他意识到那个小镇太小，容纳不下两个理发匠。面对暗淡的前景，而且还可能被征去服3年兵役，年轻的弗里德里希·特朗普选择离开家乡去新世界。他在一个夜晚离开了自己的家，走时留下了一个字条，向母亲解释了他离开的原因。
为特朗普家族房地产帝国埋下种子
老特朗普到达纽约后受到他姐姐凯瑟琳和她丈夫弗莱德·舒斯特的迎接。他的姐夫也是出生于德国卡尔施泰特农村的移民，他们让他在自己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家中居中。当时那里是移民、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德国人喜欢居住的地方。他在美国最初几年靠理发为生，后来他离开纽约去美国西北部碰运气，先到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住下来，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不久，1892年他首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参加投票。当时在美国归化入籍十分简单：入籍者需要在美国生活7年，然后有人作证说申请人“品行良好”就行了。
在西雅图，老特朗普开始改行，不再做理发匠，而开始经营餐馆和小旅馆，为大批蜂拥到西雅图的人提供服务。
作者布莱尔说，“在后来8年当中，他开过许多餐馆，第一家开在西雅图，然后在育空和其他有‘淘金热’的地方开餐馆，他所做的就是在矿工身上挖掘（财富）。”“他自己从来没有进入采矿业，只是为矿工提供服务，因此他去有工人的地区（做生意）。”
关达·布莱尔说，“当他（老特朗普）在1900年离开育空地区的时候，他已经聚集了相当于现在50万美元的财富。”
老特朗普成为有钱人后，首次回到阔别15年的德国故乡卡尔施泰特，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家邻居的女儿，比他年轻11岁的伊丽莎白·克莱斯特。1902年8月，他俩结婚，把家搬到了纽约，在那里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然后老特朗普又重操旧业做理发生意，还兼顾一家旅馆的经营，但是他太太伊丽莎白十分思念德国家乡，在1904年他们又回到了德国，计划一直在那里生活下去。
但是事与愿违。1905年，弗里德里希·特朗普收到巴伐利亚当局的一封信，信中说他重返德国的申请被拒，当局命令他在两个月内离开德国。在绝望中，老特朗普写信给巴伐利亚摄政王路特波德，请求摄政王允许他留在德国。但老特朗普的请求并没有任何结果。1905年6月，特朗普一家又回到了纽约。特朗普回到纽约后不久，他的妻子就生下了弗里德里希·克莱斯特·特朗普，就是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父亲。
那次回美国后，老特朗普又做了一段时间理发匠，直到他开始做小本生意为止。老特朗普开始在纽约皇后区买地皮和小房产，因为在后来几年那里是纽约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方，那也是特朗普家族房地产帝国的种子。不过老特朗普并没有看到家族的房地产大发展，1918年他死于流感。
一百多年前，老特朗普只身一人，只带一个皮箱，一张三等舱船票来到美国。他让家人在新世界站稳了脚跟。作为一个移民，他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2018-08-05 00:17:01）
【延伸阅读】研究表明相同成长背景下黑人男孩更难实现“美国梦”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 法媒称，据19日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即使最富裕家庭长大的黑人男孩，成年后的收入也要比相同背景的白人男孩更低。
据法新社3月20日报道，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称，富裕家庭出身的白人男子一般能继续过富足生活，而在富裕家庭和高端社区长大的黑人男孩变穷的可能性比继续富足生活的可能性更高。
报道称，此项研究跟踪了2000万孩子的生活轨迹，结果表明在父母收入相同的背景下，白人男孩的收入比一起长大的黑人男孩高，这种情况出现在99%的美国社区。
然而这个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合作开展的研究说，家庭收入背景相似的黑人女孩和白人女孩成年后没有此类收入差距。
研究说：“‘美国梦’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收入向上流动：即孩子的生活水平要比父母高的理想状态。”
这个名为《美国种族与经济机会》研究报告的执笔人拉杰·切蒂和纳撒尼尔·亨德伦表示，相比之下，拉美裔美国人“几代人以来在收入分配方面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亚裔移民的收入向上流动情况比所有其他族群都要好。
研究还发现，在人生早期搬入贫困水平较低、种族偏见更少和父亲陪伴较多的黑人男孩，在成年后入狱的情况更少且收入水平更高。
两名报告执笔人说：“即使父母收入、教育程度和家庭财富相当，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街区，上的是相同的学校，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成年后的命运差别仍然很大。”
报道称，他们提议为黑人男孩设立帮扶项目，努力减少白人族群中的种族偏见，消除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歧视，以及出台措施推动各种族之间的交流。
2017年2月24日，来自美国沃特金斯小学的100名五年级学生在林肯纪念堂前背诵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2018-03-21 13:51:04）
【延伸阅读】哈佛教授批美国梦 称人们已陷入盲目乐观
参考消息网2月27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月22日刊登题为《美国梦的囚徒》的文章称，随着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恶化，许多观察人士或许会假设，美国人希望通过建立更进步的税收制度来缩小收入差距。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因为201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全面的税改法案，至少在短期内，该法案将使收入更高的家庭大为受益。
盲目反对再分配
《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过去几十年间，尽管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美国人对再分配的支持度一直维持原有水平。据信，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曾说：“社会主义从未在美国扎根，因为穷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暂时窘迫的百万富翁。”也许，斯坦贝克是对的。
文章称，对那些认为社会应该为人人提供平等机会，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应该爬上更高社会经济阶梯的人们来说，再分配既无必要也不公平。毕竟，机会均等主义者提出，如果每个人的起点相同，那么不好的结局一定是因为个人的过失。
文章称，这种观点接近于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70%的美国人认为，穷人能靠自己摆脱贫困。这与欧洲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仅有35%的欧洲人持相同观点。换言之，大多数欧洲人认为穷人不幸，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穷人懒惰。这也许是相较于美国，欧洲国家支持更慷慨且更耗资的社会福利的原因之一。
高估社会流动性
文章认为，对于社会流动性，美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乐观看法。这些看法根植于美国历史，一个个关于移民白手起家的故事更是加深了此类看法。但如今，美国人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更多是基于迷思，而不是事实。
文章分析称，美国人估计，12%来自最低收入阶层的儿童到他们退休时将跻身最富有的阶层。美国人还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在今天处于贫困阶层的儿童中，仅有22%的儿童在成年后仍然贫困。
实际情况是，这两个比例分别为8%和33%。换言之，美国人高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低估了世世代代陷于贫困的可能性。他们还认为，如果人人都努力工作，那么通过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美国梦就会更接近现实。
文章称，在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地理区域，受访者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也不相同。在美国和欧洲，在经济政策问题上自称“保守派”的人认为，对所有儿童来说，机会是均等的，而且他们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公平的。
文章称，自称“自由派”的人却持相反的观点。这些人支持政府干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市场自由发展，那么将无法确保公平，甚至可能产生更多不平等。
举例来说，在看到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悲观信息时，自由派更加支持包括公共教育和全民医保在内的再分配政策。
与此相反，保守派仍不为所动。尽管他们承认，低水平的社会流动性制约经济发展，但他们仍反对政府干预和再分配政策。
保守派不信任政府
文章认为，保守派这种反应的部分原因是缺乏信任。许多保守派深深地鄙视政府；仅有17%的美国和欧洲保守派选民表示，他们信任本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政府持负面评价的保守派比例达80%；在自由派中，这个比例接近50%。此外，很大一部分的保守派表示，减少不平等的最佳途径就是对企业和个人减税。
但对政府的不信任也许还源于一种认识，即政治制度受到操纵，政治家不能或不会让形势好转，因为他们已被既得利益“绑架”，深陷立法僵局或被官僚主义束缚了手脚。简言之，当保守派得知，真实的社会流动性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时，他们认为，政府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正如J·D·万斯在2016年的著作《乡村挽歌》中所指出的，现在许多美国右翼人士认为，“成为失败者不是你的错，而是政府的错”。
文章认为，在美国和欧洲，已严重两极分化，以至于在接收到同一信息时，两地反应截然相反。左派希望加强政府干预，而右派希望减少政府干预。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看法不仅与意识形态和地理区域有关，同样与他们的境遇有关。
（2018-02-27 11: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