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朝拜
文 | 节延华
金秋十月，有幸参加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采风活动，第一次来到粤北南雄市。
南雄，紧邻江西赣州地区，前几年才由县升格为市。或许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对很多外地人特别是外省人来说，可能还是个很陌生的地方。即便是在广州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我，直到今天也才踏上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不说别的，仅凭那条两公里长的“梅关古道”和不到千米的“珠矶古巷”，就足以让我为自己的姗姗来迟而感遗憾，甚至是愧疚。
其实，我知道南雄，并不晚，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吧。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我曾在驻湖南某部基层连队任过半年的排长。记得当时我们排有位新兵，就是南雄人。
我上任时已经是当年的新兵下连队一个多月了。基层连队的规矩，新兵与排长之间，相差了好几个级别呢。新兵上面是老兵，老兵上面是副班长，副班长上面是班长，排长当然是在班长之上了。所以，尽管一个排也就几十来个人，但是，一个新兵要想和排长套上近乎，也不是件太方便的事情。记得我上任后的第一次深夜查哨，正好碰上这个南雄籍的新兵站岗。在简单对了口令之后，我走到了他的面前，压低声音问他：“有什么情况没有？”他这时突然“叭叭叭”来了个标准的“肩枪”转“持枪”的立正动作，回答道：“报告排长，一切正常！”他的声音很大，几乎是脸贴脸的距离，当即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时我想批评或开导他几句，例如夜间站岗要有敌情观念，声音不能这么大，要注意隐蔽等等。但又一想，他毕竟还是个新兵，这些不用我教，以后他慢慢会懂得的。想到这里，我说：“正常就好，正常就好。”说着转过身准备去别的哨位看看，可刚走出几步，听到他在我身后怯生生地又叫了一声：“排长---”他欲言又止，和刚才向我报告时的口气完全换了个人似的，显得小心翼翼。我马上又转过身来，热情地对他说：“怎么？还有什么事吗？”他这时说话有点结巴起来，说：“没、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告诉排长，我们是，是，是——”听他吞吞吐吐，我有点急了，说：“快说，是什么？说错了也没关系。”他这时似乎鼓足了勇气，说：“我们是老乡。”听他这么一说，我有点愣了。稍犹豫了一下，我说：“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好像是广东人嘛。”“没错没错。我是广东人，广东南雄县，韶关地区。”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一句，“谢谢排长，你刚来没几天就记住我是哪的人了！”我这时突然对他的话感兴趣起来，不禁问他：“那怎么说我们是老乡呢？你知道我是哪的人？”他说：“听说您要来，但还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听老兵们议论了，排长您是河南人。”说白了，不就是个排长么，兵头将尾，是哪里人对他们很重要吗？我说：“既然你知道我不是广东人，为说成是老乡呢？”他急忙解释说：“排长，您千万别误会，我也不是有意要和您攀老乡。在新兵连首长就告诉过我们，部队是个大家庭，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搞老乡关系，是违犯纪律的。但我刚才说的是实话，我们那里的人都是从河南迁过来的。”“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说，“那好，我认你这个老乡了。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你们班长解决不了的，尽管给我说。”
后来我很快知道了，他说的没有错，他的家乡南雄县地处粤北，粤北和赣南是客家人的集中地，那里的乡亲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在三百年、五百年甚至更早以前，从中原移民过来的。
这位南雄藉新兵是三班的，名叫林双喜，班里有人叫他阿林，也有人叫他喜子。喜子中等个子，站在队列里不显山不露水，但长得与我印象中的广东人形象相去甚远。他略显白净的国字脸上，什么时候好像都挂着微笑，连睡着后都这样，而且，一笑脸上就会现出两个大酒窝，特别讨人喜欢。第二天我专门找到三班长问喜子的情况。三班长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别看喜子长得很秀气的样子，训练场上一点也不含糊，下连后的第一次实弹射击三发子弹打了两个十环一个九环，投弹更是了不得，过了五十米大关，不光新兵中排列第一，把许多老兵都甩到了后面。三班长还说，喜子不仅军事训练优秀，政治学习也表现突出。班里每次政治学习，要大家发言时，不用我点名，他准是第一个举手，就连这两年已经不再提倡读的《老三篇》，他都能倒背如流，除了客家口音重了点外，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最后，三班长又不无遗憾地说：“喜子这么好个兵，但最近却做出一件让我很不感冒的事。”“怎么了？他违犯纪律了？”我莫名其妙地有点紧张起来。三班长说：“就昨天，他让家里给寄了一大包烟丝来，还有一大摞卷烟的纸。”我松了口气，说：“哦，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三班长严肃地说：“排长，你别以为这是小事呀。当然，部队也没有规定绝对不准抽烟，其实喜子自己平时并不抽烟，可是，就在昨天晚上的班务会上，他把烟丝都拿出来了，全班无论老兵新兵，也不论平时抽不抽烟的，都伸手去卷，弄得班里乌烟瘴气的。找个机会我非好好撸他一顿不可！”我想了想，说：“别别别，这也不是多大个事。抽空我找他问问是个什么情况。”
当天晚上是连队安排的“谈心”活动时间，我把喜子叫来，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一个多小时，让我不仅更多地了解了他，重要的是我从此把他的家乡-—南雄，永远记在了心里；不仅让我知道南雄盛产烟叶，而且还知道有一种叫做“酿油豆腐”的农家食品，在他家乡以至粤北客家聚居的地方，有口皆碑。最后喜子对我说：“排长，可惜你不抽烟，要不然我让家里一定给你寄一些我们南雄正宗的黄烟丝。”我说：“那我就谢谢你这份心意了。”他又说：“以后我退伍回老家，一定邀请排长到我们南雄走一趟。到时候，我要让我妈妈亲手给你做一顿‘酿油豆腐’，绝对让你吃一次就会记住一辈子！”我说：“那就太好了。一言为定！”
当然，在那个时候，通过与喜子的一次谈话，对南雄的了解，还是很粗浅的。例如关于南雄的黄烟，这次采风中，我才真正知道，南雄人种植烟叶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而且南雄烟叶品质优良，为我国烟叶商品的名牌产品，历来饮誉中外，内销全国28个大中城市，曾一度远销67个国家和地区。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烟草种植面积达20万亩以上的县市只有6个，南雄是其中之一。
和喜子以及全排战友朝夕相处了半年之后，我便调离了连队，而后是接连不断地变换单位，并于十年后从湖南调到了广州，当年任排长期间结识的战友大部分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地模糊起来，以至全部淡忘了。
1983年的一天，《羊城晚报》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编辑部收到一封关于我的读者来信。朋友电话里问道：“你这个河南人，怎么成了南雄一位读者的失散亲人了？人家让我们帮助找你呢。”一听到南雄两个字，我当即反应过来了，莫非是喜子？我电话里告诉朋友，说我马上到编辑部来。当时我在军区歌舞团当创员，住在农林下路，而晚报还没有搬家，二者之间走路不到十分钟。到了报社把信打开一看，果然不错，真的就是喜子！他信上说，前些天在报上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才知道我已经调到广州，但具体什么单位却不知道，才想到了这个笨办法，让报社的人帮助找。但又担心人家太忙怕麻烦，便谎称我是他失散多年的亲人，以此唤起编辑的爱心。
喜子实在不笨。不仅不笨，可以说是非常智慧。或许他并不能确认用这个办法就一定可以找到我，所以信上基本没有提及他个人的生活状况。我当天便给他写了信，先把我这十多年的情况简单告诉他，然后问他哪年复员的，复员后干什么工作，组建家庭没有，等等。他也很快回了信。信上他说，我调走后的第二年他就入了党、当了班长，原本可以提干的，团里派人来连队都找他谈过话了，但后来因为他有两位叔公都在泰国，家庭有海外关系背景，政审不合格，所以当了四年兵复员回南雄了。回来后便被安排在一个卷烟厂上班，这是个社办企业，现在叫乡办企业，复员后第二年便结婚了，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时间过得真快，喜子竟然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可是细算起来，这似乎并不奇怪，我都三十大几了，他比我也就小个三、五岁，在农村结婚早，也很正常啊。接着，他信上再次邀请我去他的家乡走一趟，但没有再说让我抽他们南雄的烟和吃他妈妈亲手做的“酿油豆腐”，却讲了很多关于“珠玑古巷”和“梅关古道”。他说，他当兵那时，这两个地方还属于“四旧”，加上他年纪小，历史上的事情还不太懂，现在可不同了，政府出面修建一新，经常有很多人从外地甚至国外过来参观旅游，而更多的人是来寻根、朝拜的，可热闹了！
接下来我们又连着通了好几封信，每次都会涉及“珠玑古巷”和“梅关古道”，而且他多次使用“朝拜”两个字。他信中说，排长，就你的情况和身份，真该到南雄来朝拜朝拜的。为此，他说出三个理由：一是，被誉为“广东第一巷”的珠玑巷，是广东少有的一条唐代古巷，一开始就与中原有着直接的关系，你作为一名河南人，感受一定会和别人有所不同。二是，排长，你作为一名文人（当年在连队，战友们都是以文人来看我的），你一定会崇拜像张九龄、苏东坡，还有六祖慧能等等历史名人，在南雄这条“梅关古道”上，到处可以找到他们留下的遗迹遗址，随处可以听到流传千年的关于他们的故事。三是，作为一名军旅作家，你一定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北伐不陌生，但你不一定知道，1926年的北伐大军主力，就是从南雄这条“梅关古道”集结出发再向江西和湖南湖北挺进的。还有，你也一定对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非常熟悉，其中这首：“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南雄，小学生们都会背诵。
看了他几封信，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这还是我曾经带过的新兵喜子吗？他不仅聪明，而且很有文化水平。怪不得在我调走后不久，他能一年多就很快入了党当了班长，甚至还一度成为了干部苗子。可见，喜子也非等闲之辈啊。对于他的去南雄“朝拜”的邀请，我还是那句话：“有机会肯定去。一言为定！”
遗憾的是与喜子通了大半年信以后，突然中断了。他原来的通信地址是个卷烟厂，我再写过去，如石沉大海。后来，我的工作单位又发生了变化，加上工作很忙，喜子慢慢又淡出了我的视线，似乎彻底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答应过他一定去南雄“朝拜”的事，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
一晃又是十好几年。2000年春节刚过，我代表军区与地方合拍的反映“98长江抗洪”的电视剧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剧组大部分人已经解散，可我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所以和导演以及制片部门的几个人仍然住在剧组下榻的宾馆。一天下午，一位协助我工作的同事来对我说，有一个名叫林双喜的乡下老头，一口客家话，自称当年是我的兵，要见我，见不见？我脑子里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林双喜？老头？我一下子怎么也无法把这两个形象揉合在一起，但马上说：“见，见！当然要见！他现在在哪里？”“宾馆大堂。”同事回答说，然后又补充一句：“都老成那个样子了，哪像是你带过的兵呀！”
如果不是知道对面是谁，在大街上走对面我也绝对认不出他是喜子。我到了宾馆大堂，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我面前，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住，眼泪汪汪地说：“排长啊排长，找你找得好不易呀！”我当即把他请到楼上房间，这才认真打量起他。快三十年了，面前这个说客家话的“老头”，与当年那个白白净净，一笑还露两个酒窝的面孔，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了。其实，谁都有变化，我都年过半百了，别人不说，自己已经变成什么模样，自己心里清楚。但同事之所以看他比我还老，或许是因为他头发变白了脸变黑了，而且有了一般人不会有的太多的皱纹。另外就是衣着。他穿的竟然是连我都觉得眼生的老式军装和解放鞋，肯定在别人眼里显得特别出老。他告诉我，是当年退伍前发的一套新的，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舍得穿。因为这次他是下了决心要到广州见到我的，这才从箱底翻出来穿上的。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这些年的经历。简单说就是，他当年工作的乡办烟厂，早就被别的大厂给挤垮了，他又回村里当了农民。因为是党员，人家还给他挂了个支部委员的头衔，好歹算上个村干部。但是，前面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农村习俗，如果没有儿子，一辈子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结果后来违犯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第三胎，而且还是双胞胎，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为此他付出了开除党籍的代价，村干部当不成了，还被罚了个倾家荡产。再后来，两个女儿倒没让他操太多心，一长大就出嫁了。可后边这两个儿子，可让他作难了。读书个个不行，但个头却像比赛似地一个劲地往上长。农村孩子结婚早，十七八岁结婚的很普遍，十五六岁就订婚的也很正常。要订亲，首先一条就是要有新屋。建新屋是要花钱的，所以十几年前他就离开老家到东莞打工了，目的就一个，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早点把给两个儿子将来结婚的新屋盖起来。
听了喜子这番话，看着他花白的头顶和脸上一条条松驰的皱纹，我鼻子一阵发酸，差点没有流下泪来。
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就不给我写信了呢？”他说：“排长，我都混成落水狗一样了，哪还有脸给你写信呀。但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老排长。这次趁春节工厂停工一星期，我才回趟老家。现在要返东莞路过广州，下决心是要找到你的。可没有想到，这么难找。”
接着他又原原本本地把找我的过程叙述了一遍。他是今天一早在广州下的长途汽车，他还记得十几年前通信时的地址是农林下路。路找到了，门也找对了，可是一进到我信上写的单位院子，马上被惊呆了，原因是院里走来走去一群群的女兵，个个比画上看到的都漂亮，他躲在墙根处，根本不敢上前去问。后来有一位看上去年纪大点的人走过来，像个首长，他才大着胆子上前打听，这才知道我早调到军区政治部机关了。经人指点，又费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军区机关的大门。他说，活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见过那么高那么大的门，而且一边站两个挎冲锋枪的兵，吓得他根本不敢往前靠。已经到了机关要下班的时间了，他远远的蹲在路边，希望我下班时会从大门里出来。可是眼看下班的人都走完了，也没有发现我。他想，可能是分别的太久了，进出的人都穿一样的军装，没有认出我，希望下午上班时，再认真看一遍。可是都到四点了，还是没有看到我。后来还是一个站岗的哨兵走过来，告诉他，要找人到旁边的传达室去。他这才明白过来。在传达室，他报上我的名，人家打了半天电话，从里面出来个军官，问清情况后，告诉他，我在外执行任务，不在办公室。但那位同志很负责，打了个电话，不一会来了辆小轿车，把他直接送到了我住的宾馆。他说，虽然他也当过四年的兵，可这还是第一次坐部队的小汽车，而且是在广州这么大的地方，一定是首长们坐的车。
他的一片真情，把我感动得一时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我说：“谢谢你，喜子，真的难为你了。”他说：“这算什么难！现在找到你了，难一点，值得，终于让我见到了分别快三十年的老排长了！”说着他从脚边的蛇皮袋里拿出一个瓷坛子，递给我，说：“来之前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该给你带点什么好。想想就带了这坛客家米酒。”捧在手里我感觉到足有四五斤重，说：“喜子，路上这么难走，你还给我带坛子酒干什么吗？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呀。再说，客家米酒广州也能喝到的。”他说：“排长，你还不了解。客家米酒可能到处有，但这种不同，这叫‘珠玑私窑’，出了南雄就难喝到了。要是存上个十年八年的，人家就是拿茅台来换你也别答应。”“是吗？”我说，“那我就放它十年八年，到那时喜子你再来，咱们一起喝！”
当晚我留他住下，并告诉他住几天都没有关系。但他只答应住一晚，明天要赶去东莞，迟到了会被人家除名。晚饭时，他开始坚持说不喝酒，但后来喝起来，发现他并不是不能喝，可能是跟我客气。我印象中他以前是不抽烟的，现在抽的很凶。我让人给他拿两条烟，他开始也说不要，勉强收下了，说：“这烟太贵，给我这样的人抽浪费了。另外，这烟也太淡，抽起来没有我们南雄的烟有劲。”
提起了南雄的烟，我说：“喜子，你三十年前邀请我去你们家吃你妈做的‘酿油豆腐’，十几年前又邀请我去你们那里的‘梅关古道’和‘珠玑古巷’朝拜，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去成呀。”他说：“是呀，是呀。排长你可真该去的。就这次在老家过年的时候，我还专门去珠玑巷一趟。现在那里修的更漂亮了，从外地和国外回来寻根问祖的人，人山人海。当年从这里走出有一百七十多个姓的人。一百七十多个姓全写在一个巨大的彩色广告牌上，从中原哪里来的，又去了广东和海外什么地方，都写的清清楚楚。我在上面找了好几遍，我们林姓找到了，可排长，不好意思，你的姓我没有在上面找到。也可能怪我没有认真，要不就是眼花了。”我笑着说：“哈哈哈，这可不怪你。《百家姓》三百多个姓氏中也没有我这个姓呢。”他立马瞪大眼睛，说：“是吗？怪不得呢！”我说：“你要不信，等我什么时候去朝拜的时候，咱们一起好好查查。”他想了想，说：“好吧。再过两年，把两个孩子做屋的钱都挣够了，我也该干不动了。到那时排长你一定要来，我好好陪你。”我说：“那好，一言为定！”
第二天一早陪喜子喝完早茶，我让剧组的人派车送他去开往东莞的长途汽车站。分手时，他又像三十年前与我认老乡时那样，小心翼翼又很不好意思似的对我说：“排长，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该不该提？”我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你这个喜子呀！我是你的排长，再这么说，我可要生你的气了！”他这才说：“能不能把你房间堆的现在部队上穿的迷彩服，送我一件？”我说：“就这？别说一件，你只要拿得动，十件二十件都没有问题！”他马上说：“不不不，我只要一件，留作纪念，证明我以前也当过兵呀。”
他这句话，再次感动了我。一位多纯朴的南雄老乡啊！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还把曾经当过四年兵的历史，看得如此珍贵，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在部队工作将近一辈子的人崇敬吗？！
迷彩服是为拍电视剧从军区被服仓库领来的，外景早就拍完了，可还有很多没有用上，正准备还回去还没有还呢。我让人立即上楼去拿两套。我告诉喜子，一套你现在干活就可以穿，留一套做纪念就够了。然后我又递给他一张名片。当时手机还不是很普及，我对他说：“这名片上面的单位和地址，都是剧组临时用的，很快就作废了，但是上面印的我的手机号是永远不会变的。你把它放好，以后保证不会再找不到我了。”
我原以为靠着手机就从此万事大吉，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喜子这一去又如同泥牛入海，整整十五年了，再无任何他的消息。十五年，我的手机号一直没有变，也不敢变，当然这不完全因为喜子，但他一定是原因之一。喜子的三次真诚相邀，我的三次“一言为定”，似乎全化作泡影，这无疑成了我心头的一团迷雾，绕之不开，挥之不去。十五年间，我不得不常想，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到底怎么了？千百次的猜想，得到的是千百次的失望。时间长了，疑问变成了担心，思念变成了挂牵。担心他的平安，担心他的健康，挂牵他的家庭是不是和睦幸福，挂牵他为儿子建的新屋最终是否如愿落成……
由此，便不难想象，今年十月的一天，突然接到省作家协会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参加“南雄采风活动”时，我是一种多么急切而兴奋的心情。
紧锣密鼓的三天时间，活动的主题虽是采风，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迟来的朝拜之旅。那是因为喜子有言在先。然而，无论是行走在“梅关古道”的石板路上，还是置身在喧嚣的“珠玑古巷”里，甚或为了瞻仰百年银杏、千年古榕而驱车在迷漫着丰收气息的乡间公路间，我脑海里却一直有个幻觉，仿佛喜子就在前面某个路口，或者某个景点等着我。他等着我，在“梅关古道”上的“南粤第一关”楼下、“东坡树”前、六祖慧能“衣钵石”边、“北伐军出师处”，两个当年相处仅半年的战友，一起挽手留影；他等着我，在“珠玑古巷”，两个并不是一个省的“老乡”，一起寻根问祖，最后共同确认一百七十多个姓氏中真的找不到我的那个“节”字；他等着我，并告诉我，下次来南雄，如果再晚那么十天半月，银杏树会把南雄的山山岭岭装扮成金色的海洋，甚或再晚个仨月两月，梅花盛开，“梅关古道”以至延绵百里的粤赣边界，会真正成为望不断的梅岭……
幻觉终于还是幻觉，奇迹并没有发生。喜子，你究竟在何处？你到底去了哪里？我多么想再听到你那亲切地呼唤啊！
“排长，排长……”
2015年12月18日于海口
2019年1月25日改于广州
图片来自网络
节延华，1969年2月，河南省上蔡县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干事等职，同时坚持业余诗歌和小说创作。1981年12月调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任专业文学创作员，2009年4月于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任上退休。期间有五百多万字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河湾旧事》《绿颜色》，长篇纪实文学《逝水沧桑》《1927—国共最初的较量》《驻军香港十年》(合作)《澳门驻军十年》(合作)；长篇电视剧《广州起义》(合作)及报告文学集《绿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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