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胜 | 清明雨,诗魂飞
南部战区
文 | 程文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这首央视经典咏流传的歌《九月》,以及诗歌回响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海子和他的诗忽然在这个春天热了起来。三十年前,海子以献身的方式完成他诗歌的绝唱,三十年后,人们突然意识到海子沉重生命的意义,恰恰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和万物的慈悲。清明近,雨纷纷,吟声远,诗魂飞。记得是在《诗歌报》上第一次读到海子的《九月》和《死亡之诗(之二)》的诗,当时我如遭电击,许久都沉浸在一种生命的灿烂热烈和寂寞忧伤的复杂情绪里。那报纸是安徽办的对开八版的诗歌周刊,当时新诗读者对它的喜爱,就像中学生对十六开的可折叠的 《语文报》情有独钟一样。《诗歌报》现在已更名为《诗歌月刊》,形式也从报纸扩容为期刊,成为在当今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名刊。那时,我已经知道海子卧轨山海关的消息,所以捧着那样的灰白色的报纸,读着如金色麦穗闪耀光芒的诗,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从来不是追星族,我的阅读经历也提醒我,海子绝不是一位诗坛巨匠,但他确实是一位对中国读者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海子诗歌的力量更多来源于他如流星殒落的独特人生际遇,他的死让他的诗句自带怜悯和悲怆。我那时不知道海子这样一个少年维特一样的忧郁吟者,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人生结局。多年后,我读了刘小枫先生写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书的绪论就是研讨诗人自杀的意义,其余五章则以此引发东西方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异性的对比研究,那本书的思想和语言的深刻与新颖,让我虽历二十载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对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论述的深刻记忆却并不全是因为海子,而是也会想起一位像海子一样历经情感折磨而选择告别尘世的未名诗人。他和海子相比,虽然名气天壤之别、成就迥乎不同,但他们诗性的命运又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就是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谢勇。由此上溯至一九九三年,谢勇生命终结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时间飞逝,如今算来又隔了一个小伙子年龄的时光。倘若你现在看到一个瘦高的小伙子微笑着走来,那青春的形态就是他当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的谢勇,却像海子一样自杀了。一直以来,他的非正常死亡是同学们讳莫如深的话题,从学校毕业后二十多年,大家似乎早已忘却了他的存在。直到前些天海子的忌日,有同学含糊其词的忽然提起这位同学诗人和他的死,又在大家心中激起微澜。一生中,我们心中会怀念大众关注的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怀念小众乃至于唯有自己才熟知的人。正像这个清明,我以诗歌的名义怀念海子,同时也在怀念我的同学谢勇的往昔。而往事一旦经过时光流水的淘洗,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清楚的记得,当谢勇自杀的消息从精神病院传来时,宿舍里的同学不知所措。那时熄灯号响了,只听得粗重的鼻息声急切地响成一片。我躺在床上也久久难以入眠,脑子里总在还原同学传说的关于他用一条白毛巾就把自己挂在了洗漱间隔板上的画面。尽管生存和死亡从来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生死的沉重感毕竟离我们那么遥远,仅仅一夜之间,它却变得如此切近。未知生,安知死?在此之前,我以为唯有生的智慧才能回答死的智慧,死的意志却难以回应生的禅机,而一个年轻的诗魂却让生和死合二为一了,让人忍不住叹息,人生天地之间,且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和谢勇并不熟悉,他在一区队,我在二区队,平常交往不多。他入学前据说是第14集团军小有名气的战士诗人,而我向来对喜爱诗歌的人青眼相加,加之我们又都是烟民,碰面交谈便没有了陌生感。课间休息时,我们几个烟民总爱扎堆匆忙吞云吐雾,而我年又最高,常被尊称为哥,我便自号为快乐老头,这也是我后来把书房取"乐叟斋"名号的由来。那时我们确实很快乐,大学给未来提供了无数可能性,大家即使清苦得只剩下快乐,也不会失去明天的希望。谢勇见了我会熟练地掏出纸烟盒,右手食指中指并在一起敲打烟盒一侧,等一根烟卷自然弹出,就一边谦恭的点着头叫哥,一边伸长手臂递过来,看起来既大方,又讲究。更多的时候,是他向我讨一只烟嘬。也许是烟瘾大,他的嘴唇看来总有些皴裂且微微红肿,那样子让我想起我当年工厂乐队的小号手,他吹完曲子把号身倚在胸前时,他的嘴唇就是这种红肿模样。
程文胜,军旅作家,湖北随州人。在《昆仑》《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核心文学期刊发表《民兵连长》《无处流浪》《土岗上的日头》等中短篇小说多部,诗歌散文百余篇刊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散文》《天津文学》《诗歌》等报刊,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百战将星李天佑》等多部,多次获全军及地方文学奖,多部作品收入文集、转载、改编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