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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胜 | 清明雨,诗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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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文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这首央视经典咏流传的歌《九月》,以及诗歌回响中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海子和他的诗忽然在这个春天热了起来。三十年前,海子以献身的方式完成他诗歌的绝唱,三十年后,人们突然意识到海子沉重生命的意义,恰恰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和万物的慈悲。清明近,雨纷纷,吟声远,诗魂飞。记得是在《诗歌报》上第一次读到海子的《九月》和《死亡之诗(之二)》的诗,当时我如遭电击,许久都沉浸在一种生命的灿烂热烈和寂寞忧伤的复杂情绪里。那报纸是安徽办的对开八版的诗歌周刊,当时新诗读者对它的喜爱,就像中学生对十六开的可折叠的 《语文报》情有独钟一样。《诗歌报》现在已更名为《诗歌月刊》,形式也从报纸扩容为期刊,成为在当今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名刊。那时,我已经知道海子卧轨山海关的消息,所以捧着那样的灰白色的报纸,读着如金色麦穗闪耀光芒的诗,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我从来不是追星族,我的阅读经历也提醒我,海子绝不是一位诗坛巨匠,但他确实是一位对中国读者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海子诗歌的力量更多来源于他如流星殒落的独特人生际遇,他的死让他的诗句自带怜悯和悲怆。我那时不知道海子这样一个少年维特一样的忧郁吟者,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人生结局。多年后,我读了刘小枫先生写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书的绪论就是研讨诗人自杀的意义,其余五章则以此引发东西方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异性的对比研究,那本书的思想和语言的深刻与新颖,让我虽历二十载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对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论述的深刻记忆却并不全是因为海子,而是也会想起一位像海子一样历经情感折磨而选择告别尘世的未名诗人。他和海子相比,虽然名气天壤之别、成就迥乎不同,但他们诗性的命运又是何其相似乃尔。他就是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谢勇。由此上溯至一九九三年,谢勇生命终结时不过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时间飞逝,如今算来又隔了一个小伙子年龄的时光。倘若你现在看到一个瘦高的小伙子微笑着走来,那青春的形态就是他当年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的谢勇,却像海子一样自杀了。一直以来,他的非正常死亡是同学们讳莫如深的话题,从学校毕业后二十多年,大家似乎早已忘却了他的存在。直到前些天海子的忌日,有同学含糊其词的忽然提起这位同学诗人和他的死,又在大家心中激起微澜。一生中,我们心中会怀念大众关注的人物,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怀念小众乃至于唯有自己才熟知的人。正像这个清明,我以诗歌的名义怀念海子,同时也在怀念我的同学谢勇的往昔。而往事一旦经过时光流水的淘洗,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清楚的记得,当谢勇自杀的消息从精神病院传来时,宿舍里的同学不知所措。那时熄灯号响了,只听得粗重的鼻息声急切地响成一片。我躺在床上也久久难以入眠,脑子里总在还原同学传说的关于他用一条白毛巾就把自己挂在了洗漱间隔板上的画面。尽管生存和死亡从来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生死的沉重感毕竟离我们那么遥远,仅仅一夜之间,它却变得如此切近。未知生,安知死?在此之前,我以为唯有生的智慧才能回答死的智慧,死的意志却难以回应生的禅机,而一个年轻的诗魂却让生和死合二为一了,让人忍不住叹息,人生天地之间,且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和谢勇并不熟悉,他在一区队,我在二区队,平常交往不多。他入学前据说是第14集团军小有名气的战士诗人,而我向来对喜爱诗歌的人青眼相加,加之我们又都是烟民,碰面交谈便没有了陌生感。课间休息时,我们几个烟民总爱扎堆匆忙吞云吐雾,而我年又最高,常被尊称为哥,我便自号为快乐老头,这也是我后来把书房取"乐叟斋"名号的由来。那时我们确实很快乐,大学给未来提供了无数可能性,大家即使清苦得只剩下快乐,也不会失去明天的希望。谢勇见了我会熟练地掏出纸烟盒,右手食指中指并在一起敲打烟盒一侧,等一根烟卷自然弹出,就一边谦恭的点着头叫哥,一边伸长手臂递过来,看起来既大方,又讲究。更多的时候,是他向我讨一只烟嘬。也许是烟瘾大,他的嘴唇看来总有些皴裂且微微红肿,那样子让我想起我当年工厂乐队的小号手,他吹完曲子把号身倚在胸前时,他的嘴唇就是这种红肿模样。 谢勇被熟悉他的同学称为有才有情的诗人,这或许有玩笑和溢美的成份,但并不令人惊讶。那个时代,爱好文学的青年没有不会诵读诗歌的。而且,要报考新闻系,除文化成绩外,每个人还需要提交报刊发表的作品若干,同学们入学前谁不是部队的小作家、小记者、小诗人?在当年的日常交往中,我知道好多同学虽学业专属新闻,心仍被诗歌的光芒浸染,梦想成为那个时代像北岛舒婷一样让人闻名遐迩的诗人。譬如总参的刘笑伟、二炮的李祖兵、广州的周承强………他们在校时写诗、发表诗、出诗集都会送我一读,毕业后仍念兹在兹,如今他们大都已成为有成就的诗人……但我从没有看到过谢勇的诗作。不仅如此,我甚至对谢勇为什么自杀,也若明若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同学们极少讨论,偶尔从队干部的只言片语中,大约知道他是因为追求爱情受挫而精神分裂,继而厌世弃世。谢勇虽不是海子一样的著名诗人,却颇具诗人气质。诗人在联想、畅想、梦想方面总会异于常人,而对破灭、毁灭、幻灭的抗压性也与常人不一样。我猜想,谢勇大约一方面放大了空渺的理想,一方面夸大了现实的挫折,以至于精神崩溃,宁可选择永远的精神之境,也不愿意苟且偷生。他那段执著追求的稍纵即逝的爱情故事,无论是起因还是结局都曾让我好奇,但时过境迁,逝者为大,现在我已不愿探寻其究竟,而故事最好的归宿也许正是一任其尘归尘、土归土吧。刘小枫把中外自杀的诗人进行了梳理,揭示其对精神终极归宿的意义之所在。如果那些诗坛殉道者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还罢了,可是,自杀一旦出现在身边熟悉的人身上,即使海子这样的著名诗人也将铅华尽去,还原为一个普通亲人,无论所谓的意义有多重,都将顷刻间化为无形。海子在其遗作《死亡之诗》中请求他所能看见的“河流中的少女”,告诉她“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凌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干草上晾衣的母亲。”海子自杀前必定想到过母亲,我相信我的同学谢勇也想过。只是海子是清醒的,是在以一种行为艺术完成生命之诗,而谢勇是混沌的,是以一种疯狂的极端行为完成生命的解脱。是的,自杀对谢勇自己来说就是解脱,可对他的家人呢?记得当年送谢勇骨灰返乡的同学介绍,谢勇的四川老家是比较贫穷的,用家徒四壁这个词形容也不为过。家里最值钱的怕是院子里一棵小树上拴着的四五十斤重的黑花猪。同学最后感叹说,他家的房屋真矮呀,不知谢勇一米七八的大高个平时怎么进出。又岂止是进出!他还是一家人憧憬幸福生活的最最近在眼前的希望。但希望在那一刻终止了,悲伤自此在那低矮的瓦舍上空经年挥之不去。大家当时听完同学的介绍都默不作声,过了半晌,一个同学一脚把宿舍中间支着内务板的打牌用的马扎踢飞了,扑克牌飞了一地,宛如清明时节空中翻飞的烧化的纸钱。以后的日子我总会想起那一瞬,以至于我研习书法临苏轼《寒食帖》时,每当行笔至“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便想起当年纸牌纷扬的画面,只感到心里有一种堵不住的冷风穿划其间,再写“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四句时,已是笔沉气滞,颓然乎难以挥毫行墨了。那年,我们自发为谢勇同学家捐款,以表达同砚之情。 现在想来,我们之所以不愿提及谢勇自杀的事情,其实是被一种执念所困扰,被一种貌似正确的道德所绑架,所以骨子里总想着该有人对这样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负责,就像我们习惯于把错误归于别人,很少反思自己是否失误一样。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也许恰恰形成了一种偏见,让我们感情用事,而选择性的听信传言来印证自己的偏见。我们本该想到,不论是诗人,还是常人,我们的青春都会遇到一份爱与被爱的感动,假若是爱,付出真心默默地爱着就够了,爱即便没有结果也仍然是爱。假若是被爱,每个人都有理由做出接纳和拒绝的选择,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以爱的名义对爱情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抉择的后果,更不能借囗道义让无辜的人蒙上心理阴影甚至造成心灵伤害。死亡从来不能使爱情屈服,诗人海子不能,未名诗人谢勇也不能。三十年前,诗人海子自杀,过了四年,我的同学未名诗人谢勇离世。海子因为他留下的瑰丽作品至今还被许多人记得,我的同学谢勇呢?他没有留下半句诗行,只留下幻灭爱情背景下的扭曲诗魂痛苦挣扎的一道白光,那光本就不是绚烂的,如何能穿透时光的浓雾,让人感受到遥远对岸那一点微末的光亮呢?清明将至,我把海子的《麦地》里几句诗写下来,读给我认识的人听,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活着,珍爱生命:穷人和富人纽约和耶路撒冷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

程文胜,军旅作家,湖北随州人。在《昆仑》《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核心文学期刊发表《民兵连长》《无处流浪》《土岗上的日头》等中短篇小说多部,诗歌散文百余篇刊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散文》《天津文学》《诗歌》等报刊,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百战将星李天佑》等多部,多次获全军及地方文学奖,多部作品收入文集、转载、改编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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