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6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5月4日刊文称，近年来，随着民族主义和保守力量的不断崛起，社会民主党几乎在整个欧洲走向溃败。然而，随着西班牙中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在4月28日的议会选举中赢得胜利，西班牙加入葡萄牙的阵营，使得两国共同走向了与欧洲整体趋势相反的方向。
文章称，在千禧年初，西欧15个大国中有10个由左翼政党统治，但没有政党提出过激进方案。此后2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欧洲大陆转向相反方向，这个转折期的后果和影响仍然未知。目前的情况与2000年初正好相反，这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由右翼统治。
文章称，在德国，他们是倾向于中间派的政党，例如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但在其他国家，例如奥地利和意大利，执政党正走向右翼极端。
但是，欧洲正在经历的这种现象也有例外，其中两个国家属于伊比利亚半岛，这在不久之前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4月28日赢得了西班牙大选，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将组成独立、少数派政府，还是与“我们能”党联合，后者将带来更加左倾的形象。而就在三年前，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还是政党创立以来最低的，桑切斯不得不辞去党首职位。
2015年11月，安东尼奥·科斯塔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在葡萄牙上台。他从2014年开始担任秘书长的社会党曾在2011年大选中遭遇重创，总理若泽·苏格拉底因为经济计划被议会否决而辞职。
文章称，西葡两国的案例表明，没有任何趋势是完全一致或不可逆转的。但这两个政府都存在弱点，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们的未来也并不确定。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利亚诺·塔尔迪沃解释说，“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和葡萄牙脱离极右翼独裁的时间远远晚于意大利和德国。但在意大利，法西斯是太遥远的记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文化层次低、生活条件差的年轻人，最终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
法律和政治哲学专家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普列托也提到，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经历了危机。这是因为从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和施罗德（德国前总理）实施第三条道路以来，甚至更早之前，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复制新自由主义计划，这给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乘之机。
但文章指出，大选是另一种逻辑。桑切斯在2018年6月上台，人民党首相拉霍伊因为腐败案而遭到弹劾，给了桑切斯更好的机会。
社会学家爱德华多·莫亚诺·埃斯特拉达指出，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崛起的情况与西班牙不同。葡萄牙是因为中右翼帕索斯·科埃略政府的自我磨损，它不得不面对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刻；同时，科斯塔也很有能力，他在其他左翼力量的支持下展示了执政能力，利用预算紧缩和再分配政策，带领葡萄牙走出了经济危机。
【延伸阅读】英媒文章：美欧社会危机为民粹推波助澜
参考消息网11月23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11月20日发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社会学家马泰斯·罗德因的文章《为什么民粹主义突然风靡一时？》称，自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一年——以来，记者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1998年，《卫报》发表了大约300篇含有“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者”这两个词的文章。2015年有大约1000篇文章用到这些词，而一年后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近2000篇。
文章称，这个词日益流行并非偶然。过去20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得票数增加了两倍。它们在11个欧洲国家执政。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在上一次选举中把票投给民粹主义者。
腐败令民粹主义者获益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态度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很普遍。许多公民认为，善良的普通民众遭到腐败的上层人士的背叛、忽视或剥削。
文章称，首先，当一个社会更加个人化，选民更加独立和解放时，选举的波动性往往会更大。这种情况将加大民粹主义态度转化为真正的民粹主义选票的可能性。
其次，当主流的左翼和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趋同时，民粹主义者就有了肥沃的土壤。因为这让许多选民很容易相信主流政党其实都是一回事。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国的国民阵线（现在叫国民联盟）在竞选活动中把中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和中左翼的社会党（PS）的名字合并为UMPS——相当于政治上的双胞胎兄弟。此外，当主流政党趋同时，它们会留下大量空白的意识形态空间，因此往往对较激进公民的担忧无动于衷。
第三，危机使民粹主义态度更有可能被激活。例如，金融危机使得主流政党很容易受到“上层统治集团”把事情搞砸了的批评。欧洲难民危机则为民粹主义政党的观点提供了证据，统治精英开放了边界却无法应对移民的涌入。
第四，普遍的腐败会直接使民粹主义者得益。如果事实证明政党高度腐败，那么民众遭到精英阶层剥削的民粹主义说法就会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举例而言，这正是意大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一项针对贿赂、裙带关系及其他腐败形式的全国范围的司法调查使得整个政党体系被颠覆。这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等民粹主义者和联盟的崛起铺平道路。
滋生环境各有差异
文章还认为，社会政治环境会因地理位置不同而不同——民粹主义亦然。在北欧，成功的民粹主义者主要是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丹麦的人民党、芬兰和瑞典的民主党等政党都把仇外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民粹主义的信息结合起来。在欧洲这个地区，左翼民粹主义则远没有那么普遍——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强劲的经济和慷慨的福利制度使得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信息并不那么吸引人。
南欧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民粹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激进的右翼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打击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因此，它们构成了左翼民粹主义信息的完美背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等政党把它们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左翼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则把民粹主义与大量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结合在一起。
文章称，西欧与南欧不同，当地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者并不那么成功。这很可能是因为欧洲这个地区国家的经济要比南欧强得多。当地唯一的例外爱尔兰证明了这一规律。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太好，因而拥有一个相对成功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新芬党。
中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起来很不一样。在这个地区，民粹主义通常不是从政治版图的边缘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从中央崛起的。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等政党都是以主流政党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只不过后来它们也接受了民粹主义，再后来甚至接受了本土主义。
文章称，尽管存在上述地区差异，但在整个欧洲，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已经变得越来越肥沃，而民粹主义政党收获果实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
（2018-11-23 10:54:49）
【延伸阅读】意大利前总理：为掩饰内政失败 民粹政府制造法意关系危机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法国《快报》周刊网站2月9日发表对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的专访文章。文章称，在法国召回驻意大利大使后，巴黎和罗马的关系仍旧紧张。莱塔在专访中表示，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外交危机是意大利政府在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是民粹主义者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参考消息网编译文章如下：
《快报》周刊问：如何解释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目前出现的危机？
恩里科·莱塔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国之间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绝对需要努力避免其走向恶化。
意大利政府对法国的攻击同意大利国内政治博弈有关。这是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刻意的选择，民粹政党自存在以来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敌人。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针对的目标都是在意大利本国。
如今，民粹政党在国内层面成功摧毁了所有敌人，于是他们向更高一层进发，即欧洲层面。不过，这是一场旨在掩饰民粹政府在国内的失败的行动。政府有意选择一个外部敌人作为替罪羊，因为当政者在意大利国内已经找不到替罪羊了。
问：意大利领导人经常性地指责法国，这实际上是在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答：民粹政党的战略就是基于树立一个敌人。在过去，敌人是我们，是那些来自传统政党的政客。
如今，这一攻势政策正向境外出口。让-克洛德·容克因此被描绘为承担一切坏事罪魁的欧盟主席。马克龙则是银行家总统和傲慢的法国人。至于默克尔，她代表的是一个一直反对意大利的德国。
问：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龙成了最佳敌人？
答：马克龙对意大利政府而言是天然的敌人。马克龙代表的是一种世界主义，而且他来自金融界。这天然就被这些民粹政党特别是意大利五星运动所不齿。在攻击容克和默克尔之后，他们现在盯上了马克龙。
意大利政府搞这种类型的操弄正是因为国内局势已经真正开始恶化。自2018年底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经济衰退，而且我们是欧元区唯一陷入这一局面的国家。
问：法国的回应在您看来是合适的吗？
答：在之前的几个月中，我看到了法国政府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的努力。但是鉴于毫无成果，我就等着看事情在变糟糕。
问：马泰奥·萨尔维尼提出同法国当局会面，这是否有助于缓和法意关系？
答：会面对于短期内缓和法意外交危机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我认为市民社会、学界、企业界、文化界等都应当站出来以显示我们两国是兄弟国家。
过去几个月中，法国人在诸如意大利芬坎蒂耶里造船公司收购法国大西洋造船厂等问题上的不确定态度，对两国关系没有助益。因此，意大利政府利用了这些话题从而催化人们对法国的愤怒。我认为有必要避免此类撩拨愤怒情绪的局面出现。
问：反法情绪在意大利影响大吗？
答：是的，这种情绪正在增长。这也同样是当局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在以往，这种情绪是针对德国的，现在则是针对法国。
问：这场危机会对意大利带来何种影响？
答：后果就是意大利将愈发孤立。这一点上我非常不乐观。我认为意大利已经自我孤立了而且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前还在更加自我孤立。在我看来这无异于自杀。
问：如何缓和意大利和欧盟的关系？
答：我认为关键是我的国家能停止滑向深渊，重新回到欧洲的核心。意大利的领导人们在搞某种形式的决裂，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欧盟。亲欧洲的声音现在很微弱。
因此，布鲁塞尔有必要帮助意大利，就像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和容克在意大利预算问题谈判上所做的那样。他们迫使民粹政府往后退，同时也没有引发危机。这是一个可以效仿的聪明例子，展示出欧洲并非描述的那样是个有害实体，并不是所有错误都是由它犯下的。应当更多地与意大利相向而行而非搞对立。
（2019-02-12 14:29:04）
【延伸阅读】法媒：中欧自由化失败 竟沦为民粹主义经济实验室——
参考消息网1月22日报道 法国《世界报》1月15日刊登题为《中欧是如何成为民粹主义经济实验室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有人认为这是2008年危机的最大遗产，也有人认为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不平等缓慢加剧。如今民粹主义幽灵在纠缠所有大洲，势头不断壮大。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渴望在墨西哥边界建一道反移民墙。在巴西，极右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承诺“将国家从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欧洲，5月的议会选举将见证传统大党与主要由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代表的民粹和主权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交锋。
在这场政治大动荡中，中欧俨然成为实验室。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仰慕者欧尔班领导匈牙利已经将近9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疑欧保守派则自2015年来一直掌权。有“捷克特朗普”之称的安德烈·巴比什2017年末成为捷克总理。保加利亚保守派政府基于与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团结的爱国者”联盟的执政联盟。斯洛伐克民粹主义者罗伯特·菲佐的政党加入执政联盟。就连不曾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奥地利如今也由保守派与极右派组建的联盟领导。
东欧有10个国家民粹派系的支持率超过20%，2000年时还只有两个国家是这种情况。它们都声称要保护人民主权免受自由民主制“枷锁”之害，并带有极强的身份和文化色彩。但经济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要了解这一点就要追溯到十年前。华沙独立智库公共事务研究所专家多米尼克·奥夫恰雷克说：“2008年危机也是个催化剂，但和影响西欧的方式不同。”
2010年，匈牙利处于全面财政困境中。很多背负瑞郎债务的家庭因福林暴跌而破产。欧尔班上台后叫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及其紧缩疗法，采取非正统政策扶持经济。
波兰没有经历过2009年衰退，从2013年开始得益于经济复苏，如今充分就业几乎成为常态。所以民粹主义并非借由失业和危机后遗症兴起。奥夫恰雷克强调：“反而是30年来积累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不均，尤其体现在大城市和农村之间，滋生了沮丧情绪。”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捷克都出现极化。保加利亚政治学者伊万·克勒斯特夫分析说：“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中欧自由化，渴望追上西欧的生活水平。但因‘模仿’其他国家而产生了低人一等的感觉。然后2008年危机导致中欧对这种模式的信心动摇，如今更弃之如敝屣。”
2015年的移民危机加剧了西欧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隔阂。（资料图）新华社发（弗兰克·马埃摄）
2015年移民危机加剧了西欧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隔阂。克勒斯特夫总结说：“这些政治运动的首要特征就是抗议自由派移民政策。”
在经济上，匈牙利和波兰的“硬”经济主权主义与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温和主权主义有很大差异。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者雅克·鲁普尼克阐释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是个企业家风格的民粹主义者，想像管理企业那样治国，有点把美国总统当成榜样。”
所有国家有一个相同的抱负：抹掉1989年后私有化和开放政策过度的痕迹，创造民族经济精英，减少外国人对关键行业的控制。而且这些国家都怕跌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奥夫恰雷克指出：“这就导致呈现出一种古怪的自由派举措大杂烩，国有化和有限的二次分配相结合，也不乏矛盾之处。”
匈牙利和波兰对于海外投资区别对待。（资料图）新华社/法新
矛盾主要体现在对海外投资的态度上。匈牙利和波兰区别对待那些创造很多就业的投资（尤其是它们依赖的德国汽车工业和计算机外包）与在银行、能源和媒体行业这些会让国有企业相形见绌的投资。其实就是那些民族主义者可能会为了保持在位而去施加影响的行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热雷米·科昂-塞顿指出：“这种对某些行业的集中关注以及让国家间而不是让民族企业间展开竞争的观念是非常经典的民粹主义表现。”
（2019-01-22 11:22:14）
【延伸阅读】日媒：现有机制失信于民 美式民主被左右民粹夹击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1月30日发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中山俊宏的文章称，美国现有制度受到左右民粹夹击，其根源在于美国民众的不安和焦虑。
民粹主义常呈现扭曲形态
文章称，常常有人将美国称为民粹主义的发祥地。从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开始，到打出“人人皆是没有戴王冠的国王”的休伊·朗，再到民权法案通过后与种族融合潮流唱反调的乔治·华莱士的竞选活动。
即便在最近的30年里，仍然有1992年搅乱总统大选的罗斯·佩罗，他刺激了民众对于既有政党的不信任感，还有早在特朗普现象出现之前就在鼓吹担忧美国社会变革情绪的帕特里克·布坎南。之后又相继出现了萨拉·佩林、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
文章称，这些现象不能以一种社会思潮概括总结，也不能以党派区分。大体上说还是发生在两大党派的边缘。所以民粹主义也常被认为既左且右。
尽管时常被说成是一种煽动负面冲动情绪的政治病理，但民粹主义同样也是民主的内在逻辑。文章援引政治学者卡斯·米德的话称，民粹主义是“针对非民主的自由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式反应”。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人民的“共同意志”作为撬杠，试图强行解决问题的现象。
文章称，民粹主义想要解决的问题被以彻底扭曲的形态呈现在大众面前，不提供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案，而是优先确保民粹主义型的剧场政治得以存续。
民粹戏码在美国反复上演
文章指出，这种民粹主义戏码在美国历史上反复上演。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属于抗议运动，未等到坐上权力的宝座就寿终正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运动没有影响力，它动摇了业已存在的各方势力，就像蜜蜂的蜂针，带给现有政治以冲击，最终又被吸纳进既有框架中来。
其中带来最大变化的无疑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宣布参选之时，谁也没把这件事当真。美国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最初甚至并未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放在政治新闻一栏，而是作为娱乐新闻报道，也就是说被作为特朗普个人的小伎俩来处理。
自称“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与希拉里·克林顿竞争到最后一刻的伯尼·桑德斯也是一样。没有人能想到，这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老人”能够对号称总统大选历史上最有经验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构成威胁。
文章称，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不是美国政治史上的注脚，而是浓墨重彩的独立章节。桑德斯式的民粹主义也没有消亡，至今仍是民主党内抗衡主流派别的势力。这两种民粹主义与迄今为止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一样，没有瞬间消亡，而是赢得了持续的影响力。
文章认为，回头看的话，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也好，桑德斯式的民粹主义也好，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前者是佩林、茶党运动这股潮流的延续，甚至可以上溯到1992年布坎南参加的那场总统选举。布坎南传递的信息几乎与特朗普一样，口号也包括“美国优先”，这一点绝非偶然。
根源于民众的不安和焦虑
文章认为，现有的问题解决机制不再获得信任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在政治坐标轴的两端同时出现两种民粹主义。
文章称，特朗普式的民粹主义是以对美国社会形态发生的变化灌注不安情绪而最终成形的。桑德斯式的民粹主义则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本人就是制度的化身，而那些与克林顿对立的存在恰恰成为桑德斯的优势。如果再给本就拉大的收入差距注入焦虑情绪，桑德斯式的民粹主义就形成了。两种现象的核心都是由不可以停滞不前带来的紧迫感。
文章称，民粹主义的危害波及各个层面。从国际社会的视角出发，最大的担忧或许还是来自美国参与全球事务意愿的严重动摇。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崛起不是能在美国了结的事情，而这种情况又不能从外部施以援手。虽然听上去像是在说空话，但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社会自身的修复能力上了。
（2019-02-11 14:34:54）
【延伸阅读】欧洲自由主义重镇开始向右转 瑞典极右政党崛起搅乱政局
参考消息网9月11日报道 外媒称，随着瑞典这个欧洲最自由派的国家之一出于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而转向右倾，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在9月9日的选举中支持率大增，瑞典将迎来一个悬浮议会。
据路透社9月9日报道，近年来，随着对国家身份、全球化以及中东武装冲突造成的移民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极右翼党派在整个欧洲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在瑞典，仅2015年就涌入16.3万难民——相对于该国1000万人口而言是欧洲国家中接收难民最多的——导致了选民两极分化，并破坏了长期以来的政治共识。
在几乎所有选区都报告了开票数据后，执政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及其盟友获得了40.6%的选票，而反对党中右翼联盟获得了40.3%的选票。
这使得中左翼政党获得议会349个席位中的144个，而中右翼联盟获得143个。在组建政府前，不确定性可能会持续几周。
植根于白人至上主义者中的瑞典民主党赢得了17.6%的选票和63个席位，高于四年前上次选举时的12.9%和49个席位，是议会中得票率增长最多的党派。
尽管得票数略低于瑞典民主党党首吉米·奥克松的预期，但他在本党的集会上宣称是这次选举的赢家。他对党员们说：“未来几周、几个月乃至几年，我们将拥有对瑞典事务的巨大影响力。”
报道称，该党主张瑞典脱离欧盟并停止接纳移民。奥克松希望该党能在组建政府的谈判中扮演决定性角色。自瑞典民主党2010年进入议会后，其他党派都避免与它合作。该党誓言搞垮任何拒绝给予该党政策发言权的内阁，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
报道认为，此次大选将增添布鲁塞尔的担忧，因为在明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前，欧盟将进入竞选模式，这可能会让欧洲怀疑论团体有更多发声机会，并阻碍加强欧盟一体化的努力。
另据法新社9月10日报道，反对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在9月9日的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俗，并发誓要发挥作为选民的“真正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左翼和中右翼阵营都未能获得多数席位、下一届政府的组成仍然悬而未决。
斯特凡·勒文首相邀请中右翼反对党联盟参加“跨阵营合作”会谈。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仍是瑞典最大的政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8.4%的选票，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该党的最低得票率。
报道称，勒文领导着欧洲为数不多的中左翼政府。在议会赢得144席的中左翼阵营仅比中右翼联盟多一席，双方都离过半门槛所需的175席甚远。但中右翼的四党联盟拒绝了勒文的邀请，并在重申它决心组建自己的政府的同时敦促勒文辞职。
与此同时，在瑞典自2012年以来接纳了近40万难民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利用选民对移民的失望情绪取得了稳步进展，其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从2014年的12.9%上升到今年的17.6%。
瑞典民主党领导人奥克松在选举之夜的晚会上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们加强了作为选民的作用……我们将对瑞典政坛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盛赞瑞典民主党的崛起，她发推文说：“对欧盟来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夜晚。欧洲民主革命正在向前推进！”
瑞典民主党植根于新纳粹运动，声称大量难民威胁到瑞典的文化，并让该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承受压力。勒文在投票时则敦促瑞典人不要把票投给“种族主义政党”。
此外据德新社9月9日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对瑞典选举的结果表示赞许。
萨尔维尼在声明中说：“瑞典是多元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左翼的典范，它在实施了多年的不受控制的移民政策之后，终于决定作出改变。”
他还说：“现在他们也对当前充斥着官僚和投机者的欧洲说‘不’，对非法（移民）者说‘不’。”
瑞典民主党党首奥克松9日晚间在斯德哥尔摩庆祝选举结果（路透社）
（2018-09-11 00:1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