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准】
政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常被国际关系研究忽视。政党可以通过执政、议会、选举、公投，以及开展“政党外交”等方式影响本国对外政策。政党制度是决定政党对外政策影响方式和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变量。本文通过比较八个国家案例，归纳了六种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极端多党制（意大利、以色列），温和多党制（德国、法国），相对两党制（英国），绝对两党制（美国），一党主导制（日本）和一党领导制（中国）。
多党制下参与对外政策的政党较多，并具有特定对外偏好。从极端多党制到温和多党制，极端政党的影响力减弱，政府稳定性和政策延续性增加。两党制下政府任期稳定，传统上两党对外主张趋同。但两党制也存在极化竞争，尤其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客崛起，加剧了两党分歧。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外政策决策更加集中，较少受其他政党的掣肘，更有可能主动统筹外交与内政。重新重视政党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世界政治的一些重大变化与相关国家的政党政治息息相关。在多党制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促成了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德国和意大利组阁困难等“黑天鹅”事件。在两党制的美国，反建制政客特朗普当选总统对两党政治造成了巨大冲击。与之相应的是其对外政策，欧美民粹主义领导人在风格上标新立异的同时，外交偏好趋于保守和本国优先。而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中国，中共在自我调适中仍然保持着强大生机活力，同时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愈发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一相关性并非偶然，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影响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对外政策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跨国经济治理、资本和人口流动、人道主义危机、环境问题等国际事务对国内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这让政党在国内政治中可以利用，或必须回应对外政策问题。
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一书中，将对外政策定义为“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体（常常为国家）所实施的对外关系的集合。对外政策研究是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领域。国内政治是对外政策分析的传统视角，甚至有“国内政治优先”的说法，认为对外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或者至少像普特南“双层博弈”模型指出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在考虑国际因素的同时，也必须应对国内政治带来的挑战。学者们大都承认国内政治会影响对外政策，但政党在实际研究中常常被忽略。
这种忽略主要是由学科分化造成的，政党通常被视作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而外交政策则由国际关系学者来探索。政治学研究在分析政党政治时，主要集中在国内层面，较少关注政党对外交的影响。布隆戴尔认为对外政策具有紧急性和管理性特征，主要由政府决定而较少受政党影响。而国际关系学者习惯将国家视作单一行为体，更加侧重国际体系和结构层面的变量，甚至明确指出他们研究的是国际政治而非对外政策。
在打开国家“黑箱”来研究对外政策的尝试中，政党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重视。在西方，国内视角的对外政策研究主要关注政体和官僚机构，前者受“民主和平论”影响，探讨民主政体对外交政策包括武力使用的影响，后者则以理性决策模式，研究不同政府部门或与立法机构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新古典现实主义在重新引入国内政治进行分析时，仍然将后者看作是变化无常和间接次要的，是吉登·罗斯所说的“传送带”，是解释国际体系因素为何不能直接起决定作用的干预变量。
因此，大量外交政策分析聚焦于具体决策者的认知是如何受到各种外生变量的影响，而非政党这样的集体行为体和更大范围的政治和社会机制。也有研究指出，由于外交政策通常不涉及国内分配问题，因此聚焦于社会经济的政党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兴趣有限。
尽管如此，有关政党影响对外政策的研究仍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国外研究主要以多党制国家为对象。涉及的议题包括不同政党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和竞争，左翼和右翼政党对军事干预的不同态度，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对国际援助的促进，右翼民粹政党本土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外交影响等。
但西方学者习惯将政党制度预设为选举竞争性的，强调政党代表着社会分歧（social cleavage），基本忽略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在这个意义上仍然缺乏对不同政党制度的比较。而近年来国内对政党与外交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在国别研究领域，分析美国、日本、西欧各国政党政治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二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论及国外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三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以上研究在经验成果不断积累的同时，各自领域相对隔离，与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相关文献的对话较少。
本文试图归纳出政党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六种模式，并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成果，通过八个案例国家展示该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尽管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论检验，但通过案例比较平行地展示理论，仍然对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在理论上解释政党影响对外政策的原因和机制，强调政党所处的政党制度是关键自变量。第二部分以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以色列为例，分析多党制下政党政治对外交政策塑造。第三部分展示两党制下政党政治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和英国为例。第四部分转到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分析日本和中国的政党对本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
二．政党和政党制度如何影响对外政策
除少数教权君主制国家和人口稀少的岛国，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政党。政党可被定义为一种试图通过占有政府职位来寻求对国家的影响力的组织机构，并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凝聚不同的社会利益”。政党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主导作用，但人们倾向于认为对外政策具有超党派色彩。
执政党进行外交决策时应从民族国家视角进行利益计算，而非考虑自身的执政地位，在野党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该为了党派利益妨碍本国对外政策。否则，就像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所警告的，政党竞争可能被敌对国家所利用。而破坏团结的政党也会因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在国内政治中处在不利地位。这种观点在国家安全面临明确挑战，国际因素比国内压力更具威胁性时容易成立。例如一战爆发时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工人党大都支持本国政府加入战争，美国两党在二战、冷战、反恐战争期间保持了较高程度的合作。
但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后冷战时代，总体上各国对外政策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尤其是在以西欧为代表的“和平地带”。同时民众受国际事务的影响加深，如欧盟政策就涉及分配问题。因此，政党会更多地根据自身偏好对国际形势进行解读，不同政党可能就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国家利益产生分歧。
本文将对外政策看作是政党之间互动，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根据在国内政党政治产生的观念和偏好，政党对国际环境做出反应。这也与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转向吻合，即从社会的视角理解世界政治。尽管建构主义并非国内政治理论，但部分建构主义者强调国内政治与社会互动对国家身份和国际规范的建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党是同时参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关键施动者（agent），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结构。
（一）政党：具有外交偏好
根据历史传统和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政党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并发展出与其吻合的一整套内外政策主张。政党要在其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诠释国际事务。因此，意识形态会塑造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特别是在某些国际议题被认为与政党核心意识形态相关时。例如德国绿党的国际环境政策，意大利左翼政党的反美主义，欧洲极右政党的疑欧主义，以及中共在建国后一段时间“输出革命”的偏好。如果政党不这么做，它的成员和支持者就会怀疑该党政治立场的可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