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快报》网站11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一样的经济下滑》的文章。文章称，对印度来说，经济增速长期大幅放缓并不新鲜。自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至少遭遇8次历时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大幅下跌，目前这次是2018-2019年。
文章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经济放缓主要是由干旱导致的农业部门收缩、战争或国际收支压力造成的。只有到近30年来，相对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农业在拉低或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才有所减弱。
相比之下，当前的经济减速——从2018年一季度到2019年三季度，每个季度的GDP增速都有所下降，几乎没有复苏的迹象——这是绝无仅有的。
▲资料图片：印度新德里的一名人力车夫在等待客人。（法新社）
首先，它发生在明显的政治稳定时期，掌权的是单个政党占多数的政府中地位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其次，此次经济增长放缓也不是由于普通的“F”因素（食品、外汇和财政）造成的。如今，农业几乎只占印度GDP的15%，而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年均食品消费价格通胀率仅为1.59%。印度也没有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事实上，外汇储备在今年11月22日达到了创纪录的4486亿美元。莫迪政府可能已偏离了将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的原定计划，但2014/15年至2018/19年的平均3.7%要比团结进步联盟执政五年期间的5.4%好得多。
文章称，如果说莫迪时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莫迪政府也没有经历过战争或油价飙升等“外部”动荡。即使2018年开始的美中贸易冲突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也无法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者2013年的“缩减恐慌”相提并论。
文章认为，与之前的经济放缓不同，前几次的先兆或者诱因都是食品、外汇、宏观经济方面的轻率行为或者外部冲击等供给侧的紧张造成的，而印度现在遭遇的经济放缓更多是“西方式”的减速，并因为国内政策失误而加剧。
▲印度总理莫迪
这次经济放缓的核心原因是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即民营企业在2004年至2011年的投资热潮中积累的债务，变成了主要是公共部门银行的不良资产。类似的不良贷款增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曾出现过，迫使银行清理资产负债表，而印度公司也进行去杠杆化，这影响了瓦杰帕伊政府时期的经济增长。
文章称，但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在于，这次的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尽管早在2014年12月就由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指出过，但还是被放任恶化，并蔓延到非银行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等比钢铁、电力或纺织具有更大“传染性”的行业。
更糟糕的是，废钞行动和毫无准备地推出全国统一商品和服务税给农民、小生产商和中小企业带来了伤害，而他们是最不应该为双重资产负债表问题担责的人。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反过来抑制了消费需求，包括对上市公司和其他有组织的企业的产品的需求，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从废钞行动和统一商品和服务税中获益。
▲资料图片：印度城市孟买
文章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政治和宏观经济都非常稳定的时期。如果以经济史为鉴，西方模式的减速——主要是信心、情绪和“需求”危机——往往旷日持久。
文章编辑 | 平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