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24日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11月18日发表了题为《提升美中关系中降低风险和管控危机的能力》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文章认为，在降低风险和管控危机方面，美中两国面临两大问题：（1）两国军队发生冲突和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越来越大；（2）缺乏管控此类风险的适当规则、制度和沟通机制。文章建议中美应采用包括连贯的信号和互惠、加强太空和网络沟通，新兴技术对话等方式来管控风险。全文摘编如下：
美中关系已跌至1979年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但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军队在海上、空中、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活动距离却越来越近。
19年前，美中两国和平解决了两架分别属于各自的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的事件。然而，随着互信的削弱和工作层面关系的受损，现在类似事件得以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很低，而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却处于50年来的最高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中两国在一系列规则、制度和沟通机制上进行了投资，以管控冲突风险。遗憾的是，这些规则、制度和沟通机制不仅不够，而且很少被采用。
在降低风险和管控危机方面，美中两国面临两大问题：（1）两国军队发生冲突和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越来越大；（2）缺乏管控此类风险的适当规则、制度和沟通机制。
尽管经过了30年的努力，美中机制仍收效甚微。三个系列的年度会谈几乎没有带来实质性接触。美中两国缺乏双边军控进程，而且在网络空间的有限协议也已被废除。总而言之，美中之间没有任何框架可以有效控制拦截常规挑战或新领域的新挑战。
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关键目标应该是建立足以应对风险和遏制危机升级的规则、制度和沟通机制。
建议如下：
连贯的信号和互惠 美国在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努力中常常前后矛盾。有时过于热情，提供了不对等的使用权限或信息；有时则切断交流，导致期望落空，或使美中军事关系成为一种杠杆。明确的信号、对互惠的坚持以及谨慎保持公开言行的一致应该是任何军事关系的出发点。双方应承诺，降低风险和管控危机的努力不会与其他双边问题挂钩，无论政治紧张局势如何，双方都将保持军事关系。
海上交通规则 美中两国关于海上事件的现有协议不涵盖中国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因此，双方应修改现有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及相关附件，以适用于中国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并努力将其纳入当前的美中海上对话。双方应努力使《中美建立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像它们有意效仿的美苏海上协议那样详细。
以太空和网络为重点 美中两国似乎缺乏涵盖太空领域的机制，也不经常讨论网络问题，但这正是动态冲突会迅速升级的领域，因为它们在支持军事行动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使这些领域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将联合参谋部对话的重点重新放在这些领域上。限制和平时期干扰对方指挥和控制网络的协议也可以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双方还可以开通热线来缓和太空危机。
新兴技术 冷战期间，美苏协议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包括新型激光武器和对指挥和控制网络的干扰行为。现在，美中两国需要一套类似的协议，以应对从致命的自主武器到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生物武器等新战略和技术领域升级的风险。双方可以考虑就新兴技术举行新的高级别对话，或者改变现有对话的一部分内容。
信任行动 通过更多的——尤其是在亚洲以外地区的——常规接触来促进信任行动，可能会降低亚洲内部发生意外危机的风险，并使双方熟悉对方的标准操作流程。
【延伸阅读】尼亚尔·弗格森：拜登获胜为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创造机会
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尔班克家族高级研究员尼亚尔·弗格森11月15日在彭博新闻社网站发表文章称，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为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创造了一个机会。
文章称，曾在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单词呈卷土重来之势：缓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这个词为美国人所熟知，当时它被用来形容美国与苏联间冷战的解冻。
文章还称，笔者自去年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和中国已卷入第二次冷战。现在，乔·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为从对抗走向缓和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得比第一次冷战时要早得多。
文章指出，拜登本人将乐于回到贝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都是关于“双赢伙伴关系”的，我曾经称之为“中美联合体”（Chimerica）。
文章认为，缓和意味着减少冷战中固有的紧张关系，降低冷战成为热战的风险。
文章指出，在被视为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缔造者的亨利·基辛格看来，缓和是中间道路。他认为，好斗情绪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尽管存在军事平衡，欧洲还是不知不觉陷入了一场无人想要的战争和一场无人能够想象的灾难”。
文章称，去年，拜登在亚洲问题上的主要顾问库尔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曾在2013年至2014年担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似乎明确提出了支持基辛格意义上的缓和观点。他们写道：“尽管两国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两国都需要准备好与作为一个大国的对方共处。”
文章还称，美国对华政策应该结合“竞争与合作因素”，而不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后者可能导致“危险的对抗循环”。坎贝尔和沙利文可能会坚称，用冷战作类比是不合适的，但他们所提建议正是出自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的剧本。
文章表示，在技术战中，拜登团队似乎愿意做出让步。这位当选总统的一些顾问希望为向华为供货的外国芯片制造商提供更广泛的豁免，并放弃特朗普对中国互联网企业采取的行动。
文章指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今年陷入僵局。战略对话让位于在推特网站上的谩骂。缓和2.0版将是一种进步，哪怕只是在超级大国沟通这一层面上。
文章强调，正如基辛格上世纪70年代经常说的那样，推动缓和的理由是世界日益相互依赖。如今，这种观点的说服力更强了。大流行病揭示了我们之间程度极深的相互依赖，也揭示了一个基于“人人为己”和“各有所好”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
（2020-11-19 11:31:18）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重启中美关系并非易事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11月13日在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重启中美关系并非易事。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无论谁入主白宫，竞争都将定义中美关系。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两国关系以惊人的速度恶化。贸易战是双方摩擦的最明显例子，但较大范围的战略紧张局势也增加了冲突的风险。特朗普政府铺天盖地的指责、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以脱钩为目的的政策等令中国感到震惊。
尽管如此，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许多条件依然存在，重启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
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中国历来都避免表现出对某个特定候选人的偏好。
中国知道，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并不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严厉批评北京，主张让美国供应链与中国脱钩。同时，许多人并不认为华盛顿存在一种所谓“反华共识”。
拜登还经常把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描述为一项失败，这向中国暗示，即将上任的新政府不会采纳特朗普的所有对抗性立场，包括脱钩目标。拜登外交政策团队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都以开展明智外交而闻名。
但是，双边关系的重启会是棘手的。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共和党人对中国的批评对新政府与中国修好的努力构成了重大障碍。大选后由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可能性使得扭转关系之路变得更加难行。中国明白，选举结果所暴露出来的严重政治分歧将迫使拜登缓和国内紧张局势，并可能使他没有政治资本来全面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此外，中国担心，为了弥合两党分歧，拜登政府可能把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视为与共和党人找到共同点的手段。如果是这样，两国间的对抗可能会继续，甚至加速，而不会让位于一种兼顾合作与竞争的更稳定状态。
一方面，北京将希望在多个领域与美国重新接触。然而，北京同时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对新冠疫情的处理、社会政治稳定，及其日益增强的国际权力会让它在双边关系中取得更多影响力。中国可能会在某些领域顾及美国的需求，但在涉及主权等核心利益时，它会保持坚定和不妥协的态度。
（2020-11-17 15:02:57）
【延伸阅读】参考快讯：基辛格呼吁拜登上台后迅速恢复中美对话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据彭博社消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6日就新的美中冲突发出警告。基辛格在彭博新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言，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恢复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否则危机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基辛格称：“除非有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他说，今天可用的军事技术将使这种危机比以前的危机“更难控制”。（编译/王丙飞）
（2020-11-17 11: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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