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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学者:中美存在被忽视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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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亚评论》网站8月8日发表题为《中国和美国:新时代新博弈》的文章,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威廉·H·奥弗霍尔特。全文摘编如下:

中美之间的博弈不同于过去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冲突。对此类较量的大多数分析是基于二战前的历史,没有注意到二战后博弈发生了根本改变。有时,当游戏规则或工具发生变化时,风险和最优战略也会发生变化。

主要学者和战略家往往会错误解读过去中美冲突的教训,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博弈。

学科的条条框框导致学者们对政治-军事关系的过度强调,并使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忽视决定性的经济问题。负责处理美中关系的领导人同样过于强调军事,因为在和平时期,美国的国家资源分配取决于国会里的游说,军工复合体往往在国会里具有压倒性优势。

如何正确理解和展开博弈,同时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其他关键问题,这将是贯穿本文的全部内容。其中的要点是:军事冲突远非不可避免;我们与中国存在严重冲突,但也存在目前被忽视的巨大共同利益;中国不是恶魔,我们的盟友也不是天使;我们需要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活在我们所希望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为了继续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必须参与新的博弈。

经济博弈成新方式

美中关系的一个常见类比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二战,当崛起中的大国与既有大国相遇,每四次相遇中约有三次会爆发战争。从古希腊到二战,主要的冲突通常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各国都利用军力从邻国手中夺取领土。但二战后的冲突并不是这样。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学会了如何让经济更快地增长;军事技术(不仅仅是核技术)变得更具破坏性。如果双方追求的是获得大国统治地位的旧方法,那么它们都很可能会失败。

因此,通往成为或维持一个大国的道路主要是经济之路。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场新的博弈。忽视这一点,无异于经济学家忽视了工业革命。

冷战期间,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我们必须在柏林空运物资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上风。但最终赢得冷战的是经济战略。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和体系建设计划,然后我们利用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三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一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网络,以一种可持续和不断增长的方式提升伙伴和盟友。

相形之下,苏联把所有资源都投入了军队,同时维持一个传统的帝国,最终使自己破产。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经济上的胜利。美国用新方法博弈,苏联用旧方法,所以苏联输了。

通往成功大国之路已成为一种受强大军队(或拥有具备强大军队的盟友)保护的经济战略。经济战略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是零和博弈,能实现双赢。当德国和法国开战时,一方获胜,另一方则失败。但当美日或美中展开竞争时,双方都能实现繁荣。

中国距美国有8000英里之遥,美中领土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像二战前的大国那样行事,就有可能把修昔底德陷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博弈,那么可能真的会陷入困境。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一书精辟地阐述了这一后果。我们可能会因在经济管理上的失误而在领导权之争中败下阵来。军事冲突不是历史定律,尤其是二战后。

经济合作利好世界

虽然我们与中国存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加以解决的冲突,但我们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例如,中国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超美方盟友日本和韩国。这种对贸易的开放态度使我们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挽救了每况愈下的通用汽车公司和大量就业岗位。汽车公司、电影业、全球主要奢侈品制造商以及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只有在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情况下才能生存。现在,世界消费市场的重心是亚洲,主要是中国。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主张脱钩的人——他们通常只将中国视为供应国——可能会导致美国急剧衰落。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密不可分的。

有效的中美经济合作已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里,人类首次拥有了比我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基本生活品——衣服、食物及其他很多东西。由此带来的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不满和恐怖主义的减少,产生了巨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中美合作让世界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就业岗位在服务部门,大多是高收入的,而且极少有农业和工业时代的繁重体力活。中美合作使我们的世界真正有希望应对下一代人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仍然深陷贫困,迎接这些挑战的希望就会渺茫。

美国两党政治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更愿意只关注与中国的冲突。他们尤其喜欢指责中国让我们无法适应自动化世界。十年内失去300万个制造业岗位虽然对美国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压力,但当中国曾经面临失去4500万个国有企业岗位——主要是制造业岗位——时,他们的领导人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新的就业岗位主要是在服务业领域,而非责怪美国。但我们的政客选择指责中国,而不是应对国内的社会危机。

多体制并存是常态

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为首,许多美国评论人士认为,我们不能与另一个拥有不同体制的大国共存。这一教训是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掠夺中汲取的。但与纳粹德国和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试图将其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另外,中国也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认为其体制是独一无二的。北京的口头禅是,每个国家都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

虽然中国没有强迫或诱使其他国家采用它的发展模式,但与印度或菲律宾相比,它在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对我们坚称的“西方制度对处于任何发展水平的任何国家都有效”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

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台和英国脱欧让中国相信,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极易受灾难性的经济管理不善的影响。

我们无法用武力、颠覆破坏或经济上的阻碍因素来驳倒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西方制度在印度、非洲以及我们国内发挥比过去更好的作用。如果我们坚持说与中国相比,印度社会发展得更好,那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此感到蔑视。这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它是我们和印度的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威胁。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无法打败中国或者在与中国的较量中占上风;反过来说,中国亦是如此。我们有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并不寻求发动战争。从历史上看,多体制并存的世界是常态。

“一带一路”更胜一筹

在冷战时期,我们凭借地缘经济战略赢得了地缘政治博弈的胜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一道为全球基建提供资金,它们制定国际标准并管理经济危机。

经济上的成功使我们的联盟体系变得稳定、有活力和统一。保持军事优势绝对是必要的,但光靠这一点还不够,经济上的博弈才是核心。

在赢得冷战后,我们允许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和援助机制日渐走向萎缩。在1994年的墨西哥救援行动后,美国国会禁止了此类救援计划,使其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无法营救泰国等盟友。吝啬的国会拒绝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尽管增加资本最终不会让美国付出任何代价。国会不想改革这些国际机构的管理方式,以适应今天而非上世纪40年代的世界经济。改革意味着将部分权力让给崛起中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目光短浅的领导人削减了国务院预算,取消了美国新闻署,截断我们的援助和机构建设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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