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已经进入尾声。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因充满不确定性而尤为引人关注。
近日，应《环球时报》之邀，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与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视频对话。
20年前，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经出版就成为研究大国政治的经典读物，他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并预测21世纪的世界仍危机四伏。而当年，这本书的译者之一正是王义桅。
如今，美中两位学者隔空对话，就两国关系中的热点话题各抒己见：前者依旧强调“美国以往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而后者则告诉对方“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对话中国学者王义桅
美对华接触政策真失败了吗？
米尔斯海默（以下简称“米”）:2001年我写《大国政治的悲剧》时，美中关系还不像今天这样糟。发生变化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当时是单极世界中的唯一霸主，而中国远远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两国关系相对“融洽”。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飞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像美国主宰西半球一样想要主宰亚洲，这使美国开始竭尽全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美国不会容得下任何一个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
王义桅（以下简称“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基于“华盛顿共识”（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的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编者注），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从中国“入世”中获得巨大利益。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而关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尽管美国从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也巩固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但美国现在寻求一种新的“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机制。美国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新体系，如一个新的印太战略构想，让印度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米：我们的观点并不矛盾。的确，美国通过接触政策帮中国融入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使其富有、强大。中国也很好地抓住机会。但最终结果是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何我在2001年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两国关系很可能陷入一种糟糕的局面。
王：但我认为您的理论只代表1/4的美国人。
在美国至少有四大利益群体——第一个是以美国商业利益为座右铭的商人群体，他们直到现在还在从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第二个是传教士，有“上帝选民”心态，坚信对美国有益的事情必将惠及全世界，他们致力于在国外推广美式民主价值，却发现在强大的“中国梦”面前寸步难行；第三个是靠法律武器掌权的人；第四个是军工复合体。您强调美国帮中国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逻辑，把中国的发展总是视为美国帮助的结果，仿佛是一种恩赐，这本质上就是“美国中心”主义。
米：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一样，那么全世界都会永远幸福和谐，所以当冷战结束时，美国企图按照自己的模板重塑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奉行接触政策，认为一旦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它将变得富裕，然后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可以和平相处。这就是接触政策的意义所在。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实变得更强，却一点也不像美国。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希望拥有何种价值观和政治体系有清晰的偏好。
美国则陶醉于“自由主义必胜”的幻想中，因为它让我们赢得冷战。所以，我们决定延续这种政策，但实际上它却让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从而导致今天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还在想对中国、俄罗斯、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社会改造，而最终都遭到巨大失败。接触政策是一项非常失败的政策。
王：接触政策怎么失败了？实际上，美国的接触政策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某种程度上，它先帮美国打败苏联，又在经济上打败日本，你们也从接触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长远来看，它可完全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失败”。
拜登政府不喜欢谈论新冷战？
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表示，“美国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而是想与中国“共存”。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表态恰恰说明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在下降，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了，从主动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到现在被动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
米：包括美中两国在内，所有大国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地位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不出所料，中国希望继续增长，并将力量平衡转变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当然，美国想要保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以一个强者姿态来与中国打交道。对华盛顿来说，这也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尽管中国并不喜欢这样。
中国是一个现实主义国家，美中博弈和交锋也是出于现实主义逻辑。可惜早在单极时代刚开始时，美国就决定干预中国政治，这无疑带来一系列的隐患。但我不认为拜登政府有兴趣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接触政策的失败，拜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明智地放弃了在中国进行系统改造的想法。
沙利文等拜登政府的关键成员不喜欢谈论新冷战，这种论调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也不流行，但他们都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安全竞争，这对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政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他们明白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中，即使他们不想大声说出来。有大量证据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国现有的双边联盟，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多边联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直接遏制中国。
王：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美国如今也越来越发现和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美国人流行一句话，“如果不能战胜对手，那就加入他们”。但关键是如何共存？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开放的体系，反对美国利用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强迫中国屈服，干涉中国内政，比如把台湾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筹码对付中国，这让中国感到愤怒。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对话中国学者王义桅
美对华接触政策真失败了吗？
米尔斯海默（以下简称“米”）:2001年我写《大国政治的悲剧》时，美中关系还不像今天这样糟。发生变化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当时是单极世界中的唯一霸主，而中国远远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两国关系相对“融洽”。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飞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像美国主宰西半球一样想要主宰亚洲，这使美国开始竭尽全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美国不会容得下任何一个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
王义桅（以下简称“王”）：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基于“华盛顿共识”（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的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编者注），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从中国“入世”中获得巨大利益。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而关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尽管美国从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也巩固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但美国现在寻求一种新的“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机制。美国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建立新体系，如一个新的印太战略构想，让印度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米：我们的观点并不矛盾。的确，美国通过接触政策帮中国融入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使其富有、强大。中国也很好地抓住机会。但最终结果是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何我在2001年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两国关系很可能陷入一种糟糕的局面。
王：但我认为您的理论只代表1/4的美国人。
在美国至少有四大利益群体——第一个是以美国商业利益为座右铭的商人群体，他们直到现在还在从中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第二个是传教士，有“上帝选民”心态，坚信对美国有益的事情必将惠及全世界，他们致力于在国外推广美式民主价值，却发现在强大的“中国梦”面前寸步难行；第三个是靠法律武器掌权的人；第四个是军工复合体。您强调美国帮中国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基督教逻辑，把中国的发展总是视为美国帮助的结果，仿佛是一种恩赐，这本质上就是“美国中心”主义。
米：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一样，那么全世界都会永远幸福和谐，所以当冷战结束时，美国企图按照自己的模板重塑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奉行接触政策，认为一旦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它将变得富裕，然后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可以和平相处。这就是接触政策的意义所在。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实变得更强，却一点也不像美国。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希望拥有何种价值观和政治体系有清晰的偏好。
美国则陶醉于“自由主义必胜”的幻想中，因为它让我们赢得冷战。所以，我们决定延续这种政策，但实际上它却让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从而导致今天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还在想对中国、俄罗斯、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社会改造，而最终都遭到巨大失败。接触政策是一项非常失败的政策。
王：接触政策怎么失败了？实际上，美国的接触政策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某种程度上，它先帮美国打败苏联，又在经济上打败日本，你们也从接触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长远来看，它可完全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失败”。
拜登政府不喜欢谈论新冷战？
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表示，“美国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而是想与中国“共存”。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表态恰恰说明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实力在下降，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了，从主动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到现在被动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
米：包括美中两国在内，所有大国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地位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不出所料，中国希望继续增长，并将力量平衡转变为自己的优势，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当然，美国想要保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就会以一个强者姿态来与中国打交道。对华盛顿来说，这也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尽管中国并不喜欢这样。
中国是一个现实主义国家，美中博弈和交锋也是出于现实主义逻辑。可惜早在单极时代刚开始时，美国就决定干预中国政治，这无疑带来一系列的隐患。但我不认为拜登政府有兴趣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接触政策的失败，拜登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明智地放弃了在中国进行系统改造的想法。
沙利文等拜登政府的关键成员不喜欢谈论新冷战，这种论调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也不流行，但他们都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安全竞争，这对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经济、意识形态、军事、政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换句话说，他们明白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中，即使他们不想大声说出来。有大量证据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国现有的双边联盟，并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多边联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直接遏制中国。
王：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美国如今也越来越发现和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美国人流行一句话，“如果不能战胜对手，那就加入他们”。但关键是如何共存？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开放的体系，反对美国利用自己的那套价值观强迫中国屈服，干涉中国内政，比如把台湾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筹码对付中国，这让中国感到愤怒。
美国一定会阻挠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吗?
王：关于台湾问题，中国人认为：台湾是我们的内政，如果不统一台湾，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在许多美国人的逻辑中，台湾不是中国内政，而是所谓民主问题。美国战略界则担心如果中国大陆统一台湾，将会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甚至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继而撼动其美元和军事霸主的地位。
米：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在美中竞争中起着关键作用。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政府统一台湾。但对中国来说，这事关战略也事关民族和主权。美国不会允许中国不战而夺岛，而中国也不会放弃统一的决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严峻。
当然，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希望这种对抗演化成一场热战。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希望拥有保护其周边利益的军事能力，但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这实际上就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霸权。
王：我认为，当美国认为无法维系自身霸权的情况下，一定会放弃台湾。
米：如果台海两岸决定和平统一，我认为美国不会试图阻止它。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中国要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是否会为保卫台湾而开战。我相信拜登政府以及未来的政府会为了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而有所行动，原因是：
首先，如果美国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台湾，会觉得自己的声誉将受到巨大损失；其次，对想牵制中国的美国来说，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上的重要战略资产。
王：《孙子兵法》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中国足够强大，将通过和谈解决问题，并有足够实力震慑美国不再干预台海问题。美国的精力到那时已负担不起它的野心，何不放弃？
中美科技“脱钩”不可避免吗?
米：除安全领域外，美中两国如今在科技领域也展开激烈竞争，美国必须要保证在尖端技术方面保持绝对领先，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未中断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这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没什么不同。
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仍生活在一个由你们建立的互联网和金融霸权体系中。这就是为什么华为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5G公司仍无法摆脱美国的长臂管辖。
米：两个经济体越来越脱节。比如，中国现在被迫开发自己的芯片，这也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弹。回想2001年的时候并非如此，那时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并从中获益。为什么变了？就是因为我们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这让美国人重新审视中国，审视其飞速壮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和美国不断缩小的经济差距。
事实上，强大后的中国当然不会满足于美国建立的体制，它要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规则。因此，美国“把中国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很愚蠢。
王：相比美国，中国一直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比美国更多，在美国不断“退群”的背景下，中国一直在履行着维护国际秩序和公平的积极角色。还是我开始所说的，问题是美国想要一个新的体系和全球供应链，它希望主宰一切，但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也不谋求霸权。
中国讲究“共生”乃至“共命运”，不只是美国人说的“共存”，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没有这种文化精髓，因此也无法理解中方的做法。所以大国关系的背后其实更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基底、价值观，很可惜，大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未来中美对抗大于合作吗？
米：毫无疑问，需要两国合作解决的全球性危机很多，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然而，矛盾的是，美中有更强大的动机彼此对抗，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竞争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愈发激烈，从而使双方的合作变得阻碍重重，尽管这听起来很令人沮丧。
我认为两国当前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力量抗衡，也许两国还会在激烈的军事安全竞赛中越来越迷失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但我们阻挠不了它的发生。
王：在很多中国人心里，阻挠中美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政治高度两极化。
米：您说的没错，美国国内政治的严重分歧一直饱受诟病，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但太多美国人习惯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如在贸易战、美国疫情蔓延等问题上总想让中国成为美国治理失败的替罪羊。中国本来可以在基建和债务等方面帮助美国，很可惜，美国失去了太多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米：我承认有些美国人喜欢把帽子强行扣到中国头上，但没有您说得那么夸张，它更多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推责的一种手段。另外，这也是中美竞争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为遏制中国崛起而不断批评中国，就像冷战时期美国不停批评苏联一样，这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无论如何，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选择遵循现实主义方法，是一个典型的崛起中大国应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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