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奎琳·施耐德、茱莉娅·麦克唐娜，翻译/鲸生】
仅仅十年前，美国还是全球无人机技术创新的领头羊，靠“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在遥远的国度猎杀恐怖分子。但近年来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表明，另一场无人机革命已然到来。
过去的无人机造价昂贵，需要远程操控，主要用于精确打击和战略侦察；如今，几百美元就能买到一架无人机，用途也五花八门——从战场侦察到向前线伤员运送血浆和药品，无所不能。
世界各国军队都在摸索新一代无人机在战场上各个角落的用法。比如，以色列和乌克兰都使用FPV穿越机深入敌国境内发动突袭。俄罗斯则用一波接一波的自杀式无人机、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打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和工厂。在乌克兰前线，俄乌双方靠小型无人机和巡飞弹打击士兵、坦克和后勤装备的同时，也用这些无人飞行载具运送补给、分诊伤员、侦测敌军动向。这些无人机不再被从千里之外遥控，而是直接嵌入一线战壕，操纵者甚至会偷偷潜入敌方腹地。
美国基本上已在这场军事技术革命中掉队。
虽然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承诺要“重振美国的无人机霸主地位”，但迄今为止，美军装备的无人机主力依然是十年前就服役的更大、更昂贵机型。新的无人机研发项目，例如美国空军的“协同战斗飞行器”（CCA）或陆军的“低空跟踪与打击弹药”（LASSO）项目依然处于原型阶段，且价格远远谈不上便宜。空军的CCA项目单位价格预计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美国陆军的无人机款式更小，也得要7万至17万美元。就算美军的采购数量高于初期规划，也不清楚美国公司的产能能否赶上乌克兰每月消耗近20万架无人机的那种规模。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7月10日宣布发起一项新的无人机政策，改变美军在广泛部署无人机一事上进展缓慢的现状。 图自社交媒体
要想搭上这班无人机革命的快车，美国仅靠砸钱扩张产能——多拨款、多生产、快采购——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军政领导人必须更彻底地打破那些塑造了美军及其作战方式数十年之久的固有观念。
美国在采购新一代无人机方面动作迟缓的根源在于过去60年来打仗形成的“执念”：它能够也应该依靠远程操控技术，在千里之外实现速战速决。美国曾自信可以靠相对昂贵的无人机技术挽救飞行员的生命，把实时情报直接送达决策层，实现精准打击。
如今，欧洲和中东上演的冲突正逼着美国领导层接受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别国对无人机的运用正在改变战场规则，这意味着美军无人机部队成立之初追求的那种“低伤亡”战争形态，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切实际。
不过，在急着烧钱研发下一轮新技术前，美国的国防规划者们得先回头审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指导装备采购的根本理念和假设。他们必须重新评估美国公众对作战伤亡的承受力，改革积弊已久的采购流程，还得和各军种“贪大求贵”的本能较劲。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需要构思一套新的制胜之道，讲清楚无人机技术如何能帮美国赢得战略胜利。
科技加持
长期以来，现代美国军队一直追求利用高科技让战争更精准、更高效、更低风险——无论是对后方的领导人，还是对前线士兵来说。早在1965年，当越战局势越来越不利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就曾询问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去执行危险的侦查任务：“鲍勃，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你的那些小型飞机或直升机发现地面的敌人，然后用无线电呼叫轰炸机过来把他们炸上天？”
随着1971年微型处理器的问世，美国的无人机技术开始加速发展，第一批真正有实战价值的无人机被融入美军作战行动。在越南，“闪电虫”（Ryan Model 147）和后来的“水牛猎人”等早期无人机执行了超过4000次飞行任务，从事那些过去只能靠飞行员深入险境完成的“枯燥、危险的脏活”：充当防空导弹攻击的诱饵，航拍北越的防空阵地和战俘营，在恶劣天气下执行侦察、散播传单等任务。
美军上世纪60年代在越南广泛使用的早期侦查无人机“闪电虫”包含多个子型号，其单机平均使用寿命为执飞3次任务，但一架代号“雄猫”的无人机在被击落前创下执飞68次任务的纪录。
无人机并未根本上改变越战走势。但它们开拓了美军的思路：无人化技术确实能降低人员伤亡的风险。尤其在1973年美国废除征兵制、转向全志愿兵役后，这种潜力变得至关重要。征兵制的终结导致后来的总统们不敢轻易派大军出征，也逼着军方设计新战略——利用他们认为能够招募到的有限兵力打赢战争。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推高了对战场新技术的关注热度：到80年代初，美军面对着一支规模上碾压自己的苏联军队，必须研究靠质量优势来抵消对手的数量优势。
于是，美国领导层重点关注让美军转型为一支规模更小、训练程度更高、得到新型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加持的军队。得益于芯片技术领域的进步，确保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发现并锁定敌军，美军提出了“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理论，主张由陆军和空军配合，实现远程打击力量与高机动性地面部队的联合作战。与此同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将大笔资金投入研发卫星、雷达以及配备更先进制导系统的“智能武器”——这些技术日后均构成了美军无人机武器库的基石。
1983年贝鲁特美海军陆战队军营遭袭及海军飞行员在黎巴嫩上空被击落事件后，华盛顿对无人机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海军投资约9000万美元引进了一套以色列实战验证过的系统，并采购了72架“先锋”（RQ-2）无人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则发布了一份新的军事战略文件，申明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应向海外直接部署军队。
战略研究人士深信，诸如“先锋”之类的无人机能够替代风险极高的有人驾驶空中侦察任务。1985年，曾于1979至1982年间担任美国空军负责人事、研发与采购的副参谋长凯利·伯克（Kelly Burke）向《华盛顿邮报》阐释了其背后的逻辑：“廉价的飞机或许存在，但廉价的美国飞行员绝对不存在。”
温伯格学说的出台恰逢迎来信息时代的开端。美国长久以来都希望避免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终于使这一目标看似触手可及。在五角大楼不为人知的角落，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NA）里的一批战略研究人士专注于探讨如何通过无人机等新型作战系统远程探测与锁定敌军，以极低的风险迅速赢得战争，从而带动更彻底的军事战略变革。
在1986年一份极具前瞻性的报告中，一组ONA的战略研究人士构想了一个未来战场空间：空中遍布飞行的侦察传感器与蜂群化的“空中雷场”（aerial mines），其中的火炮与有人驾驶战机依赖无人传感器自动选择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