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草，有多重？
在福建，它叫“扶贫草”；在宁夏，它叫“闽宁草”；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它被称作“中国草”“幸福草”，也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菌草”都会愣一下：草，还有什么讲究？
可正是这株看似普通的草，从实验室走向田野，从闽宁协作走向“一带一路”，把中国减贫经验、生态智慧和天下情怀，写进了地球另一端的土地里。
近日，2026“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在福建福州举行。在开幕式“丝路新程 共谱华章”的分享环节，年逾八旬的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熺站上讲台，他不仅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也是菌草技术的发明人。
“菌草的故事，是人民摆脱贫困的故事，是中国贡献世界的故事，也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新探索的故事。”他说这话时，台下坐着来自100个国家、182家媒体和机构的代表。
因为这株草的分量，从来不只是“一株草”。
从长汀的荒山，到西海固的菇棚
菌草的起点，是一场“砍树还是救人”的两难。
上世纪80年代，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山民想靠种香菇脱贫，可种香菇要伐木，树越砍越少，山越砍越秃，雨一来泥浆漫田。脱贫和生态，像两只手在往相反方向拽。
林占熺当时是福建农林大学的青年教师。他不服这个“死结”，借来5万块钱，在简陋实验室里用芒萁、五节芒一遍遍试。经过1000多个日夜，1986年，第一朵用野草种出的香菇开了：“以草代木”这条路，被他蹚了出来。
技术先在福建山区跑通。农民不砍树也能种出菇，收入还高。但一项实验室里长出来的技术，能不能真正活到田地里，靠的不只是草本身。
真正让它被“看见”的，是闽宁协作。
1996年，福建和宁夏结成帮扶对子。1997年4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菌草技术被列为协作项目。林占熺带着6箱草种和菌种直奔西海固：“哪穷、哪苦、哪生态不好，我就去到哪，把菌草技术传播到哪。”
彭阳冬天冷，团队把废弃窑洞改成简易菇棚，用玉米秆、小麦秆栽培蘑菇。半年后，27户示范户里，收入最高的农户在不到50平方米的菇房里纯收入1万元，比种27亩小麦还强。
1999年10月2日，闽宁村组织测产验收。一位回族老汉看着一人多高的菌草，顺口编出一句：“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好。”
林占熺后来多次回忆这一幕：“这是老百姓给菌草的最高评价。草能扎下根，是因为背后有人把方向、把平台、一程一程托着走。”
他口中的“有人”，是决策层持续的托举。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菌草技术很早就被看作“自己拿手”的优势技术。从联席会议签字立项，到批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再到顶住争议、支持建起省级菌草实验室，一项草根技术，被从山沟里扶上了省级舞台。林占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总书记看问题是看趋势，很有前瞻性。没有他的大力支持，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是建不起来的。”
草还是那株草，但它不再只属于一座山、一个省。
从东高地省的泥路，到100多个国家的田野
2000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率团来闽。援助协议签下，菌草援外第一站由此开启。2001年，中国首个援外菌草示范基地在巴新落地。
东高地省的泥路、旱季和疟疾都没能拦住这株草。
当地百姓第一次知道，野草和咖啡壳也能种出菇。巴新国会议长纳罗科比，听完介绍说了那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给我一条鱼，我只吃一顿；你教我抓鱼，我一辈子有鱼吃。你给我一些菇，我吃一两天；你教会我种菇，解决的是一辈子的生路。这项技术的价值，五百万、一千万都不止，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到今天，菌草和旱稻技术已推广到巴新10个省20个地区，成为东高地省继咖啡之后的第二、第三大农业产业，数万户农民由此减贫。
而草的足迹，远不止巴新。
在南非，项目方把技术压到最简：一个“10平方米菇棚”，一个农户就能脱贫。团队创建“基地+旗舰点+农户”模式，两年建起32个菌草旗舰点，让成千上万贫困农户学到技术。南非总统办公室调研后得出结论：菌草项目是南非影响最大、扶贫效果最好的项目。
在卢旺达，菌草菇合作社发展到60余家，示范推广农户超4200户，带动3.7万多人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菌草还被纳入当地水土流失治理重点项目。
在斐济，团队攻克高温难题，结束当地不能生产食药用菌的历史。3500余户增收一倍以上，为1200多名妇女及200余名残障人士改善生计。2019年，《楠迪宣言》把菌草技术培训与推广纳入中国—太平洋岛国农业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菌草技术示范中心已在斐济运行，向周边岛国辐射。
从南太岛国到非洲大陆，从拉美到阿拉伯半岛，菌草没有靠资本裹挟，没有靠技术封锁，靠的是“授人以渔”四个字。
2021年，菌草援外20周年。总书记在一封致论坛的贺信里把这种思路说得极清楚：菌草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结合，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要让它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一个从福建山沟里长出来的哲学，林占熺说，当世界变乱交织、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选择把减贫经验做成全球公共产品，菌草技术走出去的逻辑始终如一：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谁需要，就教谁；谁最穷，就先帮谁。
从一个人名，到一张餐桌，再到一条回家的路
在巴新东高地省，菇农伊丽莎白的父亲卡拉尼给刚出生的小女孩取名叫“菌草”，并在报纸上公布。林占熺问卡拉尼，为什么要把小孩的姓名叫菌草并登报公布？卡拉尼说：“不管今后世界怎么变化，让人民记住中国对巴新的帮助，这代表着我的家庭和菌草技术间的情谊。”
同一片山里，费雷达·科拉罗姆把菌草种出了规模。作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菌草技术项目”受益人女性代表，她是第一位站上联合国总部讲台的菌草农民。经中国专家培训，她雇了25名妇女，每周产200公斤鲜菇，挣了钱建新房、买新车；还配合专家为周边10个村庄培训1500多人次，社区营养不良率从70%降到55%。“现在每天许多人打电话来祝贺我，也想学菌草技术。”
在卢旺达南方省，这株草进了学校食堂。体育老师蒙尤拉班加此前赴福建农林大学参加菌草技术交流，回国后在学校搭起菇棚、自制培养基培育蘑菇。如今每周至少两次，蘑菇成为营养餐的主菜。
“蘑菇不仅是孩子们餐桌上的一道菜，更是一粒改变未来的种子。我们不光想种出蘑菇，更希望掌握从菌草种植、基质制作、食材加工到营养搭配的整套流程。这样一来，不仅能改善学生的日常膳食，还能将多余产品售卖，为学校增加一点收入，”蒙尤拉班加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
过去家长交不起伙食费，营养餐计划常常停摆；现在菇棚就在操场边，成本低，还能反哺学校。
最后，是一条回家的路。
在斐济楠迪的沃图阿莱武学院，菌草技术被写进课堂。学生们跟着中国专家学配料、接种、控温控湿，把菌草变成一茬茬平菇。17岁的桃法·图普学完后在菇棚里说，自己想回家试着种蘑菇，不是等着别人送来，而是自己动手。
校长拉杰什·昌德记得，学校2019年进入菌草产业，疫情后脚步放缓，重启时中国和斐济伙伴给了设备，也给了知识，“尤其是对他们的学生”。
从巴新部长给女儿取的名字，到卢旺达孩子碗里的热菜，再到斐济女孩打算亲手种出的第一茬菇，菌草没有靠口号走远，而是靠“让最普通的人也能上手”活了下来。
林占熺说：“我们菌草技术援外，是全心全意帮助他们发展的，并且把帮助当地弱势群体减贫作为重点，结合各国实际，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这不是施舍，是把谋生的本事，交到手里。”
草的重量，也是人的重量
林占熺在采访时没有过多的多讲自己，他引用《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里的话：“菌草的故事，是人民摆脱贫困的故事，是中国贡献世界的故事，也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新探索的故事。”
一株草有多重？
它重过一份签字，重过一间省级实验室，重过100多个国家的田野。
它重在一个父亲给女儿取的名字里，重在一个孩子碗里的热蘑菇里，重在一个女孩“想回家自己种”的念头里，重在一个老汉脱口而出的“幸福”两个字里。
从长汀的荒山，到西海固的窑洞；从东高地省的泥路，到“一带一路”的海与陆：菌草真正分量的，从来不是生物量，而是它让无数普通人相信：我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一株草的分量，这就是中国愿意与世界共扛的重量。（本报记者余佳茵对本稿件有贡献）
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审核 | 卢长银
编辑 | 王晓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