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20日发表文章《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了吗？》，作者是斯潘塞·博卡特-林德尔。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时，塔利班立即发动攻势夺回这个国家，拉响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和政府垮台的警报。但美国总统拜登并未改变撤军计划。
他本月说：“我们不是去阿富汗建设国家的。唯有阿富汗人民有权利和责任决定自己的未来，决定他们希望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
这一讯息与21世纪初盛行的说法截然不同。当时，乔治·W·布什宣称，“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这些年来，美国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兴趣是如何消长的，拜登应该对此采取何种态度？
军事力量主导战后秩序
美国并非一直自视为“世界警察”。虽然美国19世纪扩大了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但直到二战才成为全球军事超级大国。
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去年在《纽约人》周刊上解释说：“法国1940年沦陷，促使美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加入战斗。1941年，出版商亨利·卢斯更进一步提出了‘美国世纪’：由美国的价值观、制度，最终是军事力量主导的战后全球秩序。卢斯的想法起初很有争议，但到战争结束时，它似乎成为必然。”
美国保持军事优势的部分理由是战术性的。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传播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一份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写道：“日益缩小的世界现在面临核战争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仅仅寻求遏制克里姆林宫的图谋不是长足目标，因为国家间缺乏秩序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无法容忍。这个事实要求我们为了自身利益，承担起世界领导责任。”
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的逻辑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那是在苏联解体和“9·11”袭击之后。苏联解体后，就进入了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单极时刻”。
自由派也有人为干预行动辩护。最重要的拥护者之一是萨曼莎·鲍尔。她是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现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她在2002年出版的《地狱之问》一书中表示，“永不重演”的承诺使美国有义务制止世界各地的暴行，必要时单方面动用武力。
▲资料图片：白宫（新华社）
军事介入在美不得人心
不管是好是坏，海外军事介入乃至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已经不得人心。
一个原因是，美国占据优势的国家安全理由不再像“9·11”事件后那样有吸引力。政治学家迈卡·曾科和《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迈克尔·科恩在其著作中写道：“美国人生活在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和更自由的世界里——比其他国家安全和自由得多。”他们认为，华盛顿圈内人几十年来围绕外国威胁制造恐慌的做法掩盖了真正伤害美国人的东西——不达标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破旧的基础设施、枪支暴力、不平等、国会僵局和气候变化。
全球反恐战争和出兵伊拉克也严重削弱了军事干预的人道主义理由。历史学家斯蒂芬·沃特海姆认为，在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后，新保守派和鲍尔这样的自由派干预主义者严重低估了制止民族冲突的难度，忽视了战后国家建设的挑战。干预主义者把军事干预说成是绝对必要的——不管后果如何，也不管舆论如何，为2003年出兵伊拉克铺平了道路。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说，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的11场战争造成超过80万人死亡，3700万人流离失所，耗资约6.4万亿美元。美国还持续比其他国家出口更多武器，包括向六个最具干涉主义色彩的中东国家当中的五个出口武器。
许多外交政策思想家认为，如果没有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世界就会像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写的那样，“沦为一个狗咬狗、强权即公理的所在”。但沃特海姆不同意这种观点。他2019年在《泰晤士报》上写道：“华盛顿当权派想象的世界是一个空白空间，一个被动等待被领导的‘权力真空’。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准备捍卫‘自身自由’的人。今天，减少了美国军国主义的世界很可能总体上就减少了军国主义。”
外交政策未与传统决裂
本月初，在海地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遭暗杀后，拜登拒绝了该国代总理提出的提供军事支持的请求。有些评论人士将这一决定视为美国霸权不断萎缩的又一迹象。
外交政策分析家马克斯·布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世界警察正式下班。拜登没有使用‘美国优先’的口号，但他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样反感国家建设，并且希望结束‘无休止的战争’。”
不过，还有些人（比如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没有看到太多决裂。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国际问题上，拜登迄今为止基本没有改变传统政策。”他坚持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新保守派不会有兴趣向海地派兵，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从阿富汗撤军，美国都仍然可以选择在那里发动空袭。
乔姆斯基还说，拜登没有取消对古巴的禁运或者对伊朗的制裁，他“只有撤销毫无道理的野蛮行为”（比如取消人道主义援助），背离了特朗普“彻底出卖巴勒斯坦人的做法”。而且“在其他领域，例如中国，他采取了比前任们更具对抗性（而且相当危险）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