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摘自《文史精华》作者吴跃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