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嫖娼现象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在我国卖淫嫖娼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更有着不解之缘。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1934年)中认为，我国最早的娼妓起源于商代。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娼妓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宗教卖淫时期。娼妓起源于“宗教卖淫”，或称“神圣的卖淫”。这种卖淫源于古代巴比伦女子在神殿以“承迎过客(发生性关系)为拜神”的奉献。我国商代的“巫娼”即属于这种性质。当时的“巫娼”多是一些擅长言辞、装饰华丽、歌舞动人的美貌少女。《尚书》中就有“酣歌恒舞，苟于货色”的记载。
第二阶段，可称为官营娼妓时期。春秋时期，我国即出现将沦为奴隶的女性作为“官妓”以供军人娱乐的现象。公元前645年，齐国管仲设立七市，置有女闾七百人，征收夜合之资以作军费，开创了国家经营“官妓”的先河。至唐代，官妓制度才得正式确立。其时，由国家设立教坊(执掌倡优的专门机构)，规定凡在京师的官妓统由教坊管理并在教坊登记注册。除京师教坊官妓外，全国各大都市都有为当地不带眷属的官吏、幕僚而设立的官妓，这些妓女由政府统一供应衣妆脂粉，随时准备承应宫差。以后历朝，基本沿袭了唐代的做法，直到明宣德初年取缔了官妓，一改唐宋以来的乐户娼妓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娼妓史上的一大改革。营妓作为官妓的一种，则始创于汉武帝统治时期。当时汉武帝为拓宽疆土，征战频繁。为鼓舞士气，他下令在军中配备女乐，慰劳无妻室的士兵。“营妓”自汉代以来，历经南北朝、唐、宋几代不衰。
第三阶段是私营娼妓时期。自春秋以来，贵族、官僚、大地主家庭即有蓄养家妓(即本乐)的风气。与官妓不同的是，家妓是一班蓄养在权贵豪门家中供声色取乐的女人。这便是私娼(或称包娼)的原始形态。明代宣德年间取消官妓制度后，“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的私营娼妓，以南、北二京为中心，大量发展起来。当时即有“娼妓遍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生，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之类的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娼妓更充分地得到了寄生于社会的条件，开妓院卖淫的现象开始大范围出现。妓女及妓院的身份，也随之分出了三六九等。如在清朝，即有书寓、堂名、花烟间等区分。
民国时期，娼妓业没有因为政体的改变而改变，反而突飞猛进。其时的娼妓，沿袭晚清的管理方法，有公娼、私娼之分。所谓公娼，指妓院只需按月交纳“花捐”(营业税)，定期接受检查，即可公开营业。而那些不纳税、秘密卖淫的妓女，被称为私娼或暗娼。妓院不仅是卖淫嫖娼的场所，而且也是嫖客与嫖客进行政治、商业等种种交易的理想地点，成为上自军政要员、下至黑帮流氓云集的场所。至解放前，我国的娼妓业再一次空前发展。当时的资料表明，1948年的北平，每250人中，就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而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妓女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不仅居全国之首，而且一度号称世界娼妓之最。据当时的调查，1945年，上海的公娼私娼合计在6-10万人之间，而当时上海的女性人口约为150万人左右。照此推算，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个是娼妓。如果削除未成年的幼女和50岁以上的妇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封闭妓院、解救妓女，取缔卖淫活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基本上根除了娼妓制度。有关资料表明，解放初，北京市先后查封妓院224家，解救妓女11286名，其中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已52岁；上海市在解放初先后关闭妓院800多家，解救妓女约10万人。这一被誉为“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作为党和政府的丰功伟绩被载人史册。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时间里，卖淫嫖娼在我国被基本禁绝。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持续不断地开展禁娼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1985年至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卖淫嫖娼案件147.6万起，查获违法犯罪人员291万余人，1991年到1998年，共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25.08万余名。其中，1998年各地公安机关即查处卖淫嫖娼案件18.9万余起，查处卖淫嫖娼人员39.9万余名，收容教育3.3万余名。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短短十六个字即体现了新中国执法工作的精神和原则。作为禁娼工作，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