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春秋 作者：张百顺
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呼啸寒风中，成群结队的军人､家属和小孩，沿着边境一侧的高山､)岭､江河､湖泊朝着世界最著名的西伯利亚寒流的方向涌去……数以百计的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橇向着前方艰难跋涉。
茫茫草原上，每天人们出发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好亲人的尸体。这些死去的亲人中，有的在国内同日军厮杀中就已经伤痕累累，只是靠着对日军刻骨仇恨这
种精神力量的支撑，顽强地同“死神”进行了最后的搏斗；有的为了自己的妻儿能够活着回到祖国，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更多的人则是由于食不果腹而抵挡不 住西伯利亚滚滚寒流的袭击，一夜之间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一些刚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祖国而祷告的老人；一些爬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来的官兵；一些历经磨难， 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号啕大哭的妇女……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亲情氛围之中。
——这就是74年前数余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道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
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寇殊死战斗并多次取得胜利，却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日军的疯狂“围剿”而惨败。剩余4万余人泣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
公元1932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在“总司令”(当时东北军民的习惯叫法)张学良将军内调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和疯狂“围剿”，一度发展到40多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州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为李杜､刘宾､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
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片般的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元月份后，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1.5 米，最多处削平3.4米。战斗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
1932年3月中旬的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 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所部活动的大
本营(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抗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
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发起后他和官兵们一 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
气。掌旗官韩文举和4名掌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
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是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的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
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语辈里人无须再哭，为国家牺牲
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决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 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者的脑海里。
65年后，当这支部队的3位健在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的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
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
保存实力，东部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宾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它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
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万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
伯族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
海拉尔的计划，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
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州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 得越来越小。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攻防易手､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据式”的 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豫明老人53年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的倒在了 阵地上，27人安葬时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的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 皑皑白)，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可以说决胜于战争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日伪军的“立体式”疯
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 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地退却。而这种退却并非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
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女
孩)遭到日军的强奸､杀害和摧残者不计其数。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情：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
家里5口人中，有4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3位士兵一起投降 当地的伪军，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弟弟，并提着弟弟的头颅对全营进行警示：“降日者照此办 理。”有一位家在哈尔滨的士兵，父亲被害，母亲和4个姐妹全都被日军强暴了，部队就要撤退到苏联时，一些筹划着投降日军的人让他给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提起 机枪就朝着这些人扫去，并狂喊：“没有良心的，我让你们投降，我让你们当汉奸！——”
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满州里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 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
余名官兵，在军长刘宾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的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宾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至此，除部 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苏联境内。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和军史专家对此总结了“五条教训”：
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 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孤军奋战､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相互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得敌人得以各个击破。
三是没有广泛地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四是没有长远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抗战”的重要性的，但在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怎样才能够在有效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相应措施。
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宾､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都是为了保存和积蓄
力量，但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
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自动解散的重要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
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扬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
不会､也不可能抹煞当时特定环境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 入侵者。
进入苏联的数万义勇军将士，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活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重活，或以家什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地进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况，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
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苏联只是其“保存实力”､“重整旗鼓”的一个大 本营，最终他们还是要从这里出发开赴新的抗日战场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带着强烈的抗日复仇愿望进入苏联的。可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入到苏联境内后
的瞬间，就全部被缴了械。原来，苏联政府早已和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对进入苏方境内的抗日义勇军，依据相关《国际法》，完全按照战败的“俘虏”来对待。
(不少幸存下来的义勇军官兵到死都对这种“待遇”不理解：我们是把苏联看作友邦才进入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俘虏？早知如此，我们宁愿战死在东北也不会进入苏联的。)这种没有武器的现实，对于有着强烈复仇意识的广大义勇军官兵，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大家怎么也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相信
这会是真的。看到自己的武器被苏军整车整车的拉走时，官兵们相拥无语，一些官兵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少数人甚至抱头痛哭。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
事人回忆，从满州里和兴凯湖(虎林､密山)两个方向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中，都有一些因为缴械而精神失常的官兵。而对于这些看似“精神病”的官兵，苏方担心其影响到更多的人员，怕引起集体“骚动”，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着“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方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跑到外面大喊：“要回去，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
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
当时义勇军官兵集中居住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里(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每间房子､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 着要回到白山黑水；更多的人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
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波汤，1块小方糖和一小撮茶叶； 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它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生活开销由我国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要。400克面包，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标准，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
为了维持家人生存必须的最低需要，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当时有不少义勇军官兵主动和苏方人员联系，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把自己的一份食品节约下来留给妻子和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在当时的伯力､赤塔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
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庄，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误工､误时，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已经算是天大的福音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其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 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收留､照顾她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跪下了，其情其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力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
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吞噬的，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
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又都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一
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保姆”，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两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要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 韧和贤达。
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还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 实。开始时，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
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引来非议，影响自己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
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即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时，行
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1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便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
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
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
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牧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
“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相互情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长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
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须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
断向你逼近的时刻，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谁也不愿意过早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人都快饿死了，还 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能活一天算一天吧！”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易食”现象愈演愈烈。
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的义勇军官 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 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地使餐桌相对丰盛一些。进入元月中旬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
茫)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银白色的世界里，它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
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家中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元月25日的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便成了 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了这段经历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官兵们常常是奔波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
积)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力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
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得“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
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思，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饥饿威胁一天天的加重，官兵们不得
已才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替代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地捕捉和
食用乌鸦，相关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
化(冻成了冰)，最后做成菜汤，虽然很苦且都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的春节“菜汤”念念不忘， 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 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
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下了。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语，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
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人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
拿到一些“贺岁钱”(也叫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眼前的一切，使得这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
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拿 “贺岁钱”时，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的抱起，讲一些他(她)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其注意力。
“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家，朔风列列卷怒潮；可恨日本鬼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
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零下三十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万多人倒下长埋在异国的冰天)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信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
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道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小孩从海参威坐轮船绕道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8批乘火车到 达阿亚古斯，然后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主要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退入苏 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
从新疆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 间长达半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员，不少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
从1933年2月上旬起，4万多名抗日官兵(含部分家属)在零下三十多度(最低温度达到零下五十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力——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伊犁)的路线返回｡
“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的和牺牲的战友｡”79岁的李云先，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后怕的瑟瑟之感｡“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了，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服，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相互拥挤着的体温在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的抵
抗疾病的能力极大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是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
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
讲到这里的时候，李老讲述了一个伴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农历正月十五(2月10日)的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人被活活冻死在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
4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时嘴里还含着瘦小得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是灭门之灾，灭门之灾呀！”本来按规定家属小孩是要经水路绕道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小孩说什么就是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她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重｡
根据李老生前的回忆，绝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的时间才将他们的双眼合上，“个别死难者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
终还是没有将他们的双眼合上｡他们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着重新回到抗日的疆场，他们做梦 都想着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是死不瞑目啊？!”
为此，李云先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方的同意，他们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
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穿越西伯利亚那段长途跋涉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逝去已久的､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黑
面包，在等待回国的“休闲”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都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长途旅行时人的饭量最大｡”一个车厢里，如果有一位因为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众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
有时运行1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差别，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含口雪，饿了还是吃口雪，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
由于在苏滞留的1个多月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是人人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
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吃的｡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条酸黄瓜和一星半点面包｡有一次，6名义勇军官兵用他 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泣别白山黑水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虱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欲睡不能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 联远东重镇多木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两间木制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虱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气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房”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积极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得到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的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 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解决了官兵最关心的“洗澡 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的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从伯力到塔城，最困难的还是要算阿亚古斯以东 的最后200公里道路了｡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是：“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
俱裂｡”在最初一､二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试行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地中，根本无法前 行｡在车陷于深)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一个个倒下了｡
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行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撬｡81岁
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
克｡我们无法想像在这种“炊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极限，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是祖国母亲的呼唤？是同家乡亲人团
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的本能求生欲望支撑？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 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齐腰深的积)中，大家每天只能走十三四公里的路程；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时刻都能听 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
”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回到祖国，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送给他们
的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到祖国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
“要让孩子们长大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着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以便他们也能够分 享胜利后的快乐｡
从各方面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情况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万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 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以后，也就是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本来都不该死，但为了自己的亲人能 够安全地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
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款待｡其后，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
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绕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在边陲塔城，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它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
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啊，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列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华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感受到祖国母亲的伟大！”
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放起来了的新衣服，从老人到孩子又全
都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路的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抛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克尔柯孜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两旁，有节奏的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