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南京保卫战是从12月5日日军发动进攻到12月12日守城的中国军队宣布撤退时结束。在这场为期仅八天的战斗中，敌我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战况激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在八年抗战史上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
南京危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的八字桥打响第一枪后，南京政府就十分清醒地知道，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后，决不会停留，下一个目标就是南京。果然，11月8日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便兵分两路直逼南京：一路以上海派遣军第9、13、16师团主力尾随国民党军队沿沪宁线西进，一路以第10军的第6、18、114师团和国崎支队全部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
面对严峻的形势，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守卫问题。第三战区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主导思想是：
(1)京沪线方面，以最小兵力利用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工事，阻止来敌，不得已时，转进锡澄(无锡至江阴)、宜(宜兴)武(武进)等阵地，节节抗击。
(2)由京沪线抽调两个师，另再抽3~5个师，拱卫南京，并预先构筑工事。
(3)沪杭线方面，扼守崇德、石湾、南浔线及临平、吴兴线，最后以第十集团军退守杭州附近，第七军两个师退守长兴附近。
(4)后到川军六个师于广德、宁国附近集中，重点于广德方面，攻击沪杭方面来敌。
11月20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城防总司令官，随即将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
外线失陷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在淞沪会战结束后的撤退中，国民党军队未能如蒋介石所愿，节节防守、逐次抵抗，相反自一开始撤退就几乎溃不成军。11月19日，日军攻占常熟后，吴福线难以防守，国民党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以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23集团军川军的5个师、2个独立旅，由四川赶赴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也没有未发挥多大作用。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至此整个外线几乎全部沦陷，南京处于被包围之中。南京的第一道防线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也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南京失守
12月3日，各路日军已逼近南京外围。5日拂晓，日军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防线的守军，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南京守军虽奋力苦战，却屡战不利，损失惨重，被迫节节后退。12月7日，日军在炮兵部队及航空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开始向守卫南京的第一线前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两日激战，南京城各外围防御地段上的工事多被日军火力摧毁，守军伤亡惨重，防守淳化的第74军第51师接连打退日军一个旅团的10余次进攻，击毁日军坦克15辆，毙伤日军500余人，而第51师也伤亡惨重，第301团团长以下官兵伤亡1400余人，9名连长全部战死沙场，第301团基本丧失了战斗力。8日下午，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先后攻占了汤山镇、淳化镇等外围据点。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守军退至雨花台、紫金山、鸟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一线复廓阵地防御。9日，日军送来劝降书，要求守城军队在10日正午以前投降，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10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攻城。在空中六七十架飞机的掩护下，日军地面部队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中方守军阵地发起进攻，中日军队在南京城内外展开了大厮杀。中国军队奋勇杀敌，日军的进攻一时受阻。12日，日军又展开总攻，飞机大炮密集地向各城门集中轰炸，古老的城墙被炸得乱石横飞，日军从炸开的城墙缺口上潮水般涌入城内，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长官战死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发地迎上去，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战至12日16时，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皆被日军突入，南京城内多处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守城部队与突入的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南京城已无法固守。12日17时，唐生智下令各部队突围撤退，至此，南京保卫战宣告结束。
评价一场战事的成败并不以一城得失做标准，而是根据是否达成预期的战略目标、是否较多消灭敌方并较少消耗己方的实力做出判断。从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看，争取时间、拖住日军、以利再战是南京保卫战的重要战略目标。然而，战前原本预定进行一到两个月的战事仅8天就结束了，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一味地强调日本军队如何凶残和野蛮，却很少反思本民族在那场战争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守城部队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破城？军队伤亡人数为何那么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守城的时间为什么那么短？
国民政府守卫南京的总方针是作“短期固守”。也就是说，南京的失陷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没想到“短期固守”的时间竟然如此短，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仔细分析这场战役，不难看出个中原因。
一是战略上的错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然而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作战。在南京保卫战前，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于南京城郊，做消极防御，固守孤城如同坐以待毙。而当日军进至南京城下时，南京卫戍部队奉命不得主动出击，而采取分兵把守的下策，每个部队负责的正面防御都很宽，缺乏纵深配备，也没有充足的预备队。日军进攻时，集中兵力专攻一点，致使中国军队处处被动挨打。在激战中，有的部队提出主动出击的计划，也得不到批准。例如守卫紫金山、蒋王庙一带部队曾于敌猛烈围攻之际，联名建议，趁敌出动进攻之机，集中全部机动兵力，主动出击敌驻地，威胁敌人后方，以争取主动。可是，这一出奇制胜的战斗方案，竟未获批准，致使紫金山阵地更趋危急。此种战略思想上的错误，贯彻南京保卫战的始终。
二是军力上的差距。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总兵力15万人左右，但大部分是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打过。据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统计：守军中，能直接同敌人厮杀的战斗兵只占60%，刚入伍的新兵又占了将近40%。而且中国军队严重缺乏重武器装备。在南京展开激战时，空军战机己损失殆尽；海军主力舰艇一部被炸毁，一部已撤至长江中上游。
日军负责攻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共辖9个师团，除1个师团留作上海的警备部队外，其余几乎都投入南京作战，总兵力10万人左右，都是刚刚调到中国战场来的作战部队，大多由训练有素的老兵组成，战斗力较强。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作战时有新式坦克、火炮等重武器装备，并且还有飞机和舰艇的炮火支援。
三是防御工事的缺陷。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虽经营多年，但大部分不符合实战要求。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上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有的用土埋着，有的门打不开。而机关枪掩体的枪眼做得都很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进而集中火力加以摧毁。位于四郊的炮台工事，虽以钢筋水泥构筑，但“暴露而且密集于狭小之地域”“完全不切实用”。更恶劣的是，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的城墙上构筑的永久工事，只是在外面涂了些水泥，内部的横梁多以竹子充数。战士一脚踏在暗堡上，暗堡顿时塌了半边。由于布防仓促，南京警备区并没有给所有的部队配发工事分布图，再加上各处工事和大量民居混在一起难于查找，于是有的部队在这方圆十几平方千米的地面上疲于奔波寻找防御工事。
伤亡为什么那么大？
据各方数据综合分析，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大约10万人是可信的数据。而在战斗中真正阵亡的人数并不多，多数官兵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被日军俘虏后杀害，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制定防守计划摇摆不定。在南京保卫战前，蒋介石始终处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他力排众议，做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认为预期防守在1月至2月。当得知日军正包围南京、守军面临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的角度考虑，又改令撤退，然而命令中却又含糊其词，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可以说，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
负责守卫南京的唐生智当初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一战的必死决心，要求将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予以制止，如有不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这一看似英勇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军事科学的最基本定律，即无论统帅的决心和热情大小与否，都必须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客观环境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举动为后来部队撤退时无船可用埋下了伏笔。
二是撤退时组织无力。南京保卫战中，高级军官在组织撤退时混乱无章是造成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首先，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12日，唐生智宣布部队突围、撤退的命令后，考虑到时间紧迫、人多船少的客观情况，明确规定只有卫戍司令部各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36师由下关码头渡江，其余部队均由正面突围。这一原则本比较切合实际的。但到正式宣布撤退令时，他又补充口授命令其他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以过江向滁州集结。如此一来，许多原定突围部队均蜂拥至江边，数量接近9个师。由于人多船少，渡江时，秩序极为混乱，有的船开动后，遭到岸上部队开枪射击；有的装载过重沉入江中，许多求船不得的官兵，拆取店户门板自作木筏，冒险渡江，造成数以千计人淹死在江中。
其次是通讯不畅也造成了损失。当唐生智下达撤退的命令时，用无线电通知处于监军胡宗南的第一军，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命令没有传到南京长江北岸的守军，造成北岸的守兵以为渡江的部队是逃兵，就开枪射击，直到唐生智渡江后才停止射击，也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无辜伤亡。有些下属部队与上级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撤退的命令，丧失了撤退的机会。更可恨的是有的部队长官接到撤退的命令后，并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自己就就一走了事。正因撤退不力，使数万名军人滞留南京城，当日军进城后，这数万名军人在被俘或潜入民间被搜捕后，绝大部分遭到屠杀，成为南京大屠杀中悲惨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