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年间，在现代文学史上，王映霞都是大名鼎鼎。她与郁达夫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王映霞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美誉，时人送她“荸荠白”的雅号，来形容她惊人的美丽。爱情故事：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一时，初嫁郁达夫，再嫁钟贤道。在婚外，她还与“特工王”戴笠有过隐秘的情事。
1928年王映霞与郁达夫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1940年，两人离异。1942年，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第一次婚事 才子佳人过了5年甜蜜生活
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其父金冰逊很早就去世了，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随母姓。她自幼跟着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学皆优，相貌又出众，在女师的名气很大。学生时代的王映霞爱好文学，对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关注，并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
1917年，21岁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乡绅大户孙孝贞之女孙兰坡订婚。后郁达夫为孙兰坡改名为孙荃。此后，他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曾产生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也有频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达夫才在情场上浪子回头。
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27年，郁达夫31岁，王映霞才19岁。邂逅王映霞，郁达夫一见倾心，王映霞也经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于是两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8年4月，郁达夫名义上的夫人孙荃仍伴着郁老夫人苦守闺愁；而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
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沉醉在爱情的浓蜜中，顾不上计较。婚后王映霞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巢之外，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过了5年甜蜜的生活。
郁达夫没能给王映霞正式名分
1933年，郁达夫夫妇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了一座“风雨茅庐”住了下来。移居杭州后，两人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
王映霞之美，令时人叹为观止。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
作为新女性的王映霞很介意名分，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王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还有意无意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妇身份可谓“名至实归”：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郁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无法容忍的。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隔膜越来越厚，不得已王映霞外公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郁达夫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
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又发现了戴笠与王映霞亦有染，夫妻因此反目。
汪静之披露王映霞曾为戴笠堕胎
上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郁达夫全家也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作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他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可信。
在报纸上互揭伤疤，最终分手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至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
郁达夫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颜面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骗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上演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希望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