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8月，英国专使额尔金和法国专使葛罗率领英法联军2.5万人并173艘军舰大举侵华。联军从北塘登陆，8月24日占领天津，京师门户洞开，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被迫率军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面对这一危局，咸丰皇帝派怡亲王载垣等前往张家湾与联军议和。正是在此，一个英军翻译出身的谈判代表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
是翻译还是主谋？
这个翻译名叫巴夏礼，是个中国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就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此后在厦门、上海、福州英国领事馆里当翻译。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巴夏礼就极力鼓吹对华用兵。1856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巴夏礼还一度担任代理广州领事，在广州风光一时。
对于清政府而言，巴夏礼早就臭名昭著，在他担任代理领事期间，清廷就将其以重要人物对待，两广总督黄宗汉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称，“不去巴夷，粤难未已”，并且公开悬赏捉拿巴夏礼，“生擒巴夏礼者，（赏）数万，杀毙者，数万”。等到英法再次北上，巴夏礼又不断出现在交涉场合，表现傲慢，言辞狂悖，使得咸丰和前方谈判大臣认定，巴夏礼就是英法联军的“谋主”。
这一判断给了清廷主事者一个“误导”，即一旦谈判破裂，可以擒贼先擒王，一举拿下这个“谋主”，从而在战与和上处于有利位置。正如怡亲王载垣所言，巴夏礼不仅善于用兵，而且“各夷均听其指使”，一旦巴夏礼被擒拿，“该夷兵心必乱”，那么“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9月14日，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巴夏礼提出，在正式条约签订、双方换约的时候，必须向咸丰皇帝当面递交国书。这一要求的提出，恰恰挑战清廷的底线。理由很简单，以前中国的皇帝接见外邦，使臣都是三跪九叩，山呼万岁。现在英法公使觐见，不仅不跪叩，只怕还要逼迫皇帝接受西洋礼节，这对于天朝皇帝而言情何以堪，这是莫大的屈辱。
于是，冲突无法避免，清军方面不仅终止谈判，而且一举拿下巴夏礼及英法人员39人。擒拿巴夏礼并没有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描写的那般戏剧，在电影里，僧格林沁跟巴夏礼摔跤，将后者抛进水池。现实是，他干脆利落地将巴夏礼擒拿羁留。
满城找人译夷文
擒拿巴夏礼后，英法联军没有像清廷预想的那样乱作一团。相反，对于清廷这一严重违反西方国际公法的行为，英法联军决意向北京进军，加以惩罚。9月17日当天，双方在张家湾交战，清军败退。9月18日，在八里桥，双方展开最后决战。尽管清军人数众多、作战英勇，但面对武器、战术先进的英法联军仍然一败涂地，三万余人伤亡过半，僧格林沁只率领数骑逃脱，英法联军声称己方只有12人阵亡！经此一战，北京彻底暴露在英法联军的炮口之下。
这时，清廷方面又想起巴夏礼，据说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的头按下让其叩头，并要他写信使英法联军退兵。巴夏礼辩称自己只是一名翻译，但清廷方面无人相信。在兵败不止的局势下，清廷官员转而好好款待巴夏礼，目的仍然是让其修书退兵。
不知是揶揄还是故意，解释不清的巴夏礼同意写信，但条件是只写英文，不写中文：这让清廷官员心生疑惑，因为只写英文的话，谁也不知道巴夏礼书写为何？偌大的北京都很难找到通晓英文之人。不得已，只得作罢。
后来，主持议和的恭亲王奕对巴夏礼重礼相待，终于使得巴夏礼立场松动，同意写中文信件。但巴夏礼及其随员动了心思，在中文信件之后，书写了一串洋文。据《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记载，为了防止被清廷方面知晓，巴夏礼特地用印度文书写。结果，清廷方面对这一串洋文大为头痛，当时参与其事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这种苦恼：“（该信）旁写夷字一行。不知何语也？”
为了保险，清廷四处搜索通夷文之人，后来查知密云县县丞黄惠廉能识夷文，于是要其火速进京，等将夷文翻译之后，再做打算。
英军报复洗劫名园
黄惠廉是否知晓印度文不得而知，因为巴夏礼的信件在写就第二天就交到联军方面，现在看应该是情势所迫，清廷方面明知有风险也顾不上了。巴夏礼的印度文明确说明，信件是清廷迫使所写，并说毋以被拘人员为念，一意进兵。这对其后局势的发展肯定有影响。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巴夏礼用中文写的信，但在旁边有英文字数行。当时朝中无人认识英文，所以不敢将信发出。后听说天津有一广东人黄惠廉识英文，奕连忙将他寻来，经他辨认，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区区几行“夷字”，因满朝无人能识，延宕多日，以致影响战和大局。
事实上，清廷只怕对于夷字还有英文与印度文之别察觉不多，谈判大员风闻黄惠廉知晓夷文，至于是哪一国之夷文，并没见其特别询问。这可以说是病急乱投医。
10月8日，危局下的清廷不得不释放巴夏礼等八人，其后被扣押的英法人员陆续被放回。但据英法方面记载，39名被扣人员这时候活着的只有19名，其余诸人都受折磨或生病死去。于是，英法决定“惩罚”清政府和咸丰皇帝。接下来的事件广为人知，10月18日，3000余英军在圆明园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