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约72年的时间。晚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为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军事变革是萌发最早的一个领域，是中国人迈出古代传统、走向世界的一份记录。
笔者认为，晚清这场军事变革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变革萌芽时期（19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局部变革时期（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全面变革时期（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清王朝灭亡）。这场军事变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却未能完成其“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一份值得珍视、可供借鉴的历史遗产。
缺乏忧患意识致使清王朝错失两次战略机遇期
天朝大国从上到下毫无忧患意识，临近历史岔路口而不觉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至少在表面上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据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统计，清王朝的GDP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都以生存于天朝大国而自豪，从上到下都毫无忧患意识可言。魏源在《圣武记》所描述的天朝大国“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正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傲慢心态。
然而，当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之时，东西方正进入历史的岔路口。
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开始了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开始掀起工业革命浪潮。
工业革命作用于军事领域的直接成果，便是先进武器的大量生产与不断改进。为与此相适应，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依靠逐渐近代化的军队，欧洲列强掀起了掠夺世界的战争狂潮。
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列强从南北两个方向，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中国以南，英国越过南亚挺进到东南亚，并开始窥视中国。1808年，英国军舰攻打澳门炮台；1824年，英国的船只在台湾沿海游弋、测绘。在中国以北，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扩占西伯利亚，并逐渐向太平洋挺进。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带着欧洲最新的科技、军事成果来到中国。马戛尔尼前后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蒸汽机、地球仪、英国最先进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赫歇尔望远镜、秒表等几百件先进的科技或军事成果。
当时，虽然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与西方相差两百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但经济上比较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正是应该接纳西方先进文明并着手进行变革的最佳历史时期。
但是，清廷对这些礼物不屑一顾，或者仅仅作为珍品、玩具收藏，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科技含义及军事价值，从而失去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遇期。就像马克思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鸦片战争的失败没有唤醒昏昏沉睡的清王朝，使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再被延误了整整20年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东西两个帝国发生正面大碰撞，揭开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序幕。
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英国远征军前后有两万人左右参战，清王朝却先后调集十万左右的军队参战。清军几乎每战必溃，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7名总兵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而英国远征军在鸦片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却只有约500人，其中真正阵亡人数还不足百人。
面对中英双方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对中国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标志着在英国大炮的逼迫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
然而，尽管历史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机会，但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觉醒。他们认为战争起因是外交处置不当引起的偶然事件，没有认识到这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必然趋势，也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双方全方位的差距造成的，而是把战争失败原因归结为“前线将领指挥不力”。
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本来极为丧权辱国，但清王朝统治阶级竟然称之为“万年和约”：一方面天真地以为签了和约就太平无事了，一方面竟然希望屈辱的条约保持万年不变。
因此，鸦片战争结束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清王朝自上而下继续在麻木与愚昧中昏昏沉睡，以至于晚清军事领域的真正变革，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真正开始，使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再被延误了整整20年。
近代历史学家蒋廷黻曾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塑造军民尚武气质推动晚清军事变革
甲午战争使晚清军事变革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 “尚武”是当时人们一种很朦胧和模糊的认识和提法，实际上它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崇尚武力，还包含了国防意识、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等等。
“尚武”在各国的军事变革中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传统上“重文轻武”的中国来说，却是当时军事变革中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天朝大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
但是，过去被中国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却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因此，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刺激相当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不甘心，败得不光彩”。
悲痛之余，人们开始全面、长久的反省与思考，内容涉及装备技术、军事体制、战略战术、官僚体制、偶然因素、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从此，晚清军事变革开始超越物质层面，进而从政治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军事落后、战争失败的根源，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所谓“变道”，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政治上的主题是“变法”，文化上的主题是“尚武”。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很多中国人奔赴日本学习、考察，探求中国失败之因或进步之路。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到一万人左右，其中军事留学生约占20%左右。这批学生到日本之后，感觉到了中日文化的强烈反差。他们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国民国防意识淡漠、军人战斗精神缺乏、长期“重文轻武”文化传统是其中重要原因。
当年，梁启超看见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场面非常热烈。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中为新兵题写的标语——“祈战死”。梁启超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何相反之甚耶！”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中国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主战”观点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反抗极其艰难。但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该誓死抵抗，不应该苟且偷生。中国虽落后，但地广人多，只要前仆后继，坚持到底，最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既走一条“抗击—坚持—胜利”的道路。“和戎”观点则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以武力反抗必遭失败，求和是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真正“爱国”，而主张抵抗则是不负责任的“蛮干”。因此，最为明智的策略是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侵略者签订和约，然后集中全力搞军事近代化，等赶上西方以后再跟他们较量。即走一条“和局—自强—御侮”的道路。
但是，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史的考察，很多人意识到，以“和”为主的策略根本不能保证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因为“和戎”道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积贫积弱的中国，靠什么来争取和局？
最初，晚清统治者采取签订“和约”的方式，希望通过有限度地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和平。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每次大量主权或经济利益的损失，换来的是帝国主义更大的贪婪、更大的侵略。最初仅仅只有英国侵略中国，后来沙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接踵而至，最后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人们，虽然轻易动武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等到发展起来再进行反击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强军大兴，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国学者鲍威尔曾说，晚清时期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军人地位低下，军事职业缺乏吸引力，军队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而军人素质的低下，又是军队战斗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军人地位，塑造一个掌握近代军事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军事近代化注入了生机和动力。
三是倡导兵魂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魂安在乎》一文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当变革社会需要一种震撼国民心灵以激发民族奋进的力量时，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与军人形象往往成为合适的选择。当时的有识之士试图以尚武爱国的“兵魂”作为陶铸国魂的基石，再通过全民尚武的环境来进一步塑造兵魂，从而使兵魂国魂相互激荡、互相促进，形成朝气蓬勃的国民性格。
四是加强国民教育。一些知识分子把“尚武”精神遗失归为教育问题。蔡锷曾翻阅日本小学生课本，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爱国尊皇、海陆战事、军舰炮弹等方面内容，其用意在于“养成其（指学生）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当学生正处于“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却天天“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
在爱国尚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民教育有了很大变化。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浅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戎穷边、出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格其纪律，而尤时时勗（同“勖”）以守秩序、养成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学生要求着制服，其式样系仿军服而成，军事训练甚至包括进行步枪实弹射击等课程。
当时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尚武强军思潮，对晚清军事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尚武为核心的军事精神，诸如勇敢善战、诚实无欺、守纪服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逐渐蓬勃发展起来，一些军人开始摆脱自卑，军人这个职业得到广泛的社会尊重。
这个阶段，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军事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判断逐渐提高，为军事近代化变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也对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军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大多数军人包括普通国民，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强化军队和武力的地位与作用，缺乏进步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基础，也没有先进的理想和信仰作为引导，从而导致这场军事文化的变革未能全面、彻底、健康发展，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后来出现的军事强人拥兵自重、军阀混战现象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各方利益处理不妥导致军事变革效果受损
保守派改革派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清廷不排解反利用矛盾进行牵制 美国史学家杜普伊曾说：“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飞黄腾达的。”
晚清军事变革反对派的思想之所以保守，固然是由于其观念落后，同时也在于他们是旧体制的受益者。当时，传统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早已习惯弓马骑射，按照近代化的标准，首先需要整顿的就是他们。
洋务运动期间的军队编制体制变革之难，就因为要打破大大小小旧军人的铁饭碗。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保守派总要跳出来设置障碍，导致一些改革进行不下去。
同样，军事改革派的思想之所以先进，固然因为思想观念超前，或者有理想和信仰，具有爱国爱军情怀，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是新体制或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受益者。像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人物，通过训练军队、购买武器、开办军事工业，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极大扩张。这些内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晚清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甚至整个面貌。
由于新旧军事体制的转换，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给这些人找到合适的出路，尤其是没有安置好那些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在清朝兵制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大量湘军、绿营士兵因被裁减后缺乏相应安置措施而流入社会，后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里曾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两者比较起来，有时后者更为重要。
同时，如果改革者得不到军事体制转型带来的实惠，军事变革也很难持续向前推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利益驱使，就没有持久的改革动力。
但是，一旦军事变革成为一个利益大蛋糕时，军事变革局面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分散性。
在晚清，由于改革派从本利益集团出发，相互拆台，各领域很难形成联合。无论是训练新式军队、创办陆海军学校，还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都是各自为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但不努力消除这些问题，有些时候还故意制造矛盾，以便于自己扶植一派牵制一派。
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去世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使之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清廷采用的这种“平衡”，严重影响了军事变革的顺利发展。
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致使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取得应有的系统效应。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得到平衡兼顾，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突破“瓶颈” 在晚清，无论是洋务运动期间还是“新政”阶段，军事改革的参与者往往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在军事变革过程中，从慈禧太后到许多封疆大吏，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打造出一直新式的八旗部队”。但是，当军事变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时，这些人往往变得犹豫不决，甚至转化为变革的否定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任何一场军事变革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
马克思关于利益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
现在很多人引用马克思这段话的时候，断章取义，只引用前半部分，不引用后半部分。马克思的本意是：一个人为利益而奋斗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利益不仅有个人利益，还应有集体利益，应该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起来。
因此，一场军事变革的兴衰成败，不仅在于军事变革的参与者是否有魄力挑战保守派的利益，有智慧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进而营造出一种个人利益服从军队利益、国家利益的时代氛围。
总之，军事变革中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不足为奇，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个“瓶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既能打破旧体制，又能避免社会震荡；既能防止利益不均衡，又能防止改革不集中；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军队利益，又能照顾到个人利益，等等。只有突破这些困局，军事变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